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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大櫆的文章大業 劉大櫆（1698年—1779年或1780年），字才甫，一字耕南，號海峰，安徽桐城人。 清代中期“桐城派“代表作家。 在桐城派三祖中，劉大櫆居承前啟后的中間位置。與方苞、姚鼐兩人相較，他的境況稍顯特別。論科舉仕宦，他未中舉，僅任教諭，官卑位低，而方、姚皆曾金榜題名，顯于仕途；論才氣學識，他優于才氣，然義理不如方,學識不如姚。 即便如此，他能矗立三祖之列，這主要歸功于他的文學才能及成就。方東樹稱評三祖之中，方之學，劉之才，姚之識，各有偏勝。可以說，劉大櫆以其文才贏得了“生前身后名”。 行文之道，在乎神氣 一個文學大家，除了要有不同凡響的文學創作外，還應有閃耀智慧光芒的文學思想。劉大櫆亦不例外。他在文學思想上，除了服膺老師方苞的“義法”說外，還廣泛汲取前人的文論思想智慧，融匯貫通，自成一家之言。這主要集中在他的《論文偶記》。雖是偶記隨筆，短小零碎，但吉光片羽，皆金玉珠貝，自有內在理路。 劉大櫆對桐城派的理論建樹，首推他的“神氣”說。他以神氣論文，并非獨創。之前，不少文論家都有相似的表述，如早在漢魏時期，曹操的兒子曹丕就標舉“文以氣為主”。劉大櫆所提的“神氣”說，是對前賢文學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他說：“行文之道，神為主，氣輔之。”所謂“神”，指作家的主體精神貫穿在文章中的神采；所謂“氣”，指流灌于文章肌體中的生氣以及由此生成的氣勢。 這二者之間的關系，劉大櫆說：“神者，氣之主；氣者，神之用。”顯然，神是氣的主宰，氣是神的體現，神氣相依無間，構成文章之魂，統攝全篇。不過，無論是談神，還是論氣，終究玄乎了一些，難以捉摸。這也是前人論“神氣”的不足之處。 劉大櫆的高明或突破之處，在于他把“神氣”落實到音節字句上來，將抽象的理論具體化，易于操作。他認為：“蓋音節者，神氣之跡也；字句者，音節之矩也。神氣不可見，于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 文章的靈魂固然是神氣，但它不能不以文字形式呈現，文字中的聲音、節奏體現出神氣貫充運行的痕跡，而字與句就是音節的外化與規定。 神氣雖不能直接見到，但可從音節處見到，而音節又必須依靠字句來確定。字句的聲調高低、節奏快慢影響著神氣的起伏波動。他說，如果音節高亮，那么神氣必高昂；如果音節低沉，那么神氣必衰弱。同樣，如果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平聲，或仄聲；同一平聲字，或陰平，或陽平；同一仄聲字，或上聲，或去聲，或入聲，其音節都不一樣。 因此，無論是論文，還是作文、學文，每個環節都要重視字句音節，以便因聲求氣。就論文言，要神氣音節并重；就作文言，要將神氣落實為字句音節；就學文言，要能從字句音節中體會到作品中蘊含的神氣。 可以說，劉大櫆的“因聲求氣”說，涉及到了文學語言藝術的本質問題。本來，談神氣音節在詩學中比較常見，而劉大櫆把它引入到文論領域，這就推進了散文的詩化、藝術化，這是一種創新。他注重字句音節，也影響到弟子姚鼐。姚鼐就說過學寫詩、古文辭必須要從聲音證入，不知聲音，舍此道去求他方，終究是門外漢。 在文章審美上，劉大櫆提出了“文章十二貴”說：文要貴奇、貴高、貴大、貴遠、貴簡、貴疏、貴變、貴瘦、貴華、貴參差、貴去陳言、貴品藻。 這些雖涉及文章學的諸多方面，但主要還是談文學審美問題。尤其是“文貴品藻”，強調文章貴在品評風格，有綜括前面“十一貴”之意，這“十一貴”都可看作“品藻”的具體內容和表現形態。劉大櫆崇尚“雄”和“逸”，它們是“品藻之最貴者”，這實際上劃分出兩類不同的文章風格，對姚鼐提出陰陽剛柔文章風格論可能有所啟示。 概言之，劉大櫆的文論特色明顯，自成一家。他將文學提升為一種“能事”，側重突出神氣音節的地位，這增強了桐城派文章學的文學本體意識，并將文章由政用引向審美的軌道。 文體多樣，筆含灼見 劉大櫆的文章創作豐富，文體多樣，有論說、序跋、書信、游記、碑傳、祭文等。這些文類，也常見于清代其他文人的文集中。不過，不同的作家，因其稟賦、才性、學識等因素的差異，所寫文章體現出的思想境界和藝術成就也不一樣。與方苞、姚鼐相比，劉大櫆的文章在思想內容上尤顯特別。 近代學人劉師培說：“凡桐城古文家無不治宋儒之學以欺世盜名，唯海峰稍有思想。”他的話雖有些偏激，但也指出劉大櫆不是一個固守宋儒思想的文士，而能發些超俗之言。這在其論說文中表現尤為明顯。如《天道》三篇，闡明了他的天道觀。他說：“天道，蓋渾然無知者也。”無論是日月星辰，還是山川河流、蕓蕓眾生，都有其自身的運動規律，并不受到天的支配。他講天道的最終目的，在于講人事。他斥責“天不憐民”，甚至說：“天之于民，名為生之，而其實殺之也。”
他還認為人世間的福善禍淫、窮通壽夭都是為人所召，與天道無關，所謂因果報應之說，并不可信。《息爭》一文，闡發了他的學術觀。他對唐代韓愈排斥佛老，宋代洛黨、蜀黨之爭、朱、陸之異同，都給予了批評，說：“天地之氣化，萬變不窮，則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盡。”他還認為孔子能成為圣人，在于“恢然有余，而于物無所不包”。這種包容并蓄的學術理念，在學術史上有積極意義，對以后姚鼐提出“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相濟說有一定的影響。 《汪烈女傳》也是一篇奇文，談儒家君臣倫理問題，他認為“君臣以義合”，雙方相合，則臣留；雙方不合，則臣去。這跟“夫婦以恩合”不一樣。故他說：“以臣之食祿為受君之恩，吾之所不知也。”這樣的觀點，明顯偏離了程朱理學的要求，離經叛道的意味非常濃厚。 他的山水游記，也寫得不同于方苞、姚鼐，別具特色。如方苞的《游雁蕩記》、《記尋大龍湫瀑布》，姚鼐的《登泰山記》，大抵謹守義法，寫景簡略，重在寄寓，篇幅并不長。而劉大櫆《游黃山記》、《游浮山記》，客觀寫實，移步換景，鋪陳景色，極盡形容之能事，波瀾壯觀，文采照耀。這種游記面貌在桐城派散文中也較為罕見。 至于劉大櫆寫人敘事的文章，如《章大家行略》、《胡孝子傳》、《吳貞女傳》、《張復齋傳》、《伯兄奉之先生墓志銘》、《舅氏楊君權厝志》、《下殤子張十二郎壙銘》等，成功刻畫了章大家、胡其愛、吳滿妤、張召華、劉大賓、楊穉棠、張若盼等諸多人物形象。這類文章在寫法上與方、姚大體相似，往往擇取幾個事件或細節，寥寥數筆，將人物刻畫得栩栩如生。這也是桐城派文章的拿手好戲。  劉大櫆的文章，也有些缺點。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說：“桐城劉大櫆詩文皆不能成家，其文尤乏佳處，雖稍有氣魄而粗疏太甚。其生平于古人文法亦甚留心，而所作往往軼于軌度；又或模仿成拙，轉多可笑。”其言雖過于貶低了劉大櫆，但也不無道理。如劉大櫆文多有摹仿韓愈文之處，有時未能做到如鹽入水，了無痕跡；有些文章藻采過于絢麗，越出了義法和雅潔的規制；有些壽序、墓志，為應酬而作，較為空疏。 氣肆才雄，奇縱多變 《清國史·文苑傳》評價劉大櫆的文章：“兼集《莊》、《騷》、《左》、《史》、韓、柳、歐、蘇之長，其氣肆，其才雄,其波瀾壯闊。”這個評價抓住了劉文的個性化特色。“氣肆”，指其文氣勢充沛，鋪張揚厲；“才雄”，指其文才力雄健；“波瀾壯闊”，指其文結構曲折回復，奇縱跌宕，千變萬態。 劉大魁書法 以名篇《海舶三集序》為例。《海舶三集》是徐葆光出使琉球期間所作的一部詩集。徐葆光在康熙五十七年被任命為琉球副使，執行冊封任務。方苞當時還為此寫了《送徐亮直冊封琉球序》。 劉大櫆為這部詩集作序，已是徐氏刻印詩集的二十多年后了，當時徐已歸老于家。詩序寫得別有新意，側重于表彰徐葆光出使琉球,時刻以國事君命為重，能夠臨危不懼,從容吟詩。在行文上亦翻空出奇，波瀾壯闊，變化多端，既顯才力，又逞氣勢。 序文開篇，起筆峭立，不落窠臼，寫泛舟江淮，云興風起，驚濤生，駭浪作，舟人仆夫相向失色；接著進一步說在渺渺無垠的大海上，人們面對驚濤巨浪，往往會魄動神喪；由此筆鋒突轉,卻說有“神勇”者在海浪中仍能俯仰自如，吟詠自適。行文至此，稱贊徐葆光的“神勇”似乎呼之欲出了。出人意料，作者卻說“余謂不然”，筆意又為之翻轉。他解釋原因：“人臣懸君父之命于心，大如日輪，響如霆轟，則其于外物也，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不聞其聲。”這幾句可謂文章核心，暗示著徐葆光能以使命為重，故履險如夷，吟詠自適。 至文章收束時，作序緣起才點破。全文沒有從正面寫人和詩，而是從側面著墨，構思新奇，布局巧妙，措詞得體，筆法多變。 當然，序文也鮮明地體現出了劉大櫆奔放橫溢的才氣，其中的排比句式尤能助添氣勢。劉大櫆為表現人臣以國事為重，心無外物，寫道：“彼其視海水之蕩潏，如重茵莞席之安；視崇島之峌當前，如翠屏之列、幾硯之陳；視百靈怪物之出沒而沉浮，如佳花、美竹、奇石之星羅于苑囿。”這里連用的三個排比句，表意充分，貫氣充沛。 劉大櫆的文章中，飽含雄直之氣的較多，比如論說文《天道》、《雷說》、《觀化》、《騾說》等，書信《答吳殿麟書》、《答周君書》等，善用博喻，排比句、長句，行文毫不拘謹，才氣縱橫，開闔有度，疏放有致。 劉大櫆高足吳定評其師文章“傾江灌河，氣蓋八紘”，雖有點過譽，但也確實指出了劉文氣勢宏闊的風貌。當然，劉大櫆也有一些氣斂神凝的文章，大多與敘事寫人有關，如名篇《樵髯傳》，寫樵髯翁程駿的奇行逸事，有意斂氣行文，僅在結尾說“余悲之而作《樵髯傳》”，方才打開情感閘門，宣泄哀情。 可以說，劉大櫆文章，既能遵守方苞的“義法”規矩，寫得雅潔通順，體現出桐城古文的共性特征。同時，他又汲取了子書的排蕩奇詭、史傳的跌宕起伏、漢賦的鋪張揚厲、唐宋古文的錯落有姿，文風變得奔放奇崛，宏肆炫爛，顯示出鮮明的個性特征。這種偏于陽剛的審美風貌，迥異于桐城文章以陰柔為美的主流，別具意義。 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劉大櫆的人生經歷坎坷蹭蹬，可謂“一生襟抱未曾開”。崎嶇世路磨煉了他的性情，也鍛鑄了他的才氣。他以其文論貢獻和文學成就奠定了在桐城派陣營中的宗師地位，成為在文學史上不可忽視的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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