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思想最活躍的時代，一個是涌現了諸子百家的春秋戰國，另一個就是民國時期。那是晦暗的年代，也是璀璨的年代；那是戰亂頻仍的時代，也是思想迸發的時代；那是這個民族的至暗時刻，也是這個民族的覺醒時刻。盡管再耀眼的星光也無法照亮大地，但依然為這個民族指引了方向，為這個民族帶來希望。 胡適，或許是民國時期一個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曾受業于約翰.杜威（美國著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家）。胡適有三十多個博士頭銜，但大都是名譽或榮譽性質的。他在做學問方面，雖然涉獵頗多，如哲學、史學、小說，他還是紅學的肇始者，可以說著作等身，但大抵上成就并不高。他還寫詩，出過詩集，一般來說，詩有好的詩，有不好的詩，他寫的詩談不上好壞，因為大都根本不是詩。當然現在對詩的定義已經完全模糊了。  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他好像特別善于開創，但很少能夠完成。正所謂：“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但從另一個角度上說，他用一生的時間踐行了自己的信條：功成不必在我。 胡適一生都在探索中華民族在政治、文化上的出路，致力于為自由、法制、民主、人權而斗爭，即使到了中國臺灣，他在任“中研院“院長期間依然和一些文化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介石違背臺灣“憲法”三連任“總統”。 我國在50年代發起的批判胡適的運動，當然有政治和個人等多方面因素。這極大地削弱了胡適在文化上的影響力。胡適從書生意氣到忠厚長者，畢生在獎掖后進上不遺余力，當年許多站出來批判他的人，也曾經受過他的幫助。他是一個溫良如玉的君子，他對個民族是有貢獻的。或許有人說他不論做學問還是做官員，似乎都很平常，沒有什么特別成就。但在今天，整個中華大地的政治、學術和文化界，像胡適先生這樣的人，一個都找不到了。 如果從近一百多年來的中國推選作家，我第一個會選魯迅。如果需要列出三個名字，我會說：魯迅，魯迅，魯迅。可能有人說：魯迅沒有得過諾貝爾文學獎。我想對有些作家，獲得這個獎是榮幸，沒獲得這個獎是損失。而對于魯迅，如果他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是諾貝爾文學獎的榮幸；他沒有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是諾貝爾文學獎的損失。  流傳永遠是對文學最高的褒獎。我們那代人在學生時代都曾接觸過魯迅先生的作品，在當時的我看來，他那有些半文半白的行文艱澀和奇怪。但當我忘記了絕大多數中學時代學過的那些課文，那個刻在書桌上的'早’字；那個穿著破舊長衫的在咸亨酒店沾著酒水寫著'茴’字的四種寫法的讀書人；那個在迷迷糊糊地看著社戲，吃著羅漢豆的孩子；那個月光下手握鋼叉的少年，依然清晰地刻在我的腦海里。 可能每個人的心中都住著一個阿Q，在被命運打倒在地的那一刻卻想著自己倒地的姿勢是不是沒有那么狼狽。每個人的心中都住著一個祥林嫂，后悔應該做而沒做，不應該做而做了的事。有多少人在最絕望的時候，想著蘸著血的饅頭或許真的是一種解藥。又有多少人在罪惡面前選擇了袖手旁觀。 有人說魯迅沒有寫過好的長篇小說，不足以稱為偉大的作家。真正的文學，永遠不會是商品，要用銷量評價好與壞。對于每一個為文者，魯迅就是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山。盡管他無論在什么時代都是那么不合時宜。但又有哪一個人的文字能像魯迅先生刺出的利刃，穿過一百年的時間，直至今日，仍然有人畏懼他文字里的力量。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是民國時期清華校長梅貽琦先生說的。梅貽琦掌控著清華的全部經費，即美國逐年退回庚子賠款多收的那部分，在當時，可稱為巨資。當年錢學森他們出國留學的經費就是從這里出的，而且，錢學森兩次申請延長補助，都是梅貽琦批準的。梅貽琦是清華基金的管理者，去世后沒有留下任何個人財產，一生清貧如洗。曾任北大校長的傅斯年，是五四運動的學生總指揮。蔣介石很是器重，他卻拒絕加入任何黨派，彈劾孔祥熙、宋子文。傅斯年一生憂國憂民，奔走呼號。他用自己的影響力和極高的人脈籌措許多經費幫助困難中的知識分子度過難關。而他在去世的前一晚還連夜改稿子，只為得到稿費好換一條厚一點的棉褲。我覺得他們才是真正的一身正氣，兩袖清風。  《莊子》很難懂，劉文典認為這個世界只有兩個人懂莊子，一個是他，另一個是莊子本人。其實他懂不懂莊子都沒有那么重要。單憑他說：“大學不是衙門”，拒絕學生迎送如儀。敢于和蔣介石正面沖突所體現出的文人風骨，就配得上大師的稱號。劉文典孤高狷介，卻很佩服陳寅恪。想是陳寅恪是很有學問的。錢鐘書批評陳寅恪考證楊貴妃是否以處女之身入宮，過于瑣碎而無謂。知識的有用無用，不是一個人或是一代人能夠斷定的，而且有時候正是這種無用，證明我們不是矩陣中一個冰冷的數字。陳寅恪被稱為教授的教授，是人們對知識本身的一種尊重。而陳寅恪寫在王國維碑銘上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畢生追求的目標。  1937年，清華大學長沙臨時校區的門口，一個乞丐用力拉住了校長梅貽琦的衣袖、泣不成聲。這個乞丐就是中國核物理奠基人趙忠堯，他為了避開日軍的封鎖，化身乞丐把50毫克鐳用鉛盒封存，藏在一個普通的酸菜壇子里從北京帶到長沙。他的學生中錢三強、鄧稼先、程開甲等都是兩彈一星的功臣。而在30多年后，北京街頭的一個衣衫襤褸的乞丐是真的乞丐，他一無所有，流落街頭。這個人是趙忠堯的老師——葉企孫，中國物理學的一代宗師。他終身未娶，視學生如兒女，一生致力于中國物理學的教育與研究，被稱為大師的大師。這個人在孤獨中死去，他的死是整個民族無法拂去的傷疤。 抗戰時期，只是一個孩子的梁從誡問他的母親，如果日本鬼子打過來怎么辦？林徽因回答：“中國讀書人總還有一條后路嘛,我們家門口不就是揚子江嗎? “ 有些人說：中國的知識分子都是“平時坐論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 這中說法是不公正的，在這個民族的歷次劫難中都有人在黑暗中為我們的文明點亮燈火，有燈就有人。所謂“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還有另一種聲音認為，民國的大師大都是所謂國學，文學大師，對國家的發展和強盛貢獻無多，不配成為大師。我是一個標準的理工科出身，年輕時也有類似的想法。可隨著閱歷的增多。我越發覺得，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創造財富的能力確實非常重要。但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道德、社會的價值體系也一樣重要。這個世界每一次大的變革，都是從思想變革開始的。  海涅曾說過：不要輕視任何一個角落里的思考者，要不是康德切斷了上帝和上帝在這個世界的代言人的紐帶，就不會有羅伯斯庇爾把路易十六推上斷頭臺。每一個民族需要自己的思想者。需要有聲音為了公平、正義吶喊。一個失去公平正義的社會，創造再多的財富，也是終飽一部分人的私囊；再先進的堅船利炮，也是保衛一部分人的特權，而不是人民的福祉。 今天的世界又一次進入了動蕩的年代，或許我們又一次站在了歷史的十字路口。我們懷念民國的那些大師，那些曾經走過的路，說過的話，消失的背影，并不是我們想回到那個時代，沒有人愿意回到一個積貧積弱、顛沛流離的時代。我們推崇的是他們的時代精神，他們試圖在這個民族危機存亡之秋，在黑暗中為整個民族尋找一條出路。他們有的人四處碰壁，有的人歧路亡羊，但依然九死而無悔。他們在狂風暴雨的長夜里，守護著這個民族科學文化的火種；他們在生死存亡的時刻，堅守著這個民族的精神家園。他們的目光仿佛依然凝視著我們前行的腳步；他們偉大的人格和思想一如夜空中的星光，照耀著這個民族的漫漫征途。 ——本文來自今日頭條葉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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