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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是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動能。2025年國務院召開做強國內大循環工作推進會，會議特別指出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簡稱“兩新融合”）是現階段做強國內大循環的重點之一。我國積極推進“兩新融合”發展，但仍面臨科技供給質效不高、產業轉化路徑不暢、金融支持體系不健全、相關人才不足等矛盾。本文在剖析現狀、梳理問題的基礎上為構建更具活力的創新生態、進一步促進“兩新融合”提供思路建議。  科技創新基礎與能力日益增強 近年來我國綜合創新能力不斷增強，各項指標穩步提升。《國家創新指數報告2024》顯示，我國綜合創新能力排名已從2012年的第20位提升至2024年的第10位，企業創新能力排名第9位；三方專利數量占全球總量的比重提高至10.4%，排名世界第3位。 “卡脖子”問題得到緩解，國產技術自給率顯著提升。截至2024年末，我國已攻克21項“卡脖子”技術并實現產業化。多項關鍵產品和關鍵設備自給率顯著提升，例如芯片自給率達30%，高端機床核心零部件自主化率達85%，醫療設備整體國產化率達67%。 創新載體不斷健全，有力支撐前沿產業發展。針對量子科技、6G通信、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數十個前沿領域，累計部署8個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和91個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建成6個國家實驗室及96個大科學裝置。 科技成果轉化規模與效率不斷提升 科技成果轉化規模持續擴大。截至2024年，我國已建成三大國家級技術交易所、12個國家技術轉移區域中心及420家重點技術轉移機構，擁有高校院所專職技術轉移人員超1.7萬名，與企業共建研發轉化平臺近2萬家，高新技術企業達46.3萬家，形成覆蓋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新材料等前沿領域的26個全球百強科技創新集群，數量居全球首位。技術合同成交額達到6.8萬億元，同比增長11.2%，連續8年保持兩位數增長。 科技成果轉化效率穩步提升。2024年，我國發明專利授權量達104.5萬件，同比增長13.5%，高價值發明專利擁有量達197.8萬件，占比突破40%，企業發明專利產業化率提升至53.3%。 “兩新融合”的環境持續優化 多部門制度創新，構建政策保障體系。國務院完成《專利法實施細則》修訂，并于2024年1月正式實施，新增專利權期限補償、開放許可等條款，強化知識產權全鏈條保護。科技部、財政部同步修訂《國家重點研發計劃管理暫行辦法》，建立快速響應機制，推動科技成果“實戰化”轉化。海關總署、國家稅務總局等四部門聯合編寫《我國支持科技創新主要稅費優惠政策指引》，對各類創新主體實施稅收減免。 各地區發揮資源稟賦優勢，因地制宜營造“兩新融合”生態。三大核心產業帶憑借要素集聚與制度創新，在前沿領域形成全國性創新高地：京津冀三地同步出臺《關于推進京津冀協同創新共同體建設的決定》，建立跨區域人才職稱互認制度與科技創新券合作機制，促進技術、資金等要素自由流動；長三角九城市聯合發布《促進長三角G60科創走廊創新要素自由流動和高效配置的若干舉措》，積極探索打通知識技術、數據、人才、資本等創新要素的跨區域流動壁壘；廣東省啟動《粵港澳大灣區專項立法計劃》，涵蓋氣象合作、軌道交通、人工智能產業促進等領域，為要素流動提供法治保障。各省依托資源稟賦與產業基礎形成特色發展路徑，例如陜西省依托110余所高校及1800余家科研機構的科技人才優勢，憑借“技術經理人”模式，讓兼具備技術評估和知識產權商業化能力的復合人才負責科技成果產業化，彌補產業不足；山東省作為傳統工業大省，頒布《科技創新引領標志性產業鏈高質量發展實施方案》，聚焦裝備制造、化工、能源等優勢產業，通過產業鏈整合與跨區域協同，實現聯合攻關和整體技術升級，帶動產業從“規模優勢” 向 “技術優勢”跨越，強化科技弱項。 支持“兩新融合”的金融體系初具雛形 中央政府構建多層次金融支持體系。財政領域，國家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重點支持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前沿領域成果轉化，帶動社會資本投入強度達1∶3.5。股權融資領域，證監會出臺科技企業“16條”，明確將符合國家戰略的硬科技企業作為科創板優先支持對象，科創板累計為科技企業融資超萬億元，支持577家硬科技企業上市。債權融資領域，央行聯合證監會完善科技創新債券制度體系，支持金融機構、科技型企業、私募及創投機構發行科技創新債券，引導資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2024年科創債發行規模達6100億元，累計突破1.2萬億元。保險領域，國家知識產權局與人保財險簽署協議，構建知識產權全流程保險產品體系，推出專利實施失敗費用損失保險、海外維權保險等創新產品。截至2024年，我國保險業為科技領域提供風險保障約9萬億元。 地方政府形成差異化金融政策創新實踐。例如四川省根據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協同發展戰略，制定《四川省現代化產業發展融資風險補償資金池管理暫行辦法》，政策聚焦電子信息、裝備制造等川渝共建產業，通過跨區域風險共擔機制降低企業融資門檻；湖南省為推動稀貴金屬產業集群高質量發展，針對稀貴金屬產業“原料依賴高、環保風險大”的特點，試行“白名單”簡化審批，提供政策性融資擔保額度緩解小微企業融資約束，并投入專項資金支持技術攻關。 科技供給強度與質效仍待有效提升 盡管我國綜合創新能力躋身世界前列，但關鍵領域與世界一流水平仍存在差距。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整體研發投入仍需繼續提高。2024年我國企業研發投入強度（排名第18位）、研究人員占比（排名第16位）、知識產權收益（排名第20位）等指標相對滯后。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研究開發強度只有1.41％，遠遠低于發達國家2.5％~4％的水平。我國企業研發投資占全球總量的7.2％，遠低于美國（38.6％）、歐盟（27％）、日本（14.4％）。2024年基礎研究經費為2497億元，占全社會研發經費的比例為6.91%，但與主要發達國家12%~23%的比例相比仍有明顯差距，且企業投入在我國基礎研究總體投入中占比偏低。 整體研發質量需在補短板上加速提升。我國核心技術攻關仍存在顯著短板，比如高端數控機床國產化率僅6%，五軸聯動機床核心部件進口依賴度超70%，精密絲杠、導軌等關鍵組件國產化率不足15%。計算機輔助設計（CAD）、計算機輔助工程（CAE）等研發設計類工業軟件市場80%的份額被德日企業壟斷。國際標準制定方面，中國主導的技術標準占全球總量不足8%，尤其在高端制造、生物醫藥等領域話語權較弱。 整體研發效率需著力優化提升。雖然我國創新投入持續增加，但是資源配置效率有待提升，企業研發經費與工業增加值之比全球排名第18位，中小企業研發投入顯著弱于頭部企業，研發投入對產業升級的邊際效益遞減，部分領域存在重復投資、低效研發現象。 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之間仍有脫節 雖然2024年我國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投入超3萬億元，比2023年增長8.3%，投入總量穩居世界第二位，但是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不足30%，與發達國家70%的水平存在顯著差距。 一是工程驗證環節存在短板。作為科技成果產業化的“驚險一躍”，中試環節面臨平臺缺失、資金不足、風險分擔機制不完善等問題。我國省級以上中試平臺僅800余個，60%集中在長三角、珠三角，中西部省份平均不足10個；新能源、生物醫藥等新興領域覆蓋率不足30%。 二是產業化商業化困難。場景開放與技術驗證滯后，新技術商業化依賴真實場景驗證，然而公共場景資源開放不足且需求挖掘不深，制約技術迭代。比如深圳坪山某無人駕駛技術團隊雖通過校企合作完成實驗室研發，但因缺乏城市級智能交通測試場景，關鍵算法迭代滯后，項目商業化周期延長。 三是產學研協同創新體系需進一步完善。高校側重學術成果，企業聚焦市場效益與技術落地，導致科研供給與產業需求錯配，而且跨主體信息共享存在壁壘，技術路線主導權爭議易引發合作分歧，形成“重項目合作、輕深度協同”的表面化協作局面。 利于“兩新融合”的金融支持體系還有待完善 早期創新資本形成機制薄弱，“兩新融合”初始動能不足。2024年，我國創業投資對種子輪和天使輪項目的投資占比僅為15%左右，大量具有潛力的早期科技項目因資金短缺而面臨發展困境。政府引導基金對早期項目的風險容忍度不足，社會資本與財政資金協同機制尚未有效建立，形成“政策資金撒胡椒面、市場資本搭便車”的困境。 耐心資本長效配置體系缺位，制約“兩新融合”可持續進行。截至2024年，我國外資長期資本加速退出，私募股權市場募資規模同比下跌19.57%，其中美元基金募資額較2021年銳減96.5%。保險資金進入權益類市場的積極性不高，相關資金配置權益資產比例僅12.8%，遠低于45%的規定上限。 債權融資期限與風險匹配失衡，“兩新融合”債務支持效能損失。銀行信貸過度依賴固定資產抵押，而科技企業專利、技術等核心資產的價值評估體系缺失，信用貸款門檻高；科技型企業研發周期與銀行貸款期限錯配，且風險分擔機制覆蓋不足，導致“有技術無資金、有需求無渠道”的融資梗阻。 支撐“兩新融合”的人才培養與評價體制仍需優化 產學研復合人才協同培養機制存在結構性斷層，尚未構建深度融合的人才培育生態。《2023智能教育發展藍皮書》指出，我國高校教材平均更新周期為5.8年，部分理工科教材內容滯后產業技術發展10年以上，教學內容與產業需求嚴重脫節。校企合作項目中，65%的項目周期短于3個月，且63%的中小企業缺乏標準化實訓平臺，難以實現深度協同。 科技人才評價體系仍未擺脫“唯指標”導向束縛，創新價值與貢獻度考核機制亟待重構。2024年科技工作者調查顯示，44%的受訪科技人才認為，以論文為主的評價標準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破“五唯”未完全落實到位。同時，基礎研究人才評價過度依賴論文發表，應用研究人才考核偏離技術轉化實效，對產業亟需的復合型、技能型人才缺乏針對性評價指標。 成果產權歸屬與收益分配制度存在壁壘，獎勵政策難以激活創新主體動能。科研成果權屬默認歸單位，企業獲取知識產權存在障礙；收益分配多采用固定比例，未體現研發、轉化等環節的動態貢獻差異；科研人員股權激勵、成果轉化獎勵等政策落實不足，“重論文輕轉化”導向抑制創新主體協同積極性。 構建科技供給強度與質效雙提升的動態賦能機制 一是加大研發投入力度，注重基礎研究。搶抓國家產業布局戰略機遇，建好用好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增加研發投入，提高研發投入相對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著力提高企業研發投入強度、研究人員占比和知識產權收益等指標，引導企業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優化基礎研究投入結構，逐步縮小與發達國家投入比例差距。二是全面提升整體研發質量。推動企業聚焦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加強原創性、顛覆性技術研發，深化制造業創新鏈深度和產業鏈上下游協同開發，以技術標準輸出為支點，在重點領域突破國際核心技術壁壘，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標準體系中的主導權。三是提升科技供給效率。堅持“四個面向”，聚焦戰略科技前沿、產業關鍵環節、國家重大需求及民生健康需求，建立重點領域科技研發需求清單，加快提升對重點行業領域發展的支撐能力，形成一批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科技創新成果。 統籌打通研用鏈條，破解科技成果轉化瓶頸 一是補齊工程驗證短板。加強國家級中試平臺網絡建設，根據區域產業特色統籌布局國家級中試平臺，形成覆蓋廣、功能互補的網絡體系。加大資金投入，支持購置先進設備，提升硬件水平。同時建立評估監管機制，定期考核運行績效，確保平臺高效支撐科技成果中試驗證。二是暢通產業化商業化路徑。鼓勵政府及國企率先開放應用場景，為新技術提供試驗示范。建立技術需求發布與對接平臺，促進科技企業與需求方精準對接。加強跟蹤評估應用場景試點效果，總結可復制模式案例，推動場景化應用廣泛開展。三是加強產學研創新聯合體機制建設。建立“鏈主企業牽頭+高校院所攻關+上下游企業協同”架構，聚焦產業鏈“卡脖子”技術聯合攻關，完善動態資源調配機制，促進科研設備、數據資源共享，通過法律協議明確技術決策、知識產權及收益分配規則，形成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深度綁定模式。 完善金融支持體系，強化“兩新融合”全周期資本供給 一是鼓勵投早投小，支持創新資本“育苗”行動。建立政府引導基金與社會資本協同的“接力式”投資機制，通過“母基金+直投”模式擴大天使投資規模，對國有創投基金實施生命周期考核，豁免單項目盈虧考核，建立盡職免責清單。對早期科創企業給予研發補貼、稅收優惠等定向支持。二是培育耐心資本，完善風險共擔與退出機制。進一步引導社保基金配置權益類資產，允許保險資金以更靈活的方式投資科技類公司。對于投資“兩新融合”領域的外資長期資本給予稅收減免，對投資失敗的項目給予一定比例的補償，降低投資者的風險預期。探索實物分配股權、基金份額質押等退出方式，打通“投資—退出—再投資”閉環，提升耐心資本流動性。三是優化債權融資機制，破解“兩新融合”債務支持效能困局。構建專利技術等無形資產動態估值模型，打破固定資產抵押依賴；開發與科技企業研發周期匹配的中長期信貸產品，建立彈性還款機制；健全銀行內部考核激勵機制，提高科技金融業務不良貸款容忍度，推動形成“評估—期限—風險”協同適配的債權融資生態。 優化人才培養和激勵機制，健全“兩新融合”創新價值評價體系 一是構建“科創+轉化”雙軌課程體系，搭建“實訓+孵化”實戰平臺。推動高校開設技術創新與產業運營跨學科專業，設置科技成果商業化、產業需求洞察等必修課，引入企業導師參與課程設計，實施學術導師與產業導師雙導師制，強化從技術研發到市場應用的全流程思維培養。依托國家技術轉移中心、企業產業研究院等載體設立復合型人才實訓基地，通過項目路演、商業建模、落地執行等全鏈條實踐提升相關人才技術產業化操盤能力。推動企業從“用人者”向“聯合育人者”轉換，實現人才培養與產業發展同頻共振。二是建立創新“成果轉化導向”評價機制。將技術轉化成效納入科研人才考核核心指標，允許以技術合同金額、孵化企業估值增長、專利產業化效益等替代部分學術成果要求，對成功實現科技成果轉化的團隊給予職稱評審加分、創業扶持基金等政策傾斜，破除“重理論輕應用”導向，扭轉“重論文輕應用”評價導向。三是完善成果權屬與收益分配體系。允許科研單位自主處置轉化形成的國有資產，探索“先確權后轉化”模式，賦予科研團隊部分成果所有權；收益分配引入動態機制，按研發、轉化、風險等環節貢獻差異化分配，對早期技術驗證平臺給予專項補貼，通過稅收優惠、股權獎勵激勵科研人員主導轉化。 作者簡介： 周曉陽，西安交通大學管理學院教授，改革試點探索與評估協同創新中心智能經濟與管理研究室主任；龐博文，西安交通大學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朱佳雯，西安交通大學改革試點探索與評估協同創新中心副研究員。 原文發表于《現代金融導刊》2025年第6期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新形勢下全球供應鏈中斷風險研判與應對策略研究”（22&ZD132）階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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