如果想了解19世紀的法國社會，千萬別錯過司湯達的作品。
司湯達作為法國19世紀文學史上兩個最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之一（另一個是巴爾扎克），其筆下的《紅與黑》開創了19世紀現實主義小說的先河。
《紅與黑》是一個什么樣的故事？
小說的故事發生在1825年弗朗什－孔泰省的維里埃爾小城。市長德·雷納爾挑選了鋸木廠老板的兒子于連當家庭教師。于連獲得市長夫人的好感，她沒有享受過愛情，逐漸愛上了這個漂亮的小伙子，成了他的情婦。他們的關系終于隱瞞不住。在西朗神父的安排下，于連來到貝尚松的神學院，很快獲得院長彼拉爾神父的信任。院長為于連謀得德·拉莫爾侯爵秘書的職務。于連的高傲喚起了侯爵女兒瑪蒂爾德的好奇心，于連設法把她勾引到手。侯爵似乎無路可走，給了于連稱號、軍階并應允他和自己女兒的婚事。這時，德·雷納爾夫人在教士的唆使下揭露了于連。于連憤怒之極，回到維里埃爾，開槍打傷了她。于連被捕之后，萬念俱灰，在法庭上怒斥統治階級，被判處上了斷頭臺。三天后，德·雷納爾夫人也離開了人世。
《紅與黑》的最迷人之處也許是塑造了于連這個形象，這個個人奮斗者是世界文學中一個不朽的藝術典型。 于連的性格是多元多層次的，強烈的自我意識則是他性格中的核心成分；自我意識在環境的作用下，產生出平等觀念、反抗意識和個人野心。于連個性剛強，充滿激情，富有毅力。他雖然表面長得文弱，但是“心里竟藏著寧可死一千次也要飛黃騰達的不可動搖的決心”。外表和內心的強烈反差，是于連形象的一大特點。但有毅力，敢于行動，是他的主導方面，猶豫不決是暫時的，最終要被他的決心所克服。在他的思想深處，他具有強烈的平民意識，對貴族的趾高氣揚懷著深深的抵觸情緒。于連不堪忍受父兄的打罵，幾次想離家出走，表現出對獨立人格的渴求。他父親讓他到市長家當家庭教師時，他回答：“我不愿當奴仆”，“要我和奴仆一起吃飯，我寧肯死掉”。當市長把他當仆人一樣訓斥時，于連眼里露出復仇的目光，憤然回答說：“先生，沒有你我也不會餓死。”為了報復市長，他在夜晚乘涼時，握住了市長夫人的手。他占有市長夫人以及后來要征服瑪蒂爾德的行動也有著這種報復和反抗意識。在于連看來，這是他應做的“責任”，這種“責任”意識正是復辟王朝時期小資產階級青年受到壓制后不滿情緒的流露。拿破侖給予平民以飛黃騰達的機會，如今這種機會一去不復返了。但是，像于連這樣有才能的平民青年如同種子要發芽一樣，仍然要尋找向上爬的機會。他看到主教的豐厚收入，便想到當教士，于是背誦《圣經》，愿到神學院去，忍氣吞聲想適應那里的生活。他看到侯爵能讓他改變平民的命運，便甘心為他效勞，不再反抗了。個人野心支配著他的一切行動。直到他發現貴族階級對平民存在根本的敵視以后，又恢復了反抗精神，寧死也不肯妥協。于連的多變反映的是復辟王朝時期謀求個人奮斗的平民青年的特點。于連的個人奮斗往往被看作是一個野心家的行為。一方面，他要向上爬，像泰納所說的“并非他想炫耀奢華和享受，而是他想擺脫屈辱和窮困帶來的附屬地位”；另一方面，既然是野心家，他是沒有什么政治準則的。虛偽是他改變命運的手段：“虛偽是我爭取面包的唯一武器。”為達目的，他可以給極端保王派充當秘密信使，這時，他與自己所反對的貴族階級同流合污了。于連是一個具有雙重人格和雙重精神的人物：他既有反抗精神，又很容易屈服；他既憎恨貴族的卑劣，又不憚玷污自己的雙手；他既看重別人的善良正直，又信奉虛偽的道德觀；他既崇拜拿破侖，又能隨意改變自己的奮斗方向，走一條截然相反的道路；他既熱衷于向上爬，又憤然選擇了死亡，不肯向卑污的現實讓步。這種雙重性構成了于連性格和思想的復雜性。這個形象的豐富性也標志著司湯達的小說藝術所達到的高度成就。
接下來，讓我們一起了解巴爾扎克筆下的《高老頭》。
故事發生在1819年末至1820年初的巴黎。在偏僻街區的伏蓋公寓，聚集了各種人物。落魄的高老頭為兩個女兒還債而被榨干了。窮大學生拉斯蒂涅羨慕上流社會的奢侈生活，一心想向上爬。苦役監逃犯伏脫冷企圖利用泰伊番小姐的婚姻大賺一筆，他的秘密被老小姐米旭諾和波阿萊使計探知，由警察逮捕歸案。此時，拉斯蒂涅的表姐鮑賽昂子爵夫人情場失意，舉行了告別上流社會的盛大舞會。高老頭受到女兒的催逼而中風，在痛苦中死去，只有拉斯蒂涅為他料理后事。
《高老頭》淋漓盡致地揭露了金錢的統治作用和拜金主義的種種罪惡。 這在高老頭和他的兩個女兒的故事中得到集中的表現。高老頭是個靠饑荒牟取暴利而后發家的面條商，他把自己的全部感情都放在女兒身上。大女兒仰慕貴族，高老頭讓她成了雷斯托伯爵夫人；小女兒喜歡金錢，高老頭讓她當了銀行家紐沁根的太太。最初高老頭在女兒家里受到上賓待遇，隨著他的錢財日益減少，他的地位也就每況愈下，最后竟被閉門不納。高老頭的遭遇體現了社會的世態炎涼。社會教育和社會風氣敗壞了高老頭兩個女兒的心靈，他有錢的時候，她們喊他好爸爸；他沒有多少錢了，她們便怕別人看出他們之間的父女關系；等到榨干了他的錢袋，他便像被擠干了汁水的檸檬一樣被她們扔掉。高老頭臨終時渴望見到女兒一面，她們卻托辭不來。高老頭終于明白過來，她們愛的只是他的錢。他悲憤地喊出：“錢能買到一切，買到女兒。”高老頭是拜金主義的犧牲品。巴爾扎克以高老頭的父愛，襯托出金錢敗壞人心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他死前的長篇獨白是一份深沉有力的控訴書：“把父親踩在腳下，國家不要亡了嗎？”這是對現實社會赤裸裸的金錢關系發出的憤怒譴責。
金錢還腐蝕了大大小小的人物：整個社會從上到下都以不同的方式向金錢頂禮膜拜。 伏蓋太太看中高老頭的錢財，做起了黃金夢；伏脫冷出手闊綽，她又生再醮的念頭；她連死人也不放過，高老頭入殮時，她狠狠地敲了拉斯蒂涅一筆竹杠。這個人物就像她經營的包飯公寓一樣，渾身發出庸俗酸腐的臭氣。米旭諾和波阿萊為了得到3000法郎，當了官方密探的走狗。銀行家泰伊番為了使自己的產業世代相傳，不認他的親生女兒，怕她帶走一筆陪嫁，把她趕出家門。雷斯托伯爵設下圈套，讓妻子為情人還債，賣掉鉆石項鏈，然后限制她的行動，逼迫她把全部財產交給他。紐沁根則借口經營地產，要挪用妻子的陪嫁，最后占有了這筆財產。高老頭死后，兩個女婿不聞不問，只派出兩輛有爵徽的空車跟隨柩車到公墓……
也許，沒有哪一個諷刺作家能像巴爾扎克這樣寫盡隱藏在金銀珠寶底下的丑惡了。
福樓拜作為19世紀的法國作家，自然不能錯過他筆下的《包法利夫人》。
《包法利夫人》它敘述了法國一個平民女子的悲劇命運。 故事發生在魯昂附近的村鎮上。農莊主之女愛瑪嫁給了鄉村醫生包法利，丈夫的平庸使她感到愛情理想破滅。尤其在參加了一次侯爵家的舞會以后，她因想入非非而郁郁不樂。包法利為了愛瑪的健康，移居永鎮。這個小城同樣庸俗不堪。在農業展覽會上，愛瑪受到地主羅道耳弗的引誘，不久即遭他的遺棄。愛瑪轉而尋找書記生賴昂鬼混，再遭到拋棄。愛瑪在偷情的生活中用盡家產，在走投無路之際吞砒霜自盡。
愛瑪的悲劇是對法國當時社會卑污得令人窒息的現實的深刻揭露。 愛瑪天生麗質，她的父親為了讓她接受上等教育，把她送到修道院去，她卻受到不良影響，養成了向往上流社會糜爛生活的思想和愛幻想的習慣。她一旦同社會接觸，這兩個方面便如蠅逐臭地發展起來，而作為催化劑的條件就是平庸的現實。起初，她從侯爵的舞會看到了巴黎社交生活的縮影：尋歡作樂的上流人士，荒淫無度的老貴族，傳情遞信的貴婦，都令她嫉羨不已。道特是個毫無生氣的村莊，不可能給她提供歡歌燕舞的場面。到了稍大一點的永鎮，情況有所不同了。情場老手羅道耳弗來往于大城市和永鎮之間，是個見過世面的人物。他看穿了愛瑪渴望的是什么，便乘虛而入。失足的愛瑪從此不可遏止地走向墮落和毀滅的道路。在這個過程中，愛幻想的習慣也變本加厲地發展起來。她把愛情想象為“一只玫瑰色羽毛的巨鳥，可望而不可即，在詩的燦爛的天空翱翔”，認為“愛情應當驟然來臨，電光閃閃，雷聲隆隆，仿佛九霄云外的狂飆，吹過人世，顛覆生命，席卷意志，如同席卷落葉一般，把心整個帶往深淵”。這種不切實際、想入非非的品性被稱為“包法利主義”。它與愛瑪這個形象結成一體，成為文學上的一個專有名詞。“包法利主義”是平庸卑污的現實和渴望理想愛情、超越實際可能的幻想相沖突的產物。作為一種精神現象，它是七月王朝和第二帝國時期享樂生活盛行的惡濁風氣孕育而成的。福樓拜對此持譴責態度。小說寫到愛瑪在同賴昂的通奸中感到膩味，卻仍然把他當作理想伴侶，給他寫情書，情愫十分低下，就是明顯的一例。不過，福樓拜對愛瑪的悲劇命運仍然抱有深切的同情。她死后被世人指責，但那些無恥之徒－勒樂、羅道耳弗、賴昂、郝麥，卻左右逢源，步步高升，位尊譽滿。這個結局飽含了福樓拜對現存社會憤怒的斥責。福樓拜說過：“就在此刻，同時在20個村莊中，我的可憐的包法利夫人在那里忍受苦難，傷心飲泣。”顯然，福樓拜基本上把愛瑪（包法利夫人）看作受侮辱受損害的女性。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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