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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深入剖析傳統經濟學中內生變量與外生變量區分的理論基礎與實踐應用，揭示其在復雜經濟現實面前的局限性。通過系統回顧相關理論文獻闡述了該區分方式在理論構建與現實解釋中的不足，進而創新性地提出一種不依賴內生-外生變量劃分的全新經濟分析框架思路。新框架基于復雜系統理論，強調經濟系統要素的相互依存與動態演化，旨在突破傳統理論束縛，提升經濟學對現實經濟現象的解釋力與預測力，為經濟學理論發展開辟新路徑。 關鍵詞：內生變量；外生變量；經濟學理論；復雜系統；分析框架 一、引言在經濟學理論的漫長演進中，內生變量與外生變量的二元劃分始終扮演著基石性角色。這一方法論選擇源于古典經濟學對“科學簡化”的追求，經新古典經濟學的數學化處理得以系統化，并在宏觀經濟學的發展中不斷強化。按照薩繆爾森（Samuelson,1947）的經典定義，內生變量是模型內部機制決定的核心解釋對象，外生變量則作為給定條件構成模型的分析邊界。這種劃分通過隔離復雜因素、聚焦核心關系，為經濟學構建了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使其在解釋市場均衡、資源配置等基礎問題上取得了顯著成就。然而，這一曾經推動經濟學發展的方法論工具，在當代復雜經濟現實面前正逐漸演變為理論創新的桎梏，其局限性在經濟危機頻發、新興業態涌現的背景下愈發凸顯。 問題的緊迫性源于理論解釋力與現實需求落差大。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暴露主流宏觀模型缺陷，它將關鍵變量歸為外生沖擊，忽視與經濟系統內生互動，導致危機預警失效。數字經濟崛起使新現象難被傳統框架容納，經濟學解釋新興業態常理論失語。這些困境是因為傳統劃分簡化經濟系統復雜性，割裂變量動態關聯，阻礙對非線性互動機制探索，當經濟要素互動有網絡效應時，靜態二元劃分無法捕捉本質規律。 對該問題研究具深刻理論與現實意義。理論上，內生-外生變量劃分是經濟學機械論范式產物，與經濟系統動態演化屬性沖突，重新審視有助于推動經濟學分析從靜態均衡向動態演化轉型。現實中，全球性問題解決需整合多領域要素互動的分析工具，突破二元劃分局限的理論框架可為跨域問題研究提供方法論支撐，厘清變量互動機制能為政策制定者提供精準視角，避免政策失效。本文研究路徑遵循“理論分析-框架建構-意義闡釋”邏輯。首先，系統梳理內生-外生變量劃分的理論溯源，揭示其方法論根基與歷史合理性；其次，聚焦該劃分在復雜經濟現實中的結構性缺陷，結合典型案例論證傳統框架解釋力衰減；然后，借鑒跨學科成果，構建以“動態關聯-層級涌現”為核心的替代分析框架，提出新分析維度；最后，通過理論應用案例驗證新框架解釋力，闡明其對經濟學理論創新與現實問題解決的推動作用。 本研究的創新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維度：首先，本研究在科學哲學的框架內，首次系統性地論證了內生-外生劃分的范式危機，揭示了其機械論本質與經濟系統的有機性之間的根本性沖突，為理論的重構提供了堅實的哲學基礎；其次，本研究在方法論上進行了革新，提出了以網絡動力學和多主體仿真為核心的分析工具集，通過變量間的動態關聯強度取代了靜態屬性劃分，實現了從線性因果分析到非線性互動分析的范式轉變；最終，本項研究在理論整合領域，通過跨學科的融合，即復雜系統理論與演化經濟學的結合，構建了開放系統分析框架，有效應對了傳統理論在處理跨領域問題時的解釋力不足問題，為經濟學在面對現實挑戰時提供了新的理論支撐點。同時，回應了傳統簡化模型問題的核心：不在于“是否需要簡化”，而在于“如何進行簡化”。傳統模型通過“屬性劃分”進行簡化，而現實世界則需借助“動態關聯強度”的簡化方式，以更準確地反映實際情況。 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傳統經濟學中內生-外生變量區分的理論溯源與發展;第三部分是基于內生-外生變量區分的理論模型的局限性;第四部分是現有理論框架中內生-外生變量劃分的核心缺陷;第五部分是構建全新經濟分析框架的必要性與緊迫性;第六部分是不依賴內生-外生變量劃分的全新經濟分析框架構建;第七部分是新框架的應用場景與解釋力提升：第八部分是回應傳統模型的簡化必要性：簡化邏輯的升級而非否定：第九部分是研究結論及展望。 二、傳統經濟學中內生-外生變量區分的理論溯源與發展內生變量與外生變量的區分并非經濟學誕生之初就存在的理論構造，而是隨著學科范式演進逐步形成并系統化的方法論工具。這一劃分方式的產生、發展與修正，折射出經濟學在追求科學性過程中對“簡化現實”與“解釋現實”之間平衡的持續探索，其理論脈絡從古典經濟學的萌芽狀態，歷經新古典經濟學的系統化構建、宏觀經濟學的應用拓展，到內生增長理論的局部突破，呈現出清晰的演進邏輯。 （一）古典經濟學時期的萌芽：自然秩序下的簡化嘗試古典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奠基階段，雖未明確提出“內生變量”與“外生變量”的概念，但已蘊含著通過區分核心因素與環境條件來簡化分析的思想萌芽。這一時期的經濟學家深受啟蒙運動“自然秩序”理念的影響，試圖在紛繁復雜的經濟現象中尋找恒定的規律，而變量的選擇性聚焦成為實現這一目標的必要手段。亞當?斯密在《國富論》（Smith,1776）中對勞動分工與市場規模關系的經典分析，集中體現了這種早期思維。他將勞動分工效率提升、資本積累等視為決定國民財富增長的核心因素（具有內生屬性），而將政治制度、技術水平等視為影響經濟運行的“環境變量”（具有外生特征）。這種處理并非理論疏忽，而是基于18世紀物理學“隔離變量”方法的借鑒——通過固定次要因素，聚焦核心關系以揭示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 李嘉圖的理論進一步強化了這種簡化邏輯。在比較優勢理論中，他假設生產技術、要素流動性等條件不變（外生設定），僅分析勞動投入與產出的關系（內生變量），從而清晰論證了國際貿易的互利性。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則將土地肥力、農業技術視為外生約束，重點考察人口增長（內生變量）與糧食供給的動態關系。這些理論構建方式雖缺乏明確的方法論自覺，卻為后來的變量劃分奠定了思想基礎：通過設定分析邊界，將復雜現實簡化為可處理的理論模型。值得注意的是，古典經濟學的變量區分具有樸素的實用主義特征，尚未形成僵化的二元框架，這使其理論仍保留著對歷史情境的敏感性，如斯密對商業制度與經濟發展關系的關注，隱約體現了變量屬性的相對性。 （二）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系統化構建：機械論范式的移植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革命”標志著經濟學從古典時期的定性分析轉向定量分析，內生-外生變量的區分也隨之進入系統化、形式化階段。新古典經濟學派深受牛頓力學機械論范式的影響，將經濟系統視為可精確度量的機械裝置，變量間的關系被簡化為可通過數學方程表達的線性因果鏈，內生-外生的劃分成為這一范式的核心方法論工具。瓦爾拉斯（Walras,1874）的一般均衡理論堪稱這種系統化構建的典范，他通過聯立方程組將商品價格、產量等變量定義為內生變量（由系統內部方程求解得出），而將消費者偏好、生產技術、要素稟賦等設定為外生參數（模型的給定條件）。這種處理使經濟系統被抽象為封閉的數學系統，通過固定外生變量的取值，求解內生變量的均衡解，實現了經濟學“像物理學一樣精確”的學科理想。 馬歇爾（Marshall,1890）的局部均衡分析進一步完善了這一框架。他提出的“其他條件不變”（ceteris paribus）假設，明確將非研究重點的變量歸入外生范疇，從而聚焦特定市場的供需關系與價格形成機制。在馬歇爾的框架中，價格作為核心內生變量由供需力量決定，而消費者收入、生產要素價格等則作為外生變量構成分析背景。這種方法論選擇使新古典經濟學在微觀層面構建了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成功解釋了市場均衡、資源配置等基礎問題。但與此同時，機械論范式的移植也埋下了隱患：外生變量被視為靜態的“給定條件”，忽視了其與內生變量的動態互動；變量間的關系被簡化為線性函數，難以捕捉現實經濟中的非線性關聯。當經濟學家沉迷于數學模型的優雅時，理論與現實的距離已悄然拉開。 （三）宏觀經濟學領域的應用與拓展：政策導向下的邊界設定20世紀宏觀經濟學的興起，使內生-外生變量的區分從微觀分析擴展到宏觀領域，并與政策干預需求深度綁定，形成了具有鮮明實用導向的變量劃分邏輯。凱恩斯學派的理論構建率先展現了這種特征，為解釋大蕭條時期的持續失業現象，凱恩斯（Keynes,1936）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將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率等心理因素設定為外生變量，認為這些變量的波動會導致有效需求不足，而市場機制無法自動修復。這種外生設定為政府干預提供了理論依據——既然外生的心理因素會引發市場失靈，那么作為外生變量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就成為調節經濟的必要工具。在這里，變量的內外屬性劃分直接服務于政策主張，體現了經濟學“經世致用”的學科訴求。 新古典綜合派在整合凱恩斯理論與新古典微觀理論時，進一步強化了宏觀變量的劃分邏輯。希克斯（Hicks,1937）提出的IS-LM模型堪稱典范，該模型將利率、國民收入等設定為內生變量，而將政府支出、貨幣供應量等政策工具明確歸為外生變量，通過分析外生政策變量對內生經濟變量的影響路徑，為宏觀調控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框架。這種處理方式在戰后“凱恩斯共識”時期達到頂峰，經濟學家普遍認為，通過精準調控外生政策變量，可實現經濟增長與物價穩定的目標。然而，這種框架的局限性也隨之顯現：它將政策制定者置于經濟系統之外，忽視了政策本身與經濟主體行為的互動反饋——當企業和居民根據政策預期調整行為時，外生政策變量的影響效果將顯著偏離模型預測，這為后來的“盧卡斯批判”埋下了伏筆。 （四）內生增長理論對傳統區分的挑戰與突破：局部修正的局限性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內生增長理論，針對傳統增長模型的解釋力缺陷，對內生-外生變量的劃分進行了局部突破，標志著經濟學對變量屬性認知的深化。以索洛模型（Solow,1956）為代表的新古典增長理論，將技術進步、儲蓄率等核心變量視為外生給定，導致其無法解釋“各國增長差異”“持續增長動力”等現實問題——模型預測的“趨同效應”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增長差距擴大現象明顯矛盾。內生增長理論正是針對這一缺陷，通過將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等變量內生化，重構了增長理論的解釋邏輯，其理論淵源可追溯至阿羅（Arrow,1962）的“干中學”模型，該模型首次提出知識積累具有內生性，生產過程中的經驗積累能提升生產率，為后續內生化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礎。 羅默（Romer,1986）的知識溢出模型首次系統實現了這種突破，他將技術進步視為經濟系統內部研發投入的產物，強調知識的非競爭性特征帶來的規模報酬遞增效應，從而解釋了經濟持續增長的內生動力。盧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資本模型則進一步拓展了內生化范圍，將勞動力技能提升納入經濟系統內部，認為人力資本積累不僅取決于教育投入，更與干中學、知識傳播等內生過程相關。巴羅（Barro,1990）的研究進一步將政府公共支出內生化，指出教育、基礎設施等公共投資通過提升生產效率推動增長，使內生化范圍從私人部門擴展至公共領域。這些理論創新顯著提升了增長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能夠更好地闡釋日本、韓國等國家通過技術追趕實現經濟騰飛的現象。 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Grossman和Helpman,1991）的質量階梯模型與阿吉翁和豪伊特（Aghion和Howitt,1992）的創造性破壞理論，進一步豐富了內生增長的微觀機制。前者將產品質量改進視為企業研發競爭的內生結果，后者則強調創新對舊技術的替代效應，均深化了對技術進步內生過程的理解。然而，內生增長理論的突破仍具有局限性。它雖然將部分變量內生化，但仍依賴于對制度環境、市場結構等關鍵因素的外生假設——羅默模型假設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是給定的，盧卡斯模型未考慮文化傳統對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阿西莫格魯等（Acemoglu et al.,2005）的研究揭示，制度質量（如產權保護、契約執行）是比技術、人力資本更根本的增長動力，但內生增長理論未能將其納入內生框架，這種“選擇性內生化”本質上是對傳統框架的局部修正。 當分析制度變遷、文化演進等更深層的增長動力時，內生增長理論仍面臨理論工具不足的困境。這也印證了傳統變量劃分方式對經濟學理論創新的束縛——它引導研究者在既定框架內調整變量屬性，而非重構分析范式以容納更復雜的現實關聯，最終難以突破“外生假設-內生解釋”的二元局限。 三、基于內生-外生變量區分的理論模型的局限性內生-外生變量的二元劃分作為傳統經濟學理論構建的核心方法論，在簡化分析復雜性的同時，也因其固有假設與現實經濟系統的本質特征存在沖突，逐漸暴露出多維度的局限性。這些局限性不僅體現在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衰減，更反映在其動態適應性的缺失與跨學科整合能力的不足，最終導致傳統模型在復雜經濟現象面前屢屢陷入困境。深入剖析這些局限性的根源，是重構經濟學分析框架的必要前提。 （一）理論與現實的脫節：靜態假設與動態現實的根本沖突傳統經濟學模型對內生-外生變量的機械劃分，本質上是通過預設固定的理論邊界來簡化現實，這種靜態假設與經濟系統的動態演化屬性存在根本矛盾，直接導致理論與現實的脫節。這種脫節在經濟增長與政策分析領域表現得尤為突出。 在經濟增長理論中，索洛模型（Solow,1956）將技術進步設定為外生變量的處理方式，成為理論脫離現實的典型案例。模型假設技術進步如同“天賜之物”，獨立于經濟系統內部的研發投入、市場競爭與制度環境，這與現實中技術創新的內生性形成鮮明對比。歷史經驗表明，工業革命以來的技術突破幾乎都是經濟主體主動行為的結果：企業為獲取競爭優勢加大研發投入，高校與科研機構的知識生產依賴政府與市場的資源支持，技術擴散則受產業集群、人力資本水平等系統內部因素制約。當新興經濟體通過“干中學”“技術引進-消化-再創新”實現增長奇跡時，索洛模型因無法納入這些內生技術進步機制而難以解釋，只能將其歸因于“外生技術轉移”，這種解釋顯然掩蓋了后發國家技術追趕的復雜內在邏輯。 宏觀經濟政策分析中的脫節問題更為嚴峻。傳統模型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視為外生變量，假設政策制定者可獨立于經濟系統之外實施“精準調控”，但現實中的政策過程本質上是經濟系統內部互動的產物。盧卡斯（Lucas,1976）的批判深刻揭示了這一缺陷：政策效果不僅取決于政策工具本身，更取決于經濟主體對政策的預期與行為調整。例如，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可能引發居民對未來稅收增加的預期，導致消費與儲蓄行為逆向調整，這種“預期反饋效應”在傳統外生政策模型中被完全忽視。2008年金融危機后，量化寬松政策的實際效果與模型預測的偏差，進一步印證了將政策變量外生化的局限性——政策制定者無法脫離金融市場、公眾信心等內生因素獨立決策，而傳統模型的靜態劃分恰恰割裂了這種互動關系。 （二）動態適應性的缺失：線性思維對反饋機制的忽視傳統基于內生-外生劃分的模型多采用靜態或比較靜態分析方法，其線性因果思維難以捕捉經濟系統中普遍存在的動態反饋機制與非線性互動關系，導致模型對長期演化過程的解釋力嚴重不足。這種動態適應性的缺失，使其在分析市場調整、經濟周期等動態現象時力不從心。 傳統供需模型的局限性極具代表性。模型將價格視為內生變量（由供需均衡決定），而消費者偏好、生產成本等視為外生固定值，但現實中價格與偏好、成本之間存在持續的動態反饋。當某類商品價格下降時，不僅會刺激當期需求，更可能通過“示范效應”改變消費者偏好（如智能手機價格下降催生移動支付需求）；同時，企業為應對價格競爭會加大技術創新，推動生產成本結構重構（如新能源汽車價格競爭加速電池技術迭代）。這種“價格-偏好-成本”的循環互動，在靜態供需模型中被簡化為單向的“供需決定價格”邏輯，完全忽視了變量間的反向影響與演化可能。Arrow和Debreu（1954）的一般均衡模型雖構建了精密的靜態均衡框架，但因排斥動態反饋，無法解釋現實市場從非均衡到均衡的調整過程。 經濟周期分析中的動態適應性缺失更為明顯。傳統宏觀模型將經濟周期波動歸因于外生沖擊（技術沖擊、政策沖擊等），通過分析外生變量對內生變量（產出、就業等）的線性影響解釋波動規律。但現實的經濟周期是系統內部多因素互動的產物：企業投資決策受市場預期影響，而預期又依賴于前期投資回報；金融機構的信貸行為會放大經濟波動，形成“信貸擴張-資產泡沫-緊縮衰退”的正反饋循環。2008年金融危機中，次級抵押貸款違約這一“小沖擊”通過金融網絡的傳導引發全球性危機，正是系統內部反饋機制的作用結果，而傳統模型因將金融變量外生化處理，完全錯失了對這一過程的預警。這種靜態分析范式，本質上是將復雜的動態演化過程簡化為“外生沖擊-內生響應”的線性鏈條，喪失了對經濟系統有機性的把握。 （三）跨學科解釋力的不足：邊界固化對系統關聯的割裂現實經濟現象的復雜性早已突破單一學科邊界，與政治、環境、技術、文化等領域深度交織形成有機整體。但傳統經濟學基于內生-外生變量的劃分，通過將非經濟因素簡單歸為外生變量，人為割裂了經濟系統與其他領域的內在關聯，導致其在跨域問題分析中解釋力嚴重不足。 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研究中，傳統模型的局限性尤為突出。傳統模型往往將環境因素視為外生給定的約束條件（如Nordhaus,1994早期模型），僅考察經濟活動對環境的單向影響（如污染排放），卻忽視了環境變化對經濟系統的內生反作用。現實中，氣候變化不僅是經濟活動的“副產品”，更會通過農業減產、極端天氣災害等路徑直接影響經濟增長；而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如清潔能源替代）又會重塑環境質量，形成“經濟-環境”的共生演化關系。當低碳經濟成為全球共識時，傳統模型因無法納入這種雙向互動，難以設計出兼顧增長與減排的政策方案，只能在“經濟增長優先”或“環境約束優先”的二元對立中搖擺。 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進一步暴露了跨學科解釋力的缺陷。傳統模型將制度視為外生變量（如早期增長模型中的“制度溢價”設定），或簡單將制度變遷作為外生沖擊處理，卻忽視了制度與經濟活動的內生互動。諾斯（North,1990）的制度經濟學研究表明，制度并非“從天而降”的規則體系，而是經濟主體在長期互動中形成的博弈均衡：企業的創新需求會推動產權保護制度完善，而制度完善又會激勵更多創新行為；利益集團的博弈既受經濟結構制約，又會塑造新的經濟規則。當解釋不同國家發展差距時，傳統模型因將制度差異歸為外生“文化稟賦”，無法揭示“制度-經濟”的協同演化邏輯，只能停留在對現象的描述層面。這種將跨學科變量外生化的處理方式，本質上是通過收縮理論邊界來維持邏輯自洽，最終使經濟學喪失了對復雜現實的系統解釋能力。 四、現有理論框架中內生-外生變量劃分的核心缺陷內生-外生變量的二元劃分作為傳統經濟學理論構建的方法論基石，其核心缺陷并非技術層面的操作問題，而是源于對經濟系統本質認知的范式偏差。這種劃分方式在簡化分析的同時，也埋下了理論主觀性、系統割裂性與創新停滯性的深層隱患，這些缺陷隨著經濟現實的復雜化日益凸顯，成為制約經濟學解釋力提升的關鍵障礙(見表1）。深入剖析這些核心缺陷，不僅是理論批判的必要環節，更是重構經濟學分析框架的邏輯前提。 （一）劃分標準的主觀性與學術對話的碎片化 傳統經濟學始終未能建立內生變量與外生變量劃分的客觀標準，變量屬性的界定本質上淪為研究者主觀選擇的產物，這種方法論上的隨意性直接導致理論體系的碎片化與學術對話的困境。在主流經濟學的研究實踐中，變量的“內外屬性”往往取決于三個非科學性因素：研究問題的聚焦范圍、模型求解的技術便利、甚至研究者的理論立場，而非變量在經濟系統中的實際作用機制。 勞動力市場研究中人口結構的屬性爭議極具代表性。在短期勞動力供給模型中，人口出生率、年齡結構等常被視為外生變量，研究者假設其不受經濟因素影響，僅作為解釋勞動力數量變化的外生條件；但Becker（1960）的家庭經濟學理論揭示，長期來看人口結構與經濟發展水平、教育成本、女性就業機會等經濟變量存在顯著的內生互動——高收入家庭會主動降低生育數量以提升子女人力資本投資，這種“質量-數量權衡”使人口結構成為經濟系統的內生產物。同樣，技術變量的屬性界定更顯隨意：新古典增長模型將技術進步視為外生“索洛殘差”，內生增長理論則將其內生化為本位研發投入的函數，而演化經濟學又強調技術演化是“技術-市場-制度”協同作用的涌現結果。這種因研究視角差異導致的變量屬性游移，使得不同理論之間難以形成有效對話，針對同一經濟問題的研究結論往往相互矛盾。 更嚴重的是，主觀性劃分催生了“理論特設性修正”的不良學術生態。當模型預測與現實數據沖突時，研究者常通過調整變量屬性（如將原外生變量內生化）而非重構理論邏輯來挽救模型，這種“按需設定”的操作使經濟學理論喪失了科學理論應有的可證偽性。計量經濟學中“工具變量”選擇的困境正是這種缺陷的集中體現：為解決內生性問題而引入的工具變量，其“外生性”判斷往往依賴研究者的主觀論證，不同選擇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這種方法論上的模糊性極大削弱了經濟學研究的科學性與公信力。 （二）系統整體性的割裂與因果關系的簡化 內生-外生變量的劃分本質上是用機械論思維切割有機的經濟系統，將原本相互嵌套的網絡關系簡化為單向線性因果，這種處理方式與經濟系統的復雜關聯性存在根本沖突。經濟系統作為典型的復雜適應系統，其核心特征在于要素間的“相互塑造”而非“單向影響”，任何變量的變化都可能通過直接或間接路徑引發系統性反饋，而傳統劃分的“內外邊界”人為阻斷了這種動態關聯的分析視野。 經濟系統的整體性首先體現為變量間的雙向因果循環。技術創新的演化過程最能說明這一點：在傳統模型中，技術常被設定為外生變量，僅作為影響生產效率的輸入因素；但現實中，技術進步既是企業研發投入（內生決策）的結果，又會通過降低生產成本反作用于企業的研發意愿（反饋機制），同時還會受到消費者需求變化（市場內生）、政府產業政策（看似外生，實則受經濟績效影響）的動態調節。這種“創新-需求-政策”的三角互動關系，無法被簡單歸入“內生決定”或“外生影響”的二元框架。 這種割裂還導致對經濟網絡效應的理論失明。現代經濟的網絡化特征日益顯著，供應鏈中的“蝴蝶效應”、金融市場的“傳染效應”等現象均源于要素間的網絡關聯，而傳統劃分將網絡結構視為外生給定的背景條件，無法捕捉節點變量通過網絡傳導產生的系統性影響。2008年金融危機中，雷曼兄弟的破產（單個節點事件）之所以引發全球金融動蕩，正是因為其作為金融網絡核心節點的關聯強度被傳統模型忽視——這些模型將金融機構的違約風險視為外生沖擊，而非網絡系統內生脆弱性的暴露。Acemoglu等（2012）的網絡經濟學研究證實，當經濟系統呈現“核心-邊緣”網絡結構時，所謂“外生變量”的影響會通過網絡密度放大或衰減，變量的實際作用取決于其在網絡中的位置而非預設屬性。 （三）研究范式的固化與理論創新的窒息 內生-外生變量劃分所形成的研究范式，通過學術訓練、期刊發表規范等制度性力量不斷強化，逐漸演變為束縛理論創新的“思維定式”，使經濟學在面對新現象、新問題時陷入路徑依賴的困境。庫恩（Kuhn,1962）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揭示的“范式陷阱”在此得到充分印證：當傳統范式的解釋力下降時，研究者更傾向于在既有框架內修修補補，而非突破范式邊界進行理論重構。 傳統范式的固化首先體現為研究焦點的偏差。在變量劃分的思維主導下，經濟學研究過度關注“給定外生條件下內生變量的均衡解”，將精力集中于數學模型的精巧性而非現實問題的解釋力。這種“為模型而模型”的傾向，導致理論構建與現實需求嚴重脫節。例如，主流宏觀經濟學在DSGE模型中，將偏好、技術、政策規則等設為外生參數，研究者的主要工作是校準參數以匹配歷史數據，而非探索這些參數本身的內生演化機制。當經濟現實出現模型無法解釋的變化（如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研究者的第一反應是引入新的外生沖擊變量（如供給沖擊），而非質疑模型的核心假設，這種“補丁式創新”使理論體系日益臃腫卻難以觸及問題本質。 新興經濟形態的崛起更凸顯了傳統范式的創新窒息效應。在數字經濟中，數據要素的非競爭性特征、平臺企業的雙邊市場結構、算法推薦的動態定價機制等新現象，完全打破了內生-外生劃分的分析邏輯：平臺的算法規則（看似外生技術變量）會根據用戶行為數據（內生變量）實時調整，而用戶行為又受算法引導形成“算法-用戶”的共生演化；數據的價值創造既依賴企業的技術投入（內生），又取決于監管政策的界定（外生，但受數據應用效果反饋影響）。面對這些復雜互動，傳統框架只能通過增設“外生技術變量”“外生監管變量”等方式進行局部調整，卻無法構建系統性的分析模型。這種“變量屬性固定化”的思維定式，限制了經濟學家對經濟系統動態演化本質的認知，使其在理論創新中難以實現范式躍遷。 表1：現有理論框架中內生-外生變量劃分的核心缺陷
五、構建全新經濟分析框架的必要性與緊迫性傳統經濟學基于內生-外生變量劃分的分析框架，在復雜多變的現實經濟面前正逐漸失去解釋力與指導力。從現實經濟變革的迫切需求，到理論自身突破的內在驅動，再到跨學科融合的必然趨勢，多重因素共同指向一個結論：重構經濟學分析框架已成為不可回避的時代命題（見表2）。這種重構并非對傳統理論的全盤否定，而是在繼承其合理內核基礎上的范式升級，旨在回應現實挑戰、激活理論活力、拓展學科邊界。 （一）現實經濟發展的需求：復雜新現象對傳統框架的超越 當今世界經濟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興技術革命與全球格局調整交織碰撞，催生了一系列傳統經濟學難以解釋的新現象、新問題，這些現實挑戰凸顯了構建新框架的迫切性。數字經濟的崛起堪稱最典型的例證，其核心生產要素——數據的非競爭性、非排他性特征，徹底打破了傳統內生-外生變量劃分的分析邏輯。在平臺經濟中，數據的價值創造既非單純內生（由企業決策決定），也非完全外生（由技術條件給定）：用戶行為數據的積累（內生）會優化平臺算法（技術變量），算法迭代又會引導用戶行為（反饋），而數據確權政策（外生）的調整則會重塑整個價值創造鏈條。傳統框架將數據、算法、政策分別歸為內生或外生變量，根本無法捕捉這種“用戶-技術-制度”的動態共生關系，導致在解釋算法定價、網絡效應等核心特征時屢屢陷入理論困境。 全球氣候變化帶來的系統性挑戰，更暴露了傳統框架的單向思維缺陷。氣候變化并非經濟系統的“外生沖擊”，而是經濟活動（如化石能源消耗）與環境承載能力長期互動的內生產物；同樣，碳中和目標下的經濟轉型也絕非簡單的“外生政策干預”，而是技術創新（內生）、市場機制（內生）、國際合作（跨系統互動）共同作用的結果。傳統模型將環境因素視為外生約束，僅分析經濟活動對環境的單向影響，卻忽視了環境惡化對生產函數、消費偏好的反向塑造，這種簡化處理使得其在設計碳定價、綠色金融等政策工具時，難以平衡經濟增長與生態保護的協同關系。當現實經濟的核心特征已從“簡單互動”轉向“復雜共生”，傳統框架的解釋力衰減已成為不爭的事實。 （二）經濟學理論自身發展的需要：范式僵化與創新突圍 經濟學理論的生命力在于對現實的解釋力與預測力，而傳統內生-外生框架的固化正使其逐漸陷入“自我循環”的理論困境，構建新框架成為理論突破的必由之路。庫恩（Kuhn,1962）的范式理論揭示，任何科學理論都存在“常規科學”與“科學革命”的交替演進，當傳統范式積累的矛盾無法通過局部修正解決時，范式轉換便成為必然。當前經濟學正處于這樣的關鍵節點：傳統框架通過預設內生-外生邊界，將研究聚焦于“給定條件下的均衡解求解”，這種路徑依賴導致理論創新日益窄化。 傳統框架的僵化具體表現為“防御性理論修補”：當模型預測與現實沖突時，研究者往往通過增設外生變量（如“技術沖擊”“政策沖擊”）而非重構邏輯來適配現實，這種“補丁式創新”使理論體系愈發臃腫卻難以觸及問題本質。新古典增長理論到內生增長理論的演進雖實現局部突破，但仍未擺脫變量屬性預設的束縛——羅默模型仍將制度環境視為外生，盧卡斯模型未納入文化因素的內生影響。這種“半吊子內生化”導致理論無法形成對經濟增長的完整解釋，更難以指導后發國家的發展實踐。構建不依賴內生-外生劃分的新框架，本質上是打破這種思維定式，將經濟學從“均衡解的數學游戲”拉回“現實機制的探索”，通過關注變量互動的動態過程而非靜態屬性，重新激活理論創新的活力。 本研究與盧卡斯批判（Lucas, 1976）雖在理論上有所關聯，但在批判的內涵、層面、解決方案及創新維度上呈現出根本性的差異，實現了從局部修正到整體范式重構的跨越。在核心內涵方面，盧卡斯批判主要聚焦于宏觀模型參數穩定性假設，質疑政策評估中歷史參數在不同環境下的有效性，并倡導將主體預期的適應性納入考量；本研究則直接針對內生與外生變量二元劃分的方法論局限，批判其割裂了經濟系統動態關聯的完整性，核心在于突破靜態屬性的設定。在批判層面與焦點上，盧卡斯的批判屬于中觀方法論范疇，局限于“政策-行為-參數”的局部互動，未對變量劃分的合法性提出質疑；而本研究則屬于宏觀范式批判，對“變量屬性固定化”的理論基礎進行了否定，批判范圍覆蓋了理論構建的整個鏈條。在解決方案的層次上，兩者大相徑庭：盧卡斯通過引入理性預期，對傳統框架進行了“補丁式優化”，保留了二元劃分；本研究則以“動態關聯-層級涌現”替代了二元劃分，基于復雜系統理論構建了全新框架，實現了范式的轉換。本研究的創新之處在于將局部批判提升至系統性的范式革命，通過非線性互動捕捉經濟現實，完成了從“變量劃分時代”到“關聯分析時代”的理論躍遷。 （三）跨學科融合的必然趨勢：知識邊界拓展與系統認知升級 現代經濟現象的復雜性早已超越單一學科范疇，呈現出“經濟-社會-技術-生態”多域交織的特征，傳統經濟學封閉的分析框架難以容納這種跨學科關聯，構建新框架成為知識整合的必然要求。經濟活動從來不是孤立存在的，其運行嵌入于社會結構、技術條件與生態環境構成的復雜系統中，這些非經濟要素與經濟變量之間不存在絕對的“內外之分”，而是形成相互塑造的網絡關系。 社會不平等問題的研究生動揭示了跨學科整合的必要性。傳統經濟學將收入差距視為內生變量，僅關注人力資本、技術進步等經濟因素的影響，而將教育資源分配、社會流動壁壘等歸為外生干擾。但現實中，教育資源的均衡配置（教育學范疇）會影響人力資本積累（經濟變量），而經濟不平等加劇又會固化教育資源分配的階層差異（反饋效應），這種“教育-經濟-社會”的循環互動，只有突破內生-外生劃分才能完整解析。同樣，在數字經濟治理中，數據隱私保護涉及法學（數據權利）、社會學（算法歧視）、計算機科學（加密技術）等多學科知識，這些因素與經濟效率目標形成復雜權衡，傳統框架對非經濟變量的外生處理，必然導致治理方案的片面性。 新框架通過摒棄固定的內外邊界，為跨學科知識整合提供了彈性空間。它不再將非經濟因素視為“外生給定”，而是作為系統要素納入分析，關注其與經濟變量的互動強度、影響路徑與演化規律。這種開放性使其能夠吸收復雜系統理論的網絡分析方法、社會學的結構洞理論、生態學的承載力概念等跨學科成果，形成對現實問題的系統性認知。當經濟現象的復雜性已遠超單一學科的解釋能力，跨學科融合不僅是經濟學發展的選項，更是必須做出的選擇。 表2：構建全新經濟分析框架的必要性與緊迫性
六、不依賴內生-外生變量劃分的全新經濟分析框架構建面對傳統內生-外生變量劃分的固有缺陷，構建全新經濟分析框架成為經濟學理論創新的必然選擇。這一框架并非對傳統理論的否定，而是基于復雜系統視角的范式升級，通過重構理論基礎、核心特征、分析工具與方法論邏輯，實現對經濟系統的整體性、動態性解讀。新框架以“關系替代屬性”“過程替代狀態”“開放替代封閉”為核心原則，為解釋復雜經濟現象提供了系統性工具（見表3）。 （一）理論基礎：復雜適應系統理論的范式支撐 全新分析框架的理論根基是復雜適應系統（Complex Adaptive Systems,CAS）理論（Holland,1995），這一源于系統科學的理論為摒棄內生-外生劃分提供了嚴謹的邏輯基礎。CAS理論將經濟系統定義為“由大量具有適應性能力的主體通過互動形成的動態網絡”，核心要義在于“主體適應性”與“系統涌現性”：經濟主體（個人、企業、組織等）能夠根據環境變化調整行為規則，而系統的宏觀特征（如經濟增長、市場結構）是主體互動的“涌現結果”，而非外生變量決定的“預設狀態”。 在CAS視角下，傳統意義上的“內生變量”與“外生變量”被重新定義為系統中的“互動要素”，其影響由關聯強度而非固定屬性決定。例如，技術進步不再是外生給定的“全要素生產率”，而是企業（研發主體）、高校（知識生產主體）、政府（政策引導主體）通過研發合作、知識溢出、資源配置等互動形成的涌現現象；政策也并非獨立于系統的外生工具，而是政府根據經濟主體反饋持續調整的動態變量。這種理論基礎徹底打破了“內外二分”的靜態思維，將經濟系統視為主體與環境、要素與結構相互塑造的有機整體，為理解變量間的復雜關聯提供了全新視角。 （二）核心特征：動態關聯與層級涌現的雙重邏輯 新框架的核心特征體現在“動態關聯”與“層級涌現”的有機統一，這兩大特征共同構成了超越內生-外生劃分的分析邏輯。動態關聯強調經濟要素間不存在單向的“決定-被決定”關系，而是通過直接或間接路徑形成相互影響的網絡結構。在傳統框架中被割裂的“供給-需求”關系，在新框架中呈現為動態反饋循環：價格變動（傳統內生）不僅反映供需變化，更會通過預期機制重塑消費者偏好（傳統外生），而偏好升級又會引導企業技術創新（傳統外生），形成“價格-偏好-技術”的協同演化。 層級涌現則揭示了宏觀現象與微觀互動的非線性關系。經濟系統存在微觀（主體行為）、中觀（產業結構）、宏觀（經濟周期）的層級結構，每個層級的特征都是下一層級主體互動的涌現結果，而非外生變量的直接產物。例如，經濟危機的爆發并非單一外生沖擊（如政策失誤）的結果，而是微觀企業過度杠桿、金融機構風險傳染、市場預期惡化等多主體互動在宏觀層面的涌現；同樣，數字經濟的平臺壟斷也不是技術外生給定的結果，而是用戶網絡效應、數據積累優勢、算法迭代反饋等微觀互動的中觀涌現。這種層級思維超越了變量屬性的靜態界定，聚焦于要素互動生成的動態過程。 (三）分析工具：網絡分析與多主體仿真的方法論支撐 新框架的有效運行依賴于跨學科分析工具的整合，其中網絡分析與多主體仿真（Agent-Based Modeling,ABM）構成了核心技術支撐，為量化變量關聯與模擬動態過程提供了可行路徑。網絡分析通過構建要素關聯矩陣，量化節點（要素）間的連接強度、路徑長度與影響權重，能夠精準識別系統中的關鍵節點（如產業鏈核心企業）、脆弱鏈路（如金融風險傳導通道）與模塊結構（如區域產業集群）（Barabási,2002）。與傳統回歸分析不同，網絡分析不預設變量的內外屬性，而是通過數據挖掘呈現要素關聯的客觀結構，例如在研究供應鏈韌性時，可通過節點中心度指標識別易受沖擊的關鍵環節，避免傳統外生沖擊假設的片面性。 多主體仿真（ABM）則通過模擬異質性主體的互動規則，動態呈現宏觀現象的涌現過程（Tesfatsion,2006）。在ABM模型中，每個主體（如消費者、企業）都被賦予自主決策規則，研究者通過設定互動機制（如價格博弈、信息傳遞），觀察微觀行為如何演化為宏觀特征。例如，在分析產業升級時，可設定企業的技術創新決策規則（如研發投入與市場需求的關聯）、上下游協作規則，通過仿真呈現產業結構從低端到高端的演化路徑，無需預設“外生技術進步”變量。這種工具能夠捕捉傳統模型難以容納的非線性、路徑依賴等特征，為動態分析提供了強大支撐。 (四）方法論革新：開放系統思維的分析流程重構 新框架的方法論革新體現為從“封閉系統簡化”到“開放系統迭代”的思維轉型，其分析流程圍繞問題場景動態調整，而非固守預設的變量邊界。具體包括四個核心步驟：首先是問題場景界定，針對具體經濟現象（如區域經濟差距）明確核心要素（企業、勞動力、政策、地理等），不預設內外屬性；其次是互動模型構建，通過大數據分析識別要素實際關聯（如地理條件通過交通成本影響企業選址），替代理論假設的因果關系；再次是動態模擬驗證，運用ABM工具模擬要素互動的長期演化，通過現實數據校準參數（如政策干預對區域差距的影響強度）；最后是邊界拓展迭代，當新要素（如數字技術）顯著影響系統時，動態納入模型重新分析。 這種方法論強調“問題導向”而非“模型導向”，變量的納入標準是其與問題的實際關聯強度，而非抽象的“內生”或“外生”定義。例如，在研究碳中和經濟轉型時，傳統框架可能將技術、政策分別設為內生與外生變量，而新框架則聚焦“能源企業-消費者-政府”的互動網絡，通過模擬碳價機制、技術替代、消費轉型的動態過程，動態評估不同場景下的減排效果，實現對復雜問題的系統性解析。 表3：不依賴內生-外生變量劃分的全新經濟分析框架構建
七、新框架的應用場景與解釋力提升不依賴內生-外生變量劃分的全新經濟分析框架，在解釋復雜經濟現象時展現出顯著優勢。通過聚焦要素互動的動態過程與系統關聯，新框架能夠突破傳統理論的靜態思維局限，對經濟增長、危機演化、政策效果等核心問題提供更貼近現實的解讀，其解釋力提升體現在對非線性機制、反饋循環和主體適應性的精準捕捉上。 （一）經濟增長動態機制的再解釋：超越“外生引進-內生積累”二分法傳統增長理論將技術進步與資本積累機械劃分為外生變量與內生變量，難以解釋后發國家的技術趕超現象。韓國從“漢江奇跡”到科技強國的轉型、中國產業升級的跨越式發展，這些案例均無法用“外生技術引進”或“內生資本積累”的單一邏輯解釋。新框架通過網絡分析揭示，后發國家的增長奇跡本質上是“政府-企業-高校”協同互動的涌現結果，其中不存在絕對的外生或內生變量。政府的產業政策（如韓國的重化工業扶持計劃）并非單純的外生干預，而是根據企業技術需求動態調整；企業的研發投入（傳統內生變量）既受市場需求驅動，又依賴高校的人才供給（互動關聯）；高校的專業設置則響應產業升級需求（反饋機制），形成“政策引導-研發投入-人才支撐”的良性循環。 這種動態關聯視角成功解釋了技術趕超的關鍵節點：當政府補貼降低企業研發風險閾值，企業的技術消化吸收能力（內生）與引進技術（外生）產生協同效應，推動技術能力從模仿到創新的躍遷。新框架通過模擬不同主體的互動強度（如政策補貼與企業研發投入的關聯度），可精準識別增長轉型的關鍵變量，避免傳統框架將技術進步簡單歸因于外生沖擊的理論局限。 （二）經濟危機演化邏輯的深描：從“外生沖擊”到“系統脆弱性涌現”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暴露了傳統框架的致命缺陷——將次貸違約視為外生沖擊，卻忽視了金融系統內部的互動風險。新框架的多主體仿真（ABM）模型還原了危機演化的真實路徑：危機并非單一外生事件引發，而是銀行、購房者、評級機構等多主體互動強化的系統產物。銀行的寬松信貸政策（主體行為）推高房價，房價上漲誘使購房者加杠桿（正反饋），評級機構為市場份額掩蓋風險（競爭互動），這些行為通過金融衍生品網絡相互關聯，最終使局部違約演變為系統性危機。 這種分析視角突破了“外生沖擊-內生響應”的線性邏輯，揭示出危機的核心是系統關聯強度的失控：銀行間的同業拆借網絡（連接強度）加速風險傳染，資產證券化的復雜結構（路徑長度）掩蓋了真實風險，而監管政策未能識別這些網絡特征（傳統外生變量的靜態處理）。新框架通過量化網絡節點的關聯度和脆弱性，能夠提前預警系統性風險的累積，其解釋力遠超將危機歸因于外生沖擊的傳統模型。 （三）公共政策效果的精準預測：捕捉“干預-反饋-適應”的動態過程傳統政策分析將政策工具視為外生變量，難以預測其復雜影響。最低工資調整對就業的影響、環保政策對產業轉型的作用，這些問題的傳統分析往往得出矛盾結論，根源在于忽視政策與主體行為的動態互動。新框架通過構建“政策-企業-消費者”互動模型，實現了政策效果的精準預測。以最低工資調整為例，傳統框架僅關注企業用工成本上升（外生政策對內生就業的影響），而新框架識別出多重傳導路徑：工資上漲既增加企業成本（直接效應），又通過低收入者購買力提升擴大消費需求（反饋效應），同時促使企業加速自動化技術替代（主體適應）。 通過動態模擬這些互動，新框架可量化不同效應的強度與時滯：短期內成本效應可能抑制就業，長期則通過需求擴張和效率提升創造新崗位。這種分析為政策制定提供了更精細的依據，如在自動化技術普及度高的行業可適度提高最低工資，而在勞動密集型行業需配套轉型支持政策。新框架徹底摒棄“外生政策干預”的片面思維，將政策視為系統互動的有機組成部分，顯著提升了政策分析的科學性與預見性。 八、回應傳統模型的簡化必要性：簡化邏輯的升級而非否定在宏觀經濟建模實踐中，DSGE模型等傳統多部門模型對內生-外生變量的劃分，本質上是“復雜性與可操作性”矛盾下的簡化選擇，這種做法具有歷史合理性但非最優解。本文說明的并非“簡化本身”，而是簡化的方式——將變量屬性永久固化的靜態劃分邏輯，這與經濟系統的動態關聯性存在根本沖突。厘清這一區別，才能在尊重建模現實約束的同時，闡明理論升級的必要性。 傳統模型的簡化選擇確有現實考量。經濟系統的變量關聯具有“無限嵌套”特征：技術進步受研發投入影響，研發投入取決于企業預期，企業預期又受政策環境影響……這種鏈條可無限延伸，若強行將所有變量內生化，會導致模型維度爆炸、參數無法識別，最終喪失實用價值。DSGE模型將技術沖擊、政策變動設為外生變量，實質是通過“固定部分邊界”控制模型復雜度，這種“可控簡化”在解釋常規經濟波動時具有實用價值，正如物理學通過“理想氣體假設”簡化分析，是學科發展的階段性選擇。 但問題的核心在于簡化的“靜態性”與現實的“動態性”脫節。傳統模型將外生變量的“邊界”永久固化：技術沖擊永遠是外生的，政策干預始終獨立于系統。這種處理割裂了變量的互動關聯——技術進步實則受市場需求、政策激勵的內生影響，政策制定也必然響應經濟主體的行為反饋。2008年危機前的DSGE模型將金融變量外生化，導致對系統性風險的失明，正是這種靜態簡化的致命缺陷。真正的問題不是“必須簡化”，而是“如何簡化”：傳統模型用“屬性劃分”簡化，而現實需要“動態關聯強度”的簡化。 新框架提供了更優的簡化邏輯，不預設固定的內外邊界，而是基于問題場景和關聯強度動態設定分析范圍。例如分析短期經濟波動時，可暫時將技術參數視為“弱關聯變量”（類似傳統外生變量），但明確其長期受研發投入影響；分析長期增長時，則將技術-研發-政策的互動納入核心關聯。這種“動態邊界”既控制了模型復雜度，又保留了關鍵互動機制，如用網絡分析識別“核心節點變量”（如金融系統中的樞紐銀行），聚焦其與其他要素的關聯強度，而非機械劃分內外屬性。 新框架不要求“包含所有變量”，而是要求“不預設固定屬性”。它通過兩個原則平衡復雜性與可操作性：一是“關聯強度優先”，只納入對問題有顯著影響的變量；二是“動態調整邊界”，當某變量的關聯強度變化時（如技術在產業革命期成為核心變量），及時將其納入分析。這種邏輯下，短期分析可保留部分“準外生變量”，但需明確其屬性的暫時性與互動潛力，避免陷入“簡化即固化”的思維陷阱。這正是對傳統簡化邏輯的升級——從靜態切割到動態聚焦，既尊重建模現實，又突破理論桎梏。 九、研究結論與展望本文通過系統剖析傳統經濟學內生-外生變量劃分的理論根基與實踐局限，構建了基于復雜適應系統理論的全新分析框架，為破解經濟學理論與現實脫節的困境提供了新路徑。研究發現，內生-外生變量的二元劃分存在難以克服的結構性缺陷：其主觀性標準導致理論對話碎片化，系統割裂性遮蔽了變量間的動態關聯，靜態屬性預設無法捕捉經濟系統的演化本質。這些缺陷在數字經濟崛起、氣候變化加劇的背景下集中爆發，使得傳統模型在解釋技術趕超、金融危機傳導等復雜現象時屢屢失效。新框架以動態關聯和層級涌現為核心，通過網絡分析、多主體仿真等工具，成功實現了對經濟系統整體性、開放性特征的刻畫，在增長機制、危機演化、政策效果等場景中展現出更強的解釋力與現實適配性。 新框架的理論價值不在于否定傳統理論的歷史貢獻，而在于推動經濟學分析范式的升級。傳統模型通過固定內外邊界實現的簡化分析，在解釋市場均衡等基礎問題上仍有其合理性，但面對系統性、非線性經濟現象時，其靜態思維的局限性愈發明顯。新框架提出的“動態關聯強度”分析維度，替代了機械的內外屬性劃分，既保留了理論簡化的必要性，又避免了“簡化即固化”的思維陷阱。它將經濟學研究的焦點從“變量屬性界定”轉向“互動機制解析”，從“靜態均衡求解”轉向“動態演化模擬”，為整合跨學科知識、應對數字經濟、碳中和等復合型挑戰提供了方法論支撐，標志著經濟學從機械論范式向復雜系統范式的重要轉型。 未來研究可沿三個方向深化：在技術支撐層面，需依托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提升要素關聯識別的精準度，開發更高效的動態模擬算法，增強模型對現實的擬合能力；在理論整合層面，應加強與生態學、認知科學等學科的交叉融合，構建“經濟-社會-自然”復合系統的分析模型，突破單一學科的認知邊界；在實踐應用層面，需聚焦具體政策場景，開發面向平臺經濟監管、綠色技術擴散等問題的定制化模擬工具，將理論創新轉化為政策制定的科學依據。通過持續的理論迭代與實踐檢驗，新框架有望推動經濟學理論更好地回應時代需求，為解決全球性經濟挑戰提供更有力的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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