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言：1974年，一艘南宋時期的古沉船在沉寂了700多年后于后渚港被發掘。古沉船上出土了大量香料、藥物、貨物木牌、銅錢、陶瓷器、銅器、木器、編織物、皮革制品、書籍、裝飾品、貝殼、珊瑚等珍貴文物，直觀再現了昔日南宋泉州海貿盛況。這艘古沉船在當時被稱作“福船”，因其卓越性能成為當時海上絲路的重要交通工具。讓我們以這艘古沉船為載體，回望700多年前那個"以舟為車，以楫為馬"的風華時代，一起去探尋南宋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與光輝。
一 國亂民窮，興海遠貿 南宋自立國開始，國家經濟受金軍的連年入侵影響，一直處于癱瘓狀態。這一時期，隨著宋軍節節敗退，導致北方土地大片喪失，上千萬的流民涌入江南地區，農業和工業生產迅速減少，國家收入大幅下滑，這一時期的財政收入從北宋晚期的六千萬貫銳減至南宋紹興時期的一千萬貫左右。同時，朝廷的開支卻在不斷增長。北宋末，錢幣歲入有六千萬貫，其中養兵之費約五千萬貫。
南宋初年，朝廷錢幣歲入約一千萬貫，而養兵支出就要九百六十萬貫一年。后來，南宋重整軍備，且每年要向金朝納貢，這一費用的數字又翻了幾番。如此一來，南宋自立國開始便極其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經濟危機，直接威脅南宋政權在江南的統治。如何能夠快速緩解經濟危機，安定民心，籌措軍費成了南宋王朝朝野上下的頭等大事，為此不少士大夫建議宋高宗節約朝廷開支，加征田賦和商稅，增發貨幣，盡一切可能搜刮民間財富，來緩解朝廷燃眉之急。對此，宋高宗趙構很快否決這一建議，原因也很簡單，因為金軍的入侵讓百姓生活已經極度貧困，更有上千萬北方流民涌入，一旦大幅加征稅賦必然引發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讓剛剛建立起來的南宋政權瞬間土崩瓦解。在宋高宗看來，要想增加朝廷賦稅就必須要開發增長經濟來源的新渠道，而在北宋時期就有不錯收益的航海商貿在宋高宗看來就即為不錯。
為此他特別下詔說：“"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當，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從此以后，南宋王朝朝野上下便將支持、壟斷海外貿易作為朝廷創收的重要政策。在北宋的基礎之上又在松江、江陰、華亭（上海）、溫州等重要港口城市設立"市舶司"，進行海外貿易。不久之后，海貿對南宋王朝財政的增長可以說是立竿見影，紹興年間海貿就為朝廷創造了每年平均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稅收，并為大量北方來的流民安置提供就業崗位。到了1174年至1189年間，兩浙（當時包括浙江及江蘇南部）每年平均上交1200萬緡,占當時全國平均錢幣稅收1560萬緡的77%以上，可以說如果沒有海外貿易帶來的豐厚收入，南宋王朝是不可能在江南站穩腳跟，度過立國初期的艱難歲月。貿易帶來的豐厚利潤讓許多人對漂洋出海趨之若鶩。以福建為例，"以海為生和從商之人，一旦過得不如意，會毫不猶豫離別父母妻兒，居住到蠻夷之地"。但也有很多士大夫揚帆出海只是為了去異域探險，或者在未知之地感受探索之樂。例如，曾于紹興年間（1131-1162）任國子監學正的莫汲，被貶到化州后，他便租船泛海探索。他曾遠航到北洋，當時船員都感到害怕不敢前進，要發生暴亂，他拔劍脅迫大家繼續航行。回程之時，他們記載曾見到身長十余丈的魚。從他們的描述猜測，他們見到的可能是鯨魚。 二 靖海安邊，以衛海疆 為了保證海上貿易的興盛穩定，抵御金軍、偽齊水師和海盜對南宋朝廷海上貿易的威脅，建立一支強大的水師顯得尤為重要。自南宋王朝的水師建設是在北宋時期遺留水師的基礎上完成的，早在宋朝太祖皇帝時期就積極支持水師的建立，各路地方都建立水軍。此外，禁軍中有兩支"虎翼"水軍，廣州有東南道巡海水軍。但是各地部署的水師規模并不大，可能一兩艘武裝的舢板就組成一支水師，到了內河水戰時，使用的可能就是大一點兒的劃艇。陜西路的四支水師駐扎在今青海省黃河源頭，后來因對戰吐蕃受損，北方的一些水軍則因對金作戰受損。因此，南宋開始重組水師之時，只剩77支水軍，這對于應對南宋時期日益增加的內河、海疆防衛壓力遠遠不夠。
因此，南宋朝廷設置了專門負責水師軍務的沿海置制使司衙門，將統領水師的權力全部收歸中央，這是推動水師規模擴張的關鍵性舉措。設置沿海置制使司衙門之后，緊接著就是對水師力量的大規模擴充，興建戰船提升水師戰斗力。 當時南宋朝廷最常使用的戰船有以下幾種：大型槳帆戰船，又稱戈船或棹船。宋高宗登基后的幾年中，滸浦造船坊生產出兩種槳帆戰船：一種叫四百料的八櫓戰艦，長八丈，每艘用錢一千一百五十九貫；另外一種為四櫓"海鶻"戰船，長四丈五尺，每艘用錢三百二十九貫。宋朝常用的另一種戰船叫鱽魚船，這種船面闊一丈二尺，身長五丈，頭尖尾闊，有大量空間可存放石塊、弓箭和物資，可載五十人，由朝廷出錢四百余貫，交民間工匠打造。南宋水師規模最大的海船"海鰍"由廣東和浙江的官方造船坊制造，面闊三丈，約載二千料，"比鱽魚船數已增一倍，緩急足當十舟之用"。這種船在當時也被稱為鰍頭船，所有的船中，最奇特的是車船。這種船的產生充分彰顯了中國人民的創新才智。早在5世紀時，就有這種奇妙之船出現，但到了南宋時期，它們才被改進到最完美，并發揮最大的作用。1132年，一位宰相在評論某場水戰時稱："賊有車船，如陸戰之陣兵；鰍頭船，如陸戰之輕兵。”1132年8月，無為軍（在今安徽地區）守將王彥恢上陳了自己所著的關于車船如何在戰爭中使用的文章，稱車船輕便快捷，可用于攔截敵船；同時他還展示了自己創制的飛虎戰船，船旁設四輪，每四人踏一輪。南宋朝廷肯定了他創制的戰船，下令建造一批"飛虎戰船"，并單獨組建了一支"飛虎"船隊。1134年至1135年，宋軍在洞庭湖與農民起義軍的交戰中，使用了長二十至三十丈的大型車船，每艘船除船工外能容七百至八百名士兵。這些戰船造價十分昂貴，二十丈長的車船用錢兩萬貫，"若以系官板木，止用錢一萬貫"。有些車船甚至長達三十六丈，而寬達四丈一。1134年，兩浙路的造船坊奉旨在一年內打造九車和十一車海船，共二十八艘。顯然兩浙路順利完成了此次任務，因為次年該地區于3月奉旨建造十二艘九車戰船和八艘十三車戰船，6月又奉旨建造三十艘五車十獎小船。在武器裝備上，南宋水師也十分先進，不但裝備了盔甲、木弩、床弩、弓箭、飛槍、鐵撞等常規武器，還裝備了數量可觀的火器。
南宋水師的火器有以下三種，第一為用于近戰的猛油火柜，據《武經總要》記載，它以猛火油為燃料，用熟銅為柜，下有4腳，上有4個銅管，管上橫置唧筒，與油柜相通，每次注油1.5千克左右。唧筒前部裝有"火樓"，內盛引火藥。發射時，用燒紅的烙錐點燃"火樓"中的引火藥，然后用力抽拉唧筒，向油柜中壓縮空氣，使猛火洞經過"火樓"噴出時，遇熱點燃，成烈焰，用以燒傷敵人和焚毀戰具，或在水戰時焚燒浮橋、戰艦；第二是震天雷，它是用陶罐為載體，內裝石脂和火藥，使用時用拋石車發射，用來炸毀敵方戰船使用；第三是飛火箭，即在弩箭上綁定火藥袋，用床弩進行遠距離發射，燒毀敵方戰船。南宋水師憑借優良的武器和嚴格的訓練很快在實戰當中大殺四方。 公元1161年秋，金主完顏亮率軍40萬分四路向南宋大舉進犯。其中一路以工部尚書蘇保衡為浙東道水軍都統制，益都尹完顏鄭家奴副之，率戰船600艘，兵士7萬，輜重無數，在膠州灣唐島一帶駐扎，擬由海路進攻臨安。八月十四日，南宋浙西副總管兼海船副提督李寶偵知金兵動向 率戰船120艘，兵士3000人由海州出發，準備偷襲金兵水寨。翌日拂曉，南風漸起， 李寶率船隊在唐島與金軍遭遇并全速向金船撲去。金軍慌忙升帆迎戰，金船綿亙數里，指揮不靈，李寶下令用火箭攻擊。金軍船帆均用油布做成，火箭射中立時烈焰騰空，火借風勢，風助火威，金船頓成一片火海。李寶命軍士跳上未燃金船，展開肉搏，金兵被燒、淹、殺死無數，投降者3000余人。金副都統、完顏鄭家投海自盡，南宋軍繳獲武器、盔甲、糧食無算，無法搬運的輜重全部焚毀，大火燒了4天4夜，因主帥蘇保衡未隨船隊出發，只身逃命。此次戰役，李寶以3000水軍，全殲了超過自己20倍兵力的金軍，粉碎了金從海上侵襲宋都城臨安計劃，成為南宋水戰史上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這一時期，宋朝水師在抵抗金軍入侵的同時還承擔著一項重要的任務一一肅清海寇。北宋后期，廣州是一個重要的港埠，全國九成的海上貿易都通過廣州，出入珠江的商船都由朝廷派船護航。廣州至海陵山的七百里沿岸海島上，設有望舶巡檢司。但自靖康之變后，朝廷已無暇顧及海道和海岸的治安。海寇日益猖獗，不但伏擊過往商船，甚至搶掠沿海城市。 南宋初期的幾十年間，由于國庫收入來源有限，朝廷十分依賴海上貿易的稅收，用它來填補行政和軍費支出。因此，剿滅海寇成為朝廷的主要任務。
前宰相李綱曾上表：“臣契廣南、福建路，近年多有海寇作過，劫掠沿海縣鎮鄉村及外國海船，市舶司上供寶貨，所得動以巨萬計。官司不能討捕，多是招安，重得官爵，小民歆艷，皆有仿效之意。臣恐自此為患未艾，蓋緣兩路帥司，并無戰艦水軍，遇有海寇，坐視猖獗，不能進討。”李綱力勸朝廷，應加強水師力量以清除海患，不能一味退讓、招安。1131年，宋廷開始了剿滅海寇的行動。曾在幾年前擊敗過金兵戰艦的張公裕，受命將船隊分成五組在海上巡邏，搜索海寇蹤跡。12月，他在海門港外遭遇有五十艘船的海盜，將之剿滅。同年，水軍統制邵青叛亂，利用自己手上的戰船圍攻太平州（今當涂）、鎮江、江陰和通州，被擊敗后又出海攻打明州。之后，在妻子的規勸下，邵青被朝廷招安，并官復原職。朝廷不僅派水軍肅清海寇，還組織船主，五家結為一保，相互監督，以防中間有人支持或勾結海寇，并派海船阻截沒有結保的五家授權文書的船舶出海。同時，朝廷鼓勵招安海寇頭領，將其納入水師隊伍。像朱聰和鄭慶等帶部下投降并上交船舶之人，朝廷便封其為保義郎，并讓其在水師中任職。從此以后，在南宋水師的不斷征剿下，自靖康以來的東南海寇被逐步蕩平，這為南宋王朝海上貿易提供了有效的安全保障。 三 興建海船，乘風破浪
南宋海外貿易的興盛與宋代以來航海造船技術的突飛猛進密不可分。盡管有文字記載，中國的船舶在唐朝時曾到達過波斯灣，但亞洲海域的大量海上貿易仍然通過阿拉伯船運輸，其次是印度船。在當時，不僅中國商人搭乘外國船只出國，中國的多數沿岸貿易也由外國人掌控。但及至宋朝，中國的造船技術突飛猛進，而且出現了許多革新。宋代海船的載重量大為增加。唐朝的史籍記載的主要還是外國的海船。外國海船不用鐵釘，而以橄欖繩穿孔綁結，載重量和安全性都有限。《夢粱錄》卷一二載：宋朝海商之艦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三百噸），可載五六百人，中者三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載二三百人。這些是常見海船的規模。泉州出土的宋船載重量約為250噸，屬中等船。已經超過了當時外國的商船。而更大的海船可載萬斛至數萬斛。《嶺外代答》卷六"木蘭舟"條載："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豢豕釀酒其中"，數萬斛之船只有用能"持數萬斛之蕃舶"的欽州烏婪木才能做柁。元豐元年及宣和五年宋朝政府兩次在明州修造載重萬斛的"神舟"，作為出使高麗的使者的座船。洪邁在《容齋四筆》卷一九中說"南人有萬斛之舟"正反映了當時的實際。宋代全國造船總數巨大。在太宗時全國年造海船、江河舟船共三千余艘，到了至道末年則達三千三百三十七艘。宋真宗天禧末年，每年的數量在至道末年的基礎上減少四百二十一艘。但每年新增的船舶仍是十分可觀的。宋代海船在制造技術上有不少創新。首先是宋船設置了水密隔艙，增強了抗沉性和橫向強度。泉州出土的宋代海船橫艙壁是由底部和兩舷肋骨以及甲板下的橫梁環圈著，構成一幅水密隔艙壁，使船舷與艙壁緊密結合，牢固地支撐著兩舷，使船體結構更加穩固。宋船還改革了以前使用木錨的傳統而使用了鐵錨。《癸辛雜識續集》卷上《海蛆》載："其鐵錨，大者重數百斤，嘗有舟遇風下釘，而風怒甚，鐵錨四爪皆折。"馬克·波羅曾在游記當中對基于南宋時期造船工藝制造出的海船有這樣一番評價：我告訴你們，（中國的）船舶大多是由樅木制成，只有一層甲板。甲板以下的空間被分為60個小房間或艙房，具體數量視船的大小有所增減。每個船艙能讓一位商人舒適地居于其中。船上裝備十分先進的駕駛盤，通俗地說就是船舵。每艘船有四根桅桿和四張帆。通常還會再多加兩根桅桿，根據天氣情況，這些桅桿能夠隨時升帆或收帆。有些噸位較大的船，另有十三間貨艙，用厚板組裝在一起，以防意外發生穿漏，如觸礁或被覓食的鯨魚撞擊而產生漏洞……船員們找到漏水的貨艙后，馬上就會將該艙貨物轉移至其鄰艙，因為這種船造得十分精密，所以一個艙進水，并不影響其他各艙。船員們修理完畢后，再將貨物搬回原處。船舶都用兩層板打造，即船的各處都有一層覆板蓋在底板上。這些木板內外都捻縫，并用鐵釘牢牢釘住。”
宋代在造船技術突飛猛進的同時，航海技術也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和發展，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要屬指南針在航海過程當中的廣泛運用。在南宋時期， 海船當中設置了專門管理指南針的人員，稱為"火長"。泉州海商王元懋曾記載："淳熙五年使行錢吳大作綱首，凡火長之屬一圖帳三十八人，同舟泛洋。"火長就是專掌指南針，定方位者。《夢粱錄》卷一二說得很明確："風雨晦冥時，惟憑針盤而行，乃火長掌之。毫厘不敢差誤，蓋一舟人命所系也。"針盤就是指南羅盤。羅盤的運用增加了指南針的準確性，從而指南針逐步完全取代了星宿定方位的辦法。《諸蕃志》卷下曰：“深海之中渺茫無際，天水一色，舟舶來往，惟以指南針為則，晝夜守視唯謹，毫厘之差，生死系焉。"在以星宿或陸地顯著地形辨別方位的航海時代，不僅受氣候影響很大，而且只能確定大致方位，往往需到岸后循岸人港，極大地限制了航海的安全保障和效率。宋代前往東南和印度等地貿易的周期大為縮短。《嶺外代答》卷二稱："廣州自十一月十二月發舶，順風連昏旦，一月可到。"又稱："廣舶四十日到藍里住冬，從藍里往故臨約一月始達"。同書卷三稱："諸藩國之如中國，一歲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后可。"而據《漢書·地理志》載，漢代出海，從徐聞出發，九個月才抵達泰國華富里，而從印度東返，八個月才能到蘇門答臘。宋代的海上貿易周期也遠遠短于需要徒步跋涉，往返仍需數年的陸上貿易。可以全天候使用、準確度高的指南針，特別是羅盤在航海上的運用，實現了航海技術上的一次革命。使航海安全和效率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正如14、15世紀羅盤在西方的廣泛運用促成了西方人環球航行一樣，指南針在宋代的運用也在這一時期航海業的蓬勃發展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除了指南針的運用外，宋代人的海洋知識在幾千年的經驗積累基礎上也有了很大進步。宋代的航海者已經掌握了東至日本、高麗，南到東南亞，直至中東的季風規律。去高麗是乘夏季西南季風，即《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所說："舟行皆乘夏后南風 ，去日以南風，歸日以西風。”赴日本也在夏季或秋初乘西南季風。回航乘初春東北信風。南海航線則是冬汛北風發舶，夏汛南風回舶。由于航海活動的頻繁，當時人們對各條航路和海外國家有了更詳細的了解。出現了很多記敘航路和海外風情的著作和海道圖。如《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海外諸國地理圖》、《諸蕃圖》、《海道經》等。這些都是對宋代航海活動的生動實錄和總結，也成為了航海事業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指導。對海洋潮汐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燕肅著有《海潮圖》、《海潮論》，沈括的《夢溪筆談補》也記載了當時人們研究海潮的成就。雖然很多史籍未能保存下來，但這些書籍在宋代的出現說明宋人已積累了比較豐富的海洋知識。 宋代海船在當時還特別注重航海當中對旅客的服務，船舶上會提供給商人艙房和公共間。有些艙房帶有柜子和其他便利設施。這些房子都配有鑰匙，房間主人可以帶上妻妾出行，并隨時上鎖。有些船員和兒女一起住在艙房里，還在木桶里種廚房用的香料植物和生姜。有些來往于中國和南印度之間的大型船舶，甚至有些大型商船還有"市井買賣，機坊酒肆"以滿足乘客需求，乘客可以隨時來到船上酒肆當中消費，品嘗各式醬菜、梅果、海味，以此排遣長達數月航行中的無聊。 四 東南形勝，海商興旺
在宋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路線有以下幾條：是從廣州或泉州到蘇門答臘，在這里是南亞香料的集散地，中國以絲織品、茶、瓷器、鐵器、農具等物貿易檀香、茴香、犀角、象牙、珍珠、水晶、胡椒等名貴香料。第二條，則是從廣州或泉州經藍里、故臨到大食（阿拉伯帝國）。基本是沿唐代的"廣州通海夷道"至波斯灣。阿拉伯首都巴格達是國際貿易中心，中國把絲織品、瓷器、紙張、麝香等運至阿拉伯，再運回香料、藥材、犀角、珠玉等。第三條路線則是從廣州或泉州經藍里至麻離拔。麻離拔地處阿拉伯半島南部的卡馬爾灣頭（今屬也門），盛產乳香、龍涎、犀角、象牙、沒藥等，水陸交通發達，大食及非洲諸國都到此貿易。第四條則是從兩廣地區出發，前往東南亞進行香料、珠寶、稻種、藥材貿易。
海上貿易給南宋王朝帶來了巨大的收益，從紹興時代開始，海上貿易每年為南宋朝廷賺取高達200萬貫以上的巨額財富。在當時的“遠東第一口岸”泉州港已是"蕃舶之饒，雜貨山積"，其對外通商的國家和地區高達58個，進口商品主要以香料、藥物為主，出口商品則以絲織品和瓷器、茶葉為大宗，而且最多時進出口貨物在400種以上。當時的政府曾以泉州作為我國海外交通計算航程的起點，出口的大宗貨物有絲綢絹緞、瓷器、茶葉、銅鐵制品等；進口貨物有各色香料、胡椒、寶石、珍珠、象牙、犀角等。 海上貿易尤以經濟相對發達的浙江地區最為活躍。當時的臨安府，奇珍異寶及花果，時新海鮮野味，天下所無者，悉集于此。《西湖老人繁盛錄》中記載，臨安買賣海貿貨物的"七寶社"內有珊瑚、香料、寶石、琉璃器具等珍貴貨物數不勝數。浙西人劉承節自贛州回浙西，在信州貴溪的客店曾逢數賈客，攜廣香同坐，相與問從所來，欲買客香。這幾個商人就是從廣州沿大庾嶺道至虔州轉往江南東路或兩浙路販賣香藥的。常棠《（紹定）瞰水志》載，港市瀲浦常有商人把諸貨販運浙西諾郡，紹興的河里有很多河船，都是來搬載香香貨雜色物件等運往各地銷售。
隨著大量海外商品的涌入，南宋的海外進口商品加工制造能力發展突飛猛進。在行在臨安府設有文思院，職能之一就是加工進口品，滿足宮廷消費香藥寶貨的需要。文思院"監官分兩界，曰上界，造金銀珠玉，曰下界，造銅鐵竹木雜料……每年經文思院加工的進口商品數量十分龐大，宮廷都會取出其中想當大的一部分投放市場以謀取利益。 在宋代，進口品的消費已不像前代，只是局限于宮墻之內和貴族階層，很多普通人家，特別是當時京城的居民已開始大量消費進口品，因而民間也出現了大量進口品的加工業作坊。南宋時"京城內外有專以打造金泊及鋪翠銷金為業者，天下數百家。列之市肆，藏之篋蓋，通販往來者往往至數千人"。為了適應香藥消費的需要，香藥的加工匠人對各種香藥的氣味、性能等都有詳細的認識，并根據不同的消費用途創制了很多香藥配制方法。《嶺外代答》卷七載，沉香"以諸香草合和蜜調，如薰香衣，其氣溫馨，然微昏鈍"。而"龍涎于香本無損益，但能聚煙耳。和香而用真龍涎，焚之一銖，翠煙浮空，結而不散，座客可用一剪分煙縷"。能剪分煙縷固然是夸張，但說明人們掌握了龍涎能聚煙的特點。
南宋朝廷十分重視對于海上貿易的管理，在當時的廣州、泉州、明州、杭州設置市舶司，成為發展航海貿易的重要機構。宋代市舶司類似于當今的海關，商家出海貿易必須領取政府發行的“官憑”才能啟航，經營進口商品的商入必須領取引憑，引憑即是當時針對商人帶來的商品在市舶司納稅后的憑據，只有拿到引憑的商品才可以進行商業買賣活動，如果商人偷賣引憑之外的商品，一經發現，按偷稅走私論處。宋廷還對當時海上貿易中價值昂貴的乳香、鑌鐵、黃銅、玳瑁等物品采取“博買”制度，即政府出資對這些商品大部分予以收購進行專買，以此謀求暴利，穩定市場。同時為了刺激商品在港口區的買賣，進口品營銷的納稅與一般商品不盡一樣，在市舶司所在州府買賣進口品不再繳納商稅，北宋、南宋均是如此。北宋時規定，市舶司所在地經營進口品，可從便買賣，不許再行收稅，更行收稅者，以違制論。南宋也如此，建炎三年的條令規定："應販市舶香藥給引人戶，遇經過收稅去處，依此批鑒，免兩州（指杭州、明州）商稅。"，但是出市舶司所在地銷售進口商品則要收稅，商稅的征收，在京則交于都商稅院，在地方則由各地稅務機構負責，到南宋時實行的仍是商人"遇經過收稅處，依此（指引憑）批鑿"。沿路關市收稅，征稅的數目也不斷變化。宋孝宗時是每貫收三十錢，與普通商稅（過稅每貫二十，住稅每貫三十）相近。淳佑時增至在京每貫收一百錢、在成都每貫收二百錢。同時為了進一步加快遠洋船舶的周轉率，增加海運收入，南宋朝廷于1164年制訂了"饒稅"政策，規定："若在五月內回舶，與優饒抽稅之；如滿一年，不在饒稅之限；滿一年以上，許從本司追究"( 南宋還針對市舶司的官員制訂了有關的獎懲制度，能招徠外商的升官，影響海外貿易的則降職處理。
南宋帝國對于海貿帶來的財富使用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首先是為了籌措軍費糧米，南宋政府為解決沿邊軍費困難，軍械糧餉難以籌措的問題，將海上貿易當中的香藥犀象等進口品作為重要的折中代替品，用它們作為錢幣向糧商購買軍糧，以供應前線軍需。南宋開禧元年時為解決養兵之費無所措辦的困難，令"每歲于鹽、舶二司各撥一萬緡入椿積庫，以備緩急"。宋南遷之初，全國混亂，立足未定，財政未理，用度奇缺，曾"命福建市舶司悉載所儲金帛見錢，自海道赴行在，以解軍用燃眉之急。”其二則是用來回收紙幣，穩定金融。南宋政府為解決嚴重赤字的財政，不顧準備金的不足，大量超額發行會子，東南地區最為泛濫，然而錢荒又十分嚴重，致使會子不能如期收兌，政府不得不采取其他手段，而香藥犀象等就是重要收兌手段。隆興五年收兌第一界會子時就規定香藥作為固定的收兌手段之一："令行在榷貨務，都茶場將請算茶、鹽、香、礬鈔引，權許收換第一界，自后每界收換如之。"南宋一百多年中始終為濫發會子和收兌的艱難所困擾。香藥也一直在收兌會子中起著重要作用。宋政府因無力收兌，不得不將會子一再展期，但數界積壓，收兌更為困難。慶元元年詔封椿庫撥金一百五萬兩，度牒七千道，官告綾紙、乳香，湊成二千余，貼臨安府官局收易舊會"。嘉定年間第十一界會子期滿，共有三千六百三十二萬六千二百三十六貫八百文，超過了財政總收人。于是以鬻爵及出賣沒官田并儲色名件拘回舊會。其中僅以乳香一項就收兌了一百六十余萬緡。 結語
南宋王朝通過海外貿易的發展，為宋朝帶來了源源不斷的財政收入，才使得南宋帝國在疆土面積大幅縮減情況下，有了對抗金朝、蒙古入侵的實力，也使得宋朝在冗兵、冗官、冗費、財政開支巨大的情況下保持了基本財政平衡，于此同時也極大的促進了沿海地區經濟發展：如泉州、明州、廣州等港口城市，成為商業繁榮、人口密集的地區，沿海地區的造船業、陶瓷業、紡織業等手工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為海上貿易提供了豐富的商品。更重要的是，隨著宋代海外貿易的發展，逐步在社會當中形成了“不畏艱險，求索進取”的探索精神，讓南宋百姓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巨大壓力下，創造出輝煌燦爛的文明華章。 參考文獻： 1.《海上絲綢之路》 2.《宋要匯》 3.《容齋四筆》 4.《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 5.《被遺忘的海上中國史》 6.《諸番志》 7.《島夷志略》 |
|
|
來自： licht3jh8evr0j > 《待分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