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伏園、春臺到“兩孫公”：魯迅與孫伏園的幾次齟齬

大成教育圖書館 2025-08-02 發布于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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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孫伏園是魯迅最有名的學生之一，在魯迅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經常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有關魯迅與孫伏園之間幾個著名的事件，如“抽稿風波”“月亮詩”傳聞、魯迅在廈門大學和中山大學等都已產生相關成果，為我們了解魯迅與孫伏園的交往提供了詳細的材料。然而，在一些被視為引起魯迅與孫伏園關系變化的事件中，許多解釋往往還是來自于魯迅在文章中對其的評述，考慮到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地位，其相關言說就成了“絕對”的聲音。在孫伏園這一方，其留下的歷史材料十分有限，更多的研究集中于孫伏園的編輯思想和文化貢獻方面。在談及與魯迅有關的事情時，孫氏的回憶文章中基本都本著“為尊者諱”的崇敬態度，極少回應其師對自己的負面評價。這給梳理魯迅與孫伏園的關系帶來了很多困難?？傮w而言，魯迅與孫伏園的關系經過了從親密到略有隔閡，再到疏離的過程。在這個變化過程中，有三起事件在兩人整個交往史中都具有一定標志性意義，雖并不能將其視為兩人關系改變的絕對因素，但對于理解當事雙方在各自處境下相應的言行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這三起事件分別為：（1）孫伏園在“五卅慘案”時期稱《語絲》《現代評論》和《猛進》是“兄弟周刊”，引起魯迅的反感;（2）魯迅在廣州時期聽聞孫福熙與李小峰發生矛盾，一度為之惋惜，后來發覺此事與李小峰、孫伏園在經營北新/書局期間分利不均有關，涉及到自己的版稅，心中大為不悅;（3）孫伏園在“大革命”失敗以后來到上海，創辦嚶嚶書屋和《貢獻》旬刊[1]，與國民黨要人的關系十分密切。因江紹原在投稿《語絲》被魯迅退回后，將文章轉投給《貢獻》，孫伏園將江氏一段把文稿投給《貢獻》之緣由的文字一并登出，進而引發魯迅對江紹原以及孫伏園的不滿。在經過這幾次事件后，魯迅與孫伏園的關系疏離了許多，隨著孫伏園的赴法留學，此后再難見到兩人的交往。

一、關于“五卅慘案”期間孫伏園“兄弟周刊”說法的背后

1925年6月13日，魯迅在致許廣平信中寫道：“伏園的態度我日益懷疑，因為似乎已與西瀅大有聯絡。其登載幾篇反楊之稿，蓋出于不得已。今天在《京副》上，至于指《猛進》，《現代》，《語絲》為'兄弟周刊’，大有賣《語絲》以與《現代》拉攏之觀。或者《京副》之專載滬事，不登他文，也還有別種隱情（但這也許是我的妄猜），《晨副》即不如此。”[2]此語特指孫伏園當天在《京報副刊》上的一段言論：“'大學教授同事中有能撕去大學教授的面幕而與一般平民接近替他們做事者，有徐旭生，陳通伯，周鯁生諸君。但他們的身體到底薄弱，步行散傳單事一時也還不能做到。’……《語絲》，《現代評論》，《猛進》三家是兄弟周刊。對于這一回上海事件最賣力氣的是小兄弟《猛進》?！冬F代評論》里也有許多時事短評，社員做實際活動的更不少。”[3]這是魯迅的文字中首次出現對孫伏園的不滿，因此在兩人的交往史中具有標志性意義，但具體緣由卻十分復雜。

《救國談片》原載《京報副刊》1925年第178期

1925年的北京思想界可謂是空前的“熱鬧”，上一年“女師大”校內的矛盾在此時全面溢出校園，在社會層面上形成“女師大風潮”。在支持/反對學生鬧風潮以及“反楊”“反章”的過程中，思想界也劃分出兩大陣營，一方以魯迅、許壽裳等人為代表，以《語絲》《莽原》《京報副刊》等為陣地;另一方則以陳西瀅、徐志摩等人為代表，以《現代評論》《晨報》等為陣地。兩大陣營之間筆戰不斷，遠遠超過了就“女師大風潮”本身的爭論，一度上升到了對個人的攻擊。在這場大論戰中，陳西瀅“臭茅廁”“某籍某系”等言論給本來就紛繁復雜的“女師大風潮”帶來了更多負面影響，給相關人等連同魯迅本人都帶來了潛在的麻煩。因此，于公于私，魯迅對陳西瀅以及“現代評論派”都心生惡感。如果沒有更重要的事件發生，“女師大風潮”當屬北京知識界1925年最重大的事件。然而，上海方面“五卅慘案”的突然發生卻給打成一團的北京知識界帶來了短暫的聯合，所謂孫伏園“拉攏”《現代評論》，正是發生在這樣的背景下。

在“五卅慘案”發生后的幾天內，由于帝國主義勢力的干預，上海輿論界的反映相比于事件的程度遠遠沒有達到應該的效果?！吧虾蠼缰潇o，正和鄉下人不敢得罪鄉約們的情形一樣，卻是越可見靜穆的悲哀，才真是澈骨的苦痛。”[4]茅盾對這種情況的回憶是：“'五卅’事件發生后，上海各報皆不能據實報道（連《民國日報》也如此），而《時報》則連總商會宣布罷市的消息也不敢登。”[5]陳獨秀則在當時就指出：“全國的報紙，除青島《公民報》外，不曾替被殺的工人說半句話。顧正紅被殺時，上海各報館聽了工部局的命令，連許多事實都不敢登載。即至現在大馬路兩次慘殺，上海各報仍是沒有一點熱烈的批評……”[6]上海報界這種“靜穆”的情況直至6月8日后才有所轉變，在此之前，對“五卅慘案”積極報道的卻是北京報界。“昨天東壁先生的文字，給我一種說不出的悲痛。他隱去了真姓名，將文字寄到數千里外的北京來;再加以本報特約通訊員所記《上海申報將小樣分送各報》的事實：我們可以推測現在上海人的言論自由已降到了什么程度。”[7]在這樣的背景下，北京報界成為聲援“五卅慘案”發生主要的言論陣地。在“五卅”當日，邵飄萍即以《滬租界印捕槍殺學生之慘案》為題報道了慘案的經過，6月2日、3日，邵飄萍又連發《外人槍殺學生多名巨案》《英日尚不速悟乎》《帝國主義者激成大風潮而后》《不合作》等文積極聲援上海。《京報》動作之迅速，情緒之激昂，相應也表現在《京報副刊》上——6月初，《京報副刊》暫停，改由清華大學學生會主編《京報副刊·上海慘劇特刊》。類似的，北京出版界其他報刊雜志也紛紛先后就“五卅慘案”作出回應，如《晨報》就宣布凡與“五卅慘案”有關的廣告一律免費刊登，拒登英日廣告，其他雜志，如《猛進》《現代評論》等也在聲援“五卅慘案”中積極發表相關文章。孫伏園則在《京報副刊》上發表了《救國談片》《游行示威以后》《此后的中國》等文章討論“五卅慘案”以及反帝國主義等問題。因此，一時間在北京知識界同時有兩件“大事”并存，一個是近在眼前的“女師大風潮”，另一個則是遠在上海的反帝運動。

事實上，《現代評論》在聲援“五卅慘案”中的反應相當活躍。由于“現代評論派”成員大多具有歐美留學背景，且部分具備法律、經濟、政治等學科背景，對于“五卅慘案”，該派成員的文章往往都能具體地指出“五卅慘案”的性質并討論相應的解決辦法。如王世杰認為北京政府“自應要求關系國家撤換對于此次事變負責的領事及其他租界官吏，承辦殺人犯，并賠償死傷人眾。”[8]唐有壬、燕樹堂、楊端六等人主張“經濟斷交”[9]。從某種方面來看，北京知識界各陣營對“五卅慘案”的積極討論，除反帝國主義、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緒高昂之外，多少也包含了報刊雜志緊跟社會時事以拓寬自身影響力的因素。如果沒有進一步的運動，關于“五卅慘案”的討論終究只能停留在學理討論的層面。然而，北京知識界對于“五卅慘案”的支持付出了相當規模的實際行動。在“現代評論派”，就有唐有壬和陳西瀅分別提出“宣傳與募捐是目前最吃緊的事”[10]“他處人民目前的大急務，自然就是設法援助及接濟上海罷工的工人”[11]。彼時北京教育界剛經歷“金佛朗”案，各校為經費發放問題爭得不亦樂乎，慘案發生以后，各校教職員積極捐款，教育界決定主動將50萬教育經費撥出一半支援上海[12]，這對于當時處境困頓的教育界而言是十分可貴的。此外，北京知識界還組織了大規模的游行，其中一些被認為保守的大學教授，此時也紛紛走上街頭?！坝涡嘘犠蕴彀查T出發時，陰霾密布，雷聲隆隆，然群眾意不稍沮。風雨雷雹，同時并作，所謂天怒人怨，真足以形容昨天之景象矣?！侨毡本┐髮W教授隨大隊游行者不下數十人。旋以急雨襲來，年高體弱者多相率歸去。而隨大隊冒雨游行者仍有多人。當冰雹交加、狂風怒吹之際，記者猶見該校教授周鯁生、徐丙昶、張競生、李書華。顏任光等，追隨示威隊奮勇而前也?！盵13]可見慘案的發生，因其極為特殊的背景與性質，給北京知識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聯合——哪怕只是短暫的，但愛國主義和反帝情緒在此次運動中的傳播，其意義相當深遠。

《現代評論》1925年第2卷第27期

作為《京報副刊》主編的孫伏園見到這種空前盛況，除迅速調整《京報副刊》“女師大風潮”與“五卅慘案”的版面篇幅外，內心也頗為震動。這一點僅從他對錢玄同和顧頡剛的觀察就可看出：“以一個極端主張思想自由的學者（指錢玄同），這回也提倡國家主義來，做起'國民氣十足’的文字來，我們可以詳見上海事件對于我國前途的重要了?！薄捌渌珙欘R剛先生向來是線裝書，線裝書，線裝書里面鉆著，一天到晚寫的無一不是學術方面的文字，即使離開了線裝書往實際社會去考察研究'活的國學’，但結果也只對于學術方面有若干貢獻。這回卻出其多少年來研究民歌的學力，撰了一篇仿制的民歌，真是惟妙惟肖……語絲同人對于時事竟也破例熱心，不落人后?！盵14]在孫伏園看來，在“女師大風潮”與“五卅慘案”之間終究有內外之別：“這幾天的報紙上，一版，兩版，三版……載滿了上海事件的新聞，熱鬧固然熱鬧了，但老實說，我所感到的只是痛苦?！?，我卻在無意中得到了苦痛中的快樂。這就是報紙上原有的內爭的新聞幾乎沒有了?！盵15]在這樣的分野中，孫伏園稱《猛進》《語絲》和《現代評論》三家是“兄弟周刊”，或包含了更大的考慮。

回到魯迅這邊，在那段“伏園的態度我近來頗懷疑”的文字后面有一段不知所云的話：

我明知道幾個人做事，真出于“為天下”是很少的。但人于現狀，總該有點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只這一點共同目的，便可以合作。即使含些“利用”的私心也不妨，利用別人，又給別人做點事，說得好看一點，就是“互助”。但是我總是“罪孽深重，禍延”自己，每每終于發見純粹的利用，連“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后，只剩下耗了氣力的自己而已。[16]

這段憤懣的表述沒有指代，是指上文的孫伏園還是其他人，不甚了了。回到歷史語境，這段時間正是“女師大風潮”鬧得最厲害的時候，從“總該有點不平”一語來看，所謂“現狀”似即指此事。那么“利用”和“互助”又指什么呢？1929年，魯迅在回憶自己與《語絲》及孫伏園的關系時，談到辭職后的孫伏園頗為得意，認為《晨報》就此受到了打擊，云“真好，他們竟不料踏在炸藥上了！”魯迅的反應是：“這話對別人說是不算什么的。但對我說，卻好像澆了一碗冷水，因為我即刻覺得這'炸藥’是指我而言，用思索，做文章，都不過使自己為別人的一個小糾葛而粉身碎骨，心里就一面想：'真糟，我竟不料被埋在地下了！’我于是乎'彷徨’起來?！盵17]這段文字生動地將孫伏園的天真和魯迅的悲觀刻畫出來。從魯迅的文字可以看到，在孫伏園的得意中，他感到自己終究成為孫氏報復《晨報》“抽稿事件”的一個工具，對比魯迅致許廣平信中的“利用”一語，心境基本是一致的。正如魯迅所言，即便如此，只要目的一致，這種小小的利用也是無可厚非，仍可以在一些大是大非中“互助”，何況孫伏園是自己最親密的學生，無論是生活上還是思想上，當屬同一陣營的戰友。

《魯迅景宋通信集：〈兩地書〉的原信》

在6月17日信中，許廣平談到校內的情況：“即如我校風潮，寒假時的確不敢說辦事的人沒有色彩，所以我不敢做，不過袖手旁觀，現在也不敢說她們沒有色彩，但對方也太不像樣了！”[18]這一信息顯示出，在“女師大風潮”一事上，魯迅和許廣平都意識到此次風潮絕非表面那樣簡單，或存在更深的政黨力量在幕后推動。因此，在這個時間關口，“女師大風潮”也迎來了最緊要的“決戰時刻”，報刊雜志上的輿論走向，很大程度上將決定風潮的結果以及社會中各個階層對此事的判斷，這是魯、許二人格外注意輿論界對“女師大風潮”相關文章刊登情況的原因。在此信中，許廣平對孫伏園的評價稍向魯迅靠攏，但仍較為客觀。“《京副》有它的不得已的苦衷，也實在可惜。聽說凱明先生還有一篇攻楊的未露布，自然其他的也不少，蛛絲馬跡，不問可知?！鋵嵾@也是人情（即面子）之常，何必多責呢！吾師以為'發見純粹的利用’，對□□有點不滿（不知是否誤猜），但幾次的接著紅色的頭銜的信封時的后悔，和當面的'碰壁’是不是為激于義憤之利用呢？橫豎是一個利用，且請息怒吧！”[19]但是在魯迅這邊，有些事還是能反映出孫伏園的做法不妥。一方面，作為魯迅身邊較為親密的人，孫伏園當知“女師大風潮”在此時的復雜性，作為擁有刊發權力的編輯，孫伏園對稿件的選擇——不僅是數量和篇幅上，也有關文章具體內容上——本身即代表了他對于“女師大風潮”的態度。就像許廣平信中提到的，孫伏園連周作人的稿件都沒有刊發，其他“攻楊”的稿件就可想而知了;另一方面，孫伏園之前從《晨報》離職一事似乎證明其與“研究系”及相關圈子決裂，但考慮到《晨報》與徐志摩的關系，加之徐志摩與陳西瀅及其“現代評論派”的關系，此時將《現代評論》拉入《語絲》與《猛進》的陣營，在魯迅看來就顯得十分曖昧。當然，如魯迅自己所說，他對孫伏園的態度也僅是“懷疑”，對《京報》專載“五卅慘案”的現象也保守地判斷為是自己的“妄猜”，魯迅的不滿更多偏向于感情上，雙方各自的舉動都和其具體的處境有關。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確認的，從此以后，在與孫伏園相處的時間里，魯迅或多或少都戴著一副觀察的眼鏡檢視孫伏園的舉動，無論是后來調查“月亮詩”事件的傳播者還是廈門大學時期孫伏園與顧頡剛的關系，都是如此。

二、“小峰和春臺之戰”為何——魯迅對北新書局內部矛盾的觀察

在魯迅與章廷謙的書信中，自1927年7月至12月曾數次提到“小峰和春臺之戰”。此事與北新書局有關，但具體指何事，相關的知情者如李小峰、蔡漱六、章廷謙、孫氏兄弟等人都沒有詳細提及，只有陳學昭后來寥寥提到北新書局“起初是合辦的，隨后李小峰的哥哥投資，李小峰的妻和妹都是會經營的，變成獨家開設的書局（而孫伏園卻缺乏這方面的本領），把孫攆了出去”[20]。這一發生在北新書局內部的矛盾深刻地改變了魯迅與孫氏兄弟及李小峰等人的關系，也成為日后孫氏兄弟自辦書店的一個先兆。

據李中法（李小峰之侄）回憶，“北新創辦時的資金，一是公開招股。每股五元，孫伏園、劉半農等等都是股東，小股東也不少（讀者）。二是李志云、李仲丹、李小峰、李希同、李秉恂這五人是同胞兄妹，為支持開辦北新，把故里青旸的祖產中的不少市房（門面房子）賣了，以其所得入股?！盵21]可見，李小峰和孫氏兄弟在北新書局都有股份，李小峰家族是大股東，孫氏兄弟是小股東，這也為后來雙方發生矛盾埋下了隱患?！靶》搴痛号_之戰”中的小峰即李小峰，春臺則是孫伏園的弟弟孫福熙。

現將魯迅書信中有關這一事件的文字按時間順序摘錄出來：

春臺小峰之爭，蓋其中還有他們的糾葛，但觀《北新周刊》所登廣告，則確已多出關于政治之小本子廣州近來，亦惟定價兩三角之小本子能多銷，蓋學生已窮矣，而陳翰笙似大有關系，或者現代派已侵入北新，亦未可知，因凡現代派，皆不自開辟，而襲取他人已成之局者也。[22]（1927年7月7日）

北新內部已經魚爛，如徐志摩陳什么（忘其名）之侵入，如小峰春臺之爭，都是坍臺之征。[23]（1927年7月17日）

小峰和春臺之戰，究竟是如何的內情，我至今還不了然;即伏園與北新之關系，我也不了然。我想，小and春之間，當尚有一層中間之隔膜兼刺戟品;不然，不至于如此。我以為這很可惜，然而已經無可補救了。至于春臺之出而為叭兒輩效力，我也覺得不大好，何至于有深仇重怨到這樣呢？[24]（1927年7月28日）

新月書店的目錄，你看過了沒有？每種廣告都飄飄然，是詩哲手筆。春臺列名其間，我覺得太犯不上也。[25]（1927年9月19日）

伏園和小峰的事，我一向不分明。他們除作者版稅外，分用凈利，也是今天才知道的。但我就從來沒有收清過版稅。即如《桃色的云》的第一版賣完后，只給我一部分，說因當時沒錢，后來補給，然而從此不提了。我也不提。而現在卻以為我“可以做證人”，豈不冤哉！叫我證什么呢？

譬如他倆究竟何時合作，何時鬧開，我就毫不知道。所以是局外人，不能開口。但我所不滿足的，是合作時，將北新的缺點對我藏得太密，鬧開以后，將北新的壞處宣傳得太多。[26]（1927年12月26日）

所謂“小峰和春臺之戰”為何，隨這五則通信的推進基本就可看出，這是北新書局內部由經濟利益引發的糾紛。對于學生輩之間的爭斗，魯迅的態度先是迷惑，再到惋惜，最后是恍然大悟乃至失望。通過最后一則信息我們可以確認，孫氏兄弟與李小峰之間的利益沖突涉及到了與魯迅相關的版稅。這些于魯迅都感到了受欺騙甚至憤怒——原來孫伏園與李小峰一直都在不同程度上將自己的部分版稅用于分利。此前聽聞孫福熙與李小峰鬧矛盾時，魯迅一直都在做這樣或那樣的考慮，為此感到“何至于有深仇重怨到這樣呢？”此事現在鬧到臺面上來，魯迅對孫伏園的感受可想而知。

1926年4月14日，因魯迅《記念劉和珍君》一文，負責發行《語絲》的北新書局被查封，此事隨著段祺瑞政府的垮臺不了了之。此時正值北京政局交替的混亂之際，馮玉祥的撤出以及奉系的入主都預示了北京文化界即將迎來高壓統治。同月，邵飄萍被奉系軍閥槍殺，一時間風聲鶴唳，李小峰未雨綢繆地在上?；I辦北新書局分店，此事正是由孫氏兄弟操辦[27]，后來的《北新周刊》也由孫氏兄弟編輯。1926年北京高壓的政治導致了一大批知識分子出走，在這一波南下浪潮中，魯迅與孫伏園一同去往廈門大學，李小峰則暫時駐守北京。此后三人各自的路線又殊途同歸：孫伏園從廈門大學離開赴中山大學，后又赴武漢編輯《中央日報》副刊，“大革命”失敗后來到上海;魯迅也離開廈大赴往中大，在“大革命”失敗后來到上海;李小峰則于1927年4月來到上海。原本在北京師生共同協作支持北新書局發展的穩定局面，隨著人事遷移而發生了變化，由于孫伏園在這一時期輾轉于廈門、廣州、武漢等地，北新書局內部的矛盾更多反映在孫福熙與李小峰之間。同時，另一值得關注的動向是“新月派”的南遷，其目的地同樣是上海，這一與“現代評論派”關系密切的同人團體初到上海后迅速創辦了新月書店，大有在上海出版市場施展身手之勢，無形中與北新書局就形成了競爭。

魯迅對北新書局的觀察，正是以其與“現代評論派”“新月派”之間的關系為基準的。在與章廷謙的通信中，幾句有關“敵人”的評價都有具體所指。“現代派已侵入北新”是指陳翰笙擔任了北新書局編輯部主任。魯迅注意到《北新》周刊上與政治相關的書籍廣告變多，由于當時并不知道陳翰笙已經是秘密的共產黨員，魯迅只能從“現代評論派”喜愛談論政治以及陳翰笙本人的身份屬性來判斷北新書局被“入侵”了。此外北新書局還出版了徐志摩的《志摩的詩》（代發行）、《落葉》《贛第德》（譯作）和《曼殊菲兒短篇小說集》（譯作），這些都讓魯迅對孫氏兄弟與“新月派”的關系感到疑慮。接下來孫福熙的舉動，顯示出雙方之間似已“斗”了有段時間，故而鬧出了一樁叫魯迅覺得“很可惜”的事，這就是魯迅信中所云的“至于春臺之出而為叭兒輩效力”。當時的孫福熙正與陳學昭戀愛，在后者的作品《寸草心》出版一事上，按理當由北新書局出版。然而，孫福熙卻給《寸草心》畫了封面交由新月書店出版。孫福熙此舉顯然有“慪氣”之嫌，眾所周知，“魯迅派”與“現代派”勢不兩立，這一舉動無異于叫旁人看笑話。在魯迅這邊，截至7月28日信，他對孫福熙的舉動仍偏向于這是戀愛中男子一時的意氣行為，所以評價止于“很可惜”“不大好”。再到后來，孫福熙的名字列于新月書店書目廣告中，無疑是宣告了孫福熙在此次“站隊”中倒向了“新月派”，這在魯迅看來就“太犯不上”。從魯迅對“小峰和春臺之戰”的判斷來看，孫福熙這種姿態更多是為北新書局以及李小峰而作。

從1927年7月魯迅致章廷謙的幾封信來看，遠在廣州的他確實不明“小峰與春臺之戰”的內情，只能隱隱地去猜測和關懷，言語中充滿了對兩位學生斗氣的惋惜。到了同年12月“真相大白”時，魯迅才發現自己在北新書局中同時受到了孫氏兄弟與李小峰的蒙蔽，雙方在“鬧開以后，將北新的壞處宣傳得太多”，這些于魯迅都是十分難堪。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孫氏兄弟與“現代派”的接觸回頭看都有些可疑，這里面有人事的緣故，更有利益的因素。聯系到北京時期魯迅對孫伏園的懷疑，北新書局內部這么一鬧，他對孫伏園的印象肯定又要打折扣了。

三、語絲社離散的后續：江紹原抽稿與孫氏兄弟創辦的《貢獻》旬刊

“大革命”時期的孫伏園頗為活躍，這位有著“副刊大王”之稱的編輯在武漢將《中央日報》副刊辦得有聲有色，不僅刊發了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魯迅的《無聲的中國》《老調子已經唱完》等重要文章，更在上?！扒妩h”后刊發了郭沫若《請看今日之蔣介石》一文，在武漢政權與南京政權對立時期作出了重要的輿論導向。隨著“寧漢合流”，孫伏園等與武漢左派政權關系密切的知識分子面臨著非常尷尬和危險的局面。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大批知識分子在武漢“分共”以后紛紛逃亡上海，孫伏園自然也在此行列中。此時的上海已經匯聚了一大批知識分子，既有如蔣光慈、茅盾、錢杏邨、林語堂、郭沫若、陽翰笙等從廣州、武漢等地因“大革命”失敗遷移過來的，又有早前因北京高壓政治而南下的“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等知識分子，原本就不乏文化界名流的上海，此時儼然變成了繼北京以后又一個文化中心。此外，還有李初梨、馮乃超、彭康等第三期創造社成員自日本來到上海，在“大革命”失敗后醞釀新的文學思潮，準備掀起一場新的文化運動。魯迅則于1927年10月抵達上海，后來“革命文學論爭”中對魯迅的批判，在此時已基本奠定了人事格局?？傮w來看，在“大革命”失敗的陰霾下，知識分子們由于各種原因匯聚上海，預示了在上海文化圈內部即將發生新的分化，接下來相關人士的諸多文化選擇，某種程度上也代表了其自身的政治或文化傾向。

1927年9月，《中央日報》副刊停刊后，孫伏園來到上海與孫福熙創辦了嚶嚶書屋。從1921年出任《晨報副鐫》編輯起，六年的時間里孫伏園在文壇、政壇都結交了廣泛的人脈，到了自辦書店時，這些都成為其豐富的資源。此外，1927年的上海不僅云集了大批從各地遷移過來的知識分子，出版行業在此時的上海已經高度發達，自辦書局本身并非難事。因此，孫氏兄弟在與北新書局決裂以后做出此種選擇也在情理之中。像北新書局創辦《北新》周刊一樣，孫氏兄弟于1927年12月5日創辦了《貢獻》旬刊。在發刊詞中，孫伏園這樣寫道：

只要精神是健全的，態度是正當的，知識是充分的；那末，無論是穩健的主張也好，激烈的主張也好，在表現的時候，一以和平討論的方式出之，必可共同找到一條光明的途徑。……《貢獻》的方面是很多的，因為記者個人的交游也不限于一個方面。政治的，學術的，文藝的，美術的，新新舊舊的各項朋友都有?！敦暙I》記者要代表年長者的階級向全國的少年請求，我們的意見即使穩健些，但絕不愿自儕于昏庸之列的，你們須給我們言論的自由；也要代表年少者的階級向全國的前輩請求，我們的意見即使激烈些，但決不愿自淪于荒唐之列的，你們須給我言論的自由。[28]

這份發刊詞和《語絲》的風格有些類似，顯示出孫伏園想要將《貢獻》辦成繼《語絲》以后又一個自由談論各種問題的綜合刊物。然而，此時強調“言論自由”“和平討論”已經不是上海文化圈最“時髦”的話題。在當時的進步知識分子中間，最有吸引力的問題已經轉為“革命文學”以及如何面對“大革命”失敗。從《貢獻》的一部分作者群來看，這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文藝刊物，雖然有孫氏兄弟、江紹原、林風眠、荊有麟、傅雷等文藝界人士，但更引人注目的卻是一些政界要人，如汪精衛、陳公博、曾仲鳴等，《貢獻》的題詞則是出自吳稚暉的手筆。這些政界人士都是國民黨的高層，而且與“清黨”有很大干系，故而后來人們在提到《貢獻》時往往將其描述為“國民黨支持的刊物”。如果說此前在北京、廣州、武漢主編副刊的孫伏園被認為是一個“進步”的編輯的話，此時孫伏園的舉動顯得十分令人迷惑，尤其是在上海文化圈大談“革命文學”時，他卻和國民黨的要人們走到了一起。這也側面反映出，魯迅早年對孫伏園“交友”的懷疑與不喜是有理由的。

魯迅對嚶嚶書屋和《貢獻》的評價都非常低，甚至討厭。魯迅到上海后，在致章廷謙的信中這樣寫道：

伏園則在辦一種周刊，曰：《貢獻》（實在客氣之至）。又聽說要印書，但不知其詳，因為極少見。[29]

對于《貢獻》，藐視者多。[30]

“實在客氣之至”自然是針對孫伏園辦的刊物名取為“貢獻”的，其中的幽默與挖苦一目了然。魯迅對《貢獻》的不喜，除之前北新書局一事自己被隱瞞了太久外，和《貢獻》刊發了簡又文的《我所認識的馮玉祥及西北軍》一文也有關系。

《我所認識的馮玉祥及西北軍》原載《貢獻》1928年第3卷第1期

在《我和〈語絲〉的始終》中，魯迅談到江紹原后來不給《語絲》投稿一事。“江紹原先生紹介了一篇油印《馮玉祥先生……》來，我不給編入之后，紹原先生也就此沒有投稿了。并且這篇油印的文章不久便在也是伏園所辦的《貢獻》上登出，上有鄭重的小序，說明著我托辭不載的事由單?！盵31]此事并不復雜，簡又文是江紹原留美時期的同學，1928年在河南洛陽一所由馮玉祥支持創辦的學校主持校務，故而將其演講稿《我所認識的馮玉祥及西北軍》托江紹原發表在《語絲》上。作為《語絲》的撰稿人，江紹原自然致信給當時編輯《語絲》的魯迅并將文稿寄送。由于這本小冊子已經刊印，不符合《語絲》登稿的規則，魯迅就將稿件退回并告知其原因，江紹原隨后將此文寄給孫伏園刊登在《貢獻》上。原本這樣一件簡單的事，卻因江紹原的一段介紹語引起了魯迅的不快，這就是魯迅所指的“小序”。

同學簡又文先生，最近和我通信，里面附有他著的小冊子（十六年十一月在旅滬廣東學校聯合會所講）《我所認識的馮玉祥及其西北軍》，并問《語絲》能否登載。但《語絲》向來不轉載已經印出之刊物（魯迅先生復函中語），現在我便自動將它介紹給孫伏園先生主編的《貢獻》。我想注意馮氏及軍隊的人們，必樂于參考簡先生的觀察和意見。[32]

這份簡短的說明直接導致了魯迅與江紹原的疏遠，從《我和〈語絲〉的始終》一文可以看到，魯迅對這件事是十分介懷的。這種介懷，其實不完全出于江紹原將文稿轉投其他雜志緣故。魯迅、孫伏園、江紹原都是原本《語絲》的同人，如果沒有任何嫌隙，江紹原將文稿投給《語絲》或《貢獻》都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從魯迅對江紹原不給《語絲》投稿一事描述來看，潛臺詞的意思是江紹原從此便被“也是伏園所辦”的刊物“挖”走了——江紹原也是《貢獻》的撰稿人之一，這對于當時苦撐《語絲》的魯迅來說無異于釜底抽薪。在《貢獻》上，常常能見到許多和魯迅有關的人物，如荊有麟、許欽文、林語堂、招勉之等，從某種意義上來看，孫伏園辦《貢獻》標志著北京時期的《語絲》同人正在發生分化。此外，作為《貢獻》的主編，孫伏園對這段介紹是有權刊出或不刊出的。即便江紹原出于各種情況認為有必要將這篇發表在《貢獻》上的原因講出[33]，但考慮到外界對魯迅、孫伏園、江紹原三人關系的認知，這樣的文字登出總歸是不太合適。因此，在魯迅的文字中，我們能明顯感受到他在此事中對孫伏園和江紹原的不滿。當然，這些都是“小事”，魯迅對孫伏園的不滿可能更多還是來自《貢獻》與國民黨走得太近。魯迅顯然是反對“清黨”的，孫伏園在此時的舉動實在難令魯迅接受。在創造社、太陽社等成員大肆攻擊魯迅時，并未見到孫伏園撰寫相關文章維護其師，在“革命文學”的論爭中也幾乎見不到孫伏園的身影。馮至在回憶魯迅時也談到，“他（魯迅）也談到編輯過《晨報副刊》和《京報副刊》'笑嘻嘻善于催稿’的某君，在'革命文學’論爭熱烈展開時，忽然在武漢也大發言論說，他跟魯迅的政見不一致。魯迅說過這事后，笑著說：'不知他有過什么政見？’”[34]足見魯迅對于孫伏園的政治傾向是何看法。

至此，魯迅與孫伏園的關系很是疏離了，雖然在日常生活中，孫氏兄弟還是會去拜訪魯迅，但基本也只是師生情誼。《貢獻》沒有辦很久，1929年3月就終刊了，嚶嚶書屋實際上也沒有出版過幾本書。孫氏兄弟在結束嚶嚶書屋后決定赴法留學，在臨行前，他們再次拜訪了魯迅。然而，魯迅在致章廷謙信中卻這樣說道：“嚶嚶書屋久不聞嚶嚶之聲，近忽聞兩孫公將赴法留學，世事瞬息萬變，我輩消息不靈，所以也莫名其妙。”[35]“嚶嚶之聲”“我輩消息不靈”似乎都意有所指，再不見“伏園”和“春臺”，只有“兩孫公”，魯迅與孫伏園已漸行漸遠。

結語：重看魯迅與孫伏園的關系

孫伏園曾經與魯迅朝夕相伴，兩人的關系從親密到疏離多少有些令人惋惜。由于魯迅特殊的文學史地位，在魯迅與相關人士關系的研究中，許多潛在的邏輯都是以魯迅為中心，以此對其相關人事進行分析和判斷。然而，這種“中心化”的視角往往會將魯迅身邊人的主體性遮蔽掉，這并不利于把握人事關系變化的根源以及具體當事人的行事風格。需要看到，在“同人圈”“師門”等關系網絡下，每個個體往往都是和而不同的。即便價值觀念存在差異，在不妨礙共同利益時，仍可以維系某些關系。只有當各自所處的環境不同以后，這些價值觀念上的差異才會凸顯出來。

從魯迅與孫伏園之間關系的變化可以看到，導致兩人疏遠的在于所處的位置和環境不同，但本質上卻是價值觀念不同。對所謂關系的把握，仍需結合具體事件和材料進行分析，將“中心化”轉為“平等化”，才能看到人事關系研究中更多復雜的向度。在魯迅與孫伏園的案例中，或許問題的癥結并不在于孫伏園“為什么會這樣”，而是孫伏園“本來就這樣”。當然，在各種復雜的情境和人事關系之上，仍有諸如身處時代風云中的知識分子如何選擇這樣更為重要的問題。

注釋：

[1] 《貢獻》開始為旬刊，從第5卷起改為月刊。

[2] 魯迅，景宋：《魯迅景宋通信集：〈兩地書〉的原信》，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頁。

[3] 孫伏園：《救國談片》，《京報副刊·上海慘劇特刊》（六）第178期，1925年6月13日。

[4] 胡政之：《靜穆的悲哀》，《國聞周報》第2卷第21期，1925年6月7日。

[5] 茅盾：《五卅運動與商務印書館罷工》，《我所走過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00－301頁。

[6] 陳獨秀：《日本紗廠工潮之觀察》，《向導周報》第117期，1925年6月6日。

[7] 孫伏園：《游行示威以后》，《京報副刊》第170期，1925年6月5日。

[8] 王世杰：《上海租界的慘劇》，《現代評論》，1925年第1卷第26期。

[9] 見唐有壬：《對英經濟絕交》，《現代評論》，1925年第2卷第28期；楊端六：《排貨問題》，《現代評論》，1925年第2卷第33期；燕樹堂：《滬案進行應采取之途徑》，《現代評論》，1925年第2卷第34期。

[10] 唐有壬：《滬案后援會的組織》，《現代評論》，1925年第2卷第27期。

[11] 陳西瀅：《閑話》，《現代評論》，1925年第2卷第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