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960年，后周發生陳橋兵變，大將趙匡胤被擁立為帝，遂是代周建宋，這也是宋朝的第一階段之北宋。 北宋在中國歷史上具有相當特殊的地位，它不能說是割據王朝，也不能說是大一統王朝，它屬于是局部統一王朝，雖然對比大一統王朝只是一個“弟弟”，并且武力不盛，但它結束了長達七十多年的五代十國大亂世，并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重文輕武劍走偏鋒開啟了文宋之世，摸索出了一條畸形又與眾不同的道路。 北宋的第76年是1036年，為宋仁宗趙禎在位的景佑三年，這是他在位的第14年，親政的第3年，在前11年是由太后劉娥臨朝稱制。 這一年在北宋歷史上算是很平常的一年，很是風平浪靜，值得注意的有兩件事。 一是二月宋仁宗“以三司胥吏猥多，或老疾不知書計，詔中丞杜衍與三司差擇之”。意思是三司的吏人太多了，所以下令淘汰數百名年老多病已無法從事“書計”者，但遭到強烈反抗，三司的朱正、周貴、李逢吉等百人先是跑到宰相呂夷簡家門口說這件事，呂夷簡是見都不見，又跑到大臣王曾家，王曾倒是見他們了，并且以“美言諭之”，但是“因使列狀自陳，既又詣衍第投瓦礫，肆丑言。”
最后這場鬧劇是這般收場：“正、貴杖脊配沙門島。逢吉第二十二人決配遠州軍牢城，其為從者皆勒停。” 胥吏是指古代政府基層的辦事人員，這種職務往往是走不了仕途之人才去擔任的，一般只能在基層打轉，但因為是操辦具體事宜之人，所以有著豐富的辦事經驗，上可以處理了復雜的政務，下又了解當地民情，可以說是官與民之間的中間人，如果上級官員是空降沒有經驗之人，往往會被胥吏在具體事務上架空，胥吏也會趁機欺上瞞下，并從中牟取私利，可以說這是古代官僚體系的一大明顯弊端。 宋仁宗當時剛剛親政沒多久，想要整治這種亂象也在情理之中，不過也沒什么用，畢竟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也就是那么一回事。 當然這也不能怪宋仁宗，歷朝歷代的官僚體系想要正常運轉，都是要依靠胥吏輔助，同時自然也要忍受胥吏帶來的危害，雙方是一種相互依存的關系，不是那么簡單就可以整治的。
要說整治胥吏還是得看清朝的雍正帝，他在成立軍機處集中皇權的時候，是例外的不置胥吏，而是以軍機章京承擔胥吏的功能，完美的杜絕了胥吏的弊端，不過也僅此而已，他也做不到將胥吏排除在龐大的官僚體系之外。 二是當時的宰相呂夷簡因為頗受宋仁宗信任，又喜歡玩弄權術，所以執掌朝政，朝廷內外很多官員的升遷都掌握在他手中，因此名臣范仲淹針對這一情況向宋仁宗上書，勸說宋仁宗要親力親為，結果是范仲淹被貶知饒州，為范仲淹仗義出言的余靖、尹洙、歐陽修也是被貶到地方為官。 從這里也可以看出宋代的政治斗爭對比其他朝代是寬松了太多，一般是不下死手的，往往是我看你不爽，就把你貶出京城，貶到偏遠地方當個小官自生自滅去吧。 雖然北宋內部風平浪靜，但外部已經開始驚濤駭浪起來，畢竟這是重文輕武的朝代，出于對五代十國的反思，所以軍隊的戰斗力很羸弱，皇帝的想法很簡單，軍隊可以打不贏仗，甚至可以割地賠款，但是一定要聽話，不能再讓唐朝的藩鎮上演，更不能像五代十國那樣武將頻頻叛變自立為王那般，只要能維持基本的統治，不亡國就行。
所以終宋之世，不只是沒有完成大一統，更是自始至終都沒有威服過四方，反而使得西夏這樣地方勢力徹底割據建國。 正常來說，當時北宋“時年”76歲，正是年富力強之時，但其實已經是處于多事之秋，西夏的開國皇帝李元昊已經于1032年繼位，他并不滿足向宋稱臣，想要從土皇帝成為真正的皇帝，要與宋朝天子平起平坐，雖然在1036年并沒有徹底發作，但是在兩年以后的1038年，準備好一切的李元昊正式稱帝建立西夏。 本來北方的遼國就已經讓宋朝君臣很無奈和不爽，李元昊這個臣子又要稱帝自立門戶，宋仁宗自然是不答應，因此雙方爆發戰爭，結果不出意料，北宋雖然國力可以碾壓西夏，但是軍隊戰斗力太弱，最后只能捏著鼻子承認李元昊為夏國主，沒有承認其是夏皇帝，保住了最后一絲脆弱的顏面，隨后西夏又戰勝遼國軍隊，宋、遼、夏三國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 宋仁宗雖然以仁治天下，堪稱千古仁君，但很明顯重文輕武的宋朝更需要的是明成祖朱棣和清太宗皇太極那樣既可以“背叛”祖制，又攻守兼備的雄主，所以宋仁宗雖然以仁留名，卻是在位時期使得西夏徹底崛起，北宋也是進一步深陷“重文輕武”的泥潭之中，在91年以后，一場恥辱的靖康之恥為其畫上休止符。 雖然南宋之后成功偏安，不過重文輕武的本質依舊不變，最后亡國依舊憋屈，同一個錯誤犯兩次，不是愚蠢，而是太過精明，知道重文輕武不對，知道重文輕武會亡國，但是重文輕武是當時可以探索出的最穩妥方法，所以明知弊端巨大，也是依舊用之，哪怕最后自食其果，起碼是享受了很長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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