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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初，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無疑是中國文化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事件之一。那五萬余件的古代文書，如同一座塵封千年的文化寶藏，一朝開啟，便向世界展示著古代中國的燦爛文明。而其中的“章草三寶”——《因明入正理論后疏》《因明入正理論略抄》和《妙法蓮華經》，更是以其獨特的藝術價值和深厚的文化內涵，被譽為“百億級”的書法瑰寶。這不僅是對中國書法史的一次重大補充，更與郭沫若先生一生對書法真諦的探尋緊密相連。   章草，作為隸書向草書演化過程中派生出來的一種過渡書體，大致形成于西漢宣、元之間，興盛于東漢、三國及西晉。它既有隸書的古樸厚重，又有草書的靈動流暢，具有“筆有方圓、法兼使轉、橫畫有波折、且簡率連筆”的筆法特點，以及“字字有區別、字字不相連，字體有則、省便有源，草體而楷寫”的總體特征 。而敦煌出土的“章草三寶”，系統性地總結了章草，涵蓋了九成以上的古人草法，用筆醇厚老道、率性質樸，盡顯中華之美。   這三件作品合計28000多字，字口完整、清晰，無一處缺損，非常適合臨學。它們成書于武則天時期，融合了“寫經體”風貌，相比敦厚、凝滯的漢晉章草，更顯靈動多變。單字多取橫勢，筆畫圓轉如“折釵股”，捺筆含蓄，少見“波磔”挑法，這種革新為章草帶來了獨特的藝術氣息和學習興趣 。《因明入正》兩部的章草筆意濃重，著墨渾厚，轉折筆勢方勁，呈現銳利奇宕之風；《蓮華經》則“寫經體”意味更多，清逸婉轉，細瘦飄逸的筆勢運筆偏多，排布略微疏空，似有仙氣浮于紙面。  郭沫若先生，作為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上的巨擘，其書法成就頗高，自創“郭體”行草書風格，自由多變，自成一體 。他早年從顏真卿、歐陽詢起步，后受蘇軾、米芾影響，在書法探索的道路上不斷前行 。然而，他始終對古人最純正的筆法充滿向往，一生都在尋覓。從他對《蘭亭序》真偽的論辯中，便可看出他對探尋書法正統筆法的執著。  傳聞中，自“章草三寶”出土后，郭沫若曾苦尋60多年，渴望從中找到解開古人筆法之謎的鑰匙，卻終究未能得見真跡 。反而是康生覓得了摹印本，從中領悟技法。“章草三寶”對于郭沫若而言，或許是他書法探索道路上的一座遙不可及的燈塔，雖未觸及，卻始終指引著他對古人筆法的追求。  “章草三寶”的出土改寫了草書史，讓世人領略到了純正真實的草法。它不僅是書法學習者夯實基礎、掌握正統古法的絕佳范本，更是讓我們得以一窺古代書法藝術的巔峰成就 。從這三部作品中，我們能看到唐代書法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大膽創新，將章草的藝術表現力發揮到了極致。 這不僅是對傳統的傳承，更是對書法藝術的創新與發展。它讓我們明白，書法藝術的生命力在于不斷地探索與創新，而這種創新又必須建立在對傳統的深刻理解和尊重之上。 而對于郭沫若先生的探尋，雖然最終未能得償所愿，但“章草三寶”的現世，也算是對他一生執著追求的一種回應，讓我們在欣賞這絕世瑰寶的同時，也能感受到一位文化巨匠對書法藝術的無限熱愛與敬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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