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親辦案例看走私案件“減兩檔”處罰的可行性

自首、從犯等“減輕處罰”情節是刑事案件進行有效量刑辯護，實現降檔處罰的主要辯點。司法實踐中，對于有上述“減輕處罰”情節，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個量刑幅度內“減一檔”處罰較為常見，但直接跨越下一個量刑幅度“減兩檔”處罰則分歧較大。筆者近期辦理的一宗走私普通貨物罪案件，二審法院在一審法院“減一檔”處罰的基礎上再予減輕“減兩檔”處罰?，F將辦理該案過程中的相關問題淺析如下，拋磚引玉供大家參考。

簡要案情：2019年2月至2022年12月期間，蘇某與李某、陳某商定：由李某、陳某負責在境外代購、代拍威士忌洋酒并郵遞至蘇某提供的國內收貨地址。為逃避海關監管，蘇某提供多個收件人信息接收進境郵件，并低價向海關申報，后在國內再次銷售牟利。其間，蘇某安排劉某幫忙接收進境郵件和轉寄國內客戶，并在蘇某的授意下提供多個收件人信息用于接收郵件。經計核，走私威士忌酒貨值共計7994332.01元，偷逃應繳稅款共計3767422.32元。

一審法院認定劉某犯走私普通貨物罪，是從犯且認罪認罰，判處有期徒刑3年3個月（“減一檔”），罰金10萬元。

劉某以量刑過重上訴。筆者提出辯護意見認為，蘇某系向李某團伙購酒，不論是偷逃稅額還是參與程度，李某作為走私團伙的負責人在全案中罪責最重。原判因李某有立功情節，對其在3至10年有期徒刑量刑（“減一檔”）。對于僅為收件和轉寄角色，偷逃稅額遠小于李某的劉某也在3至10年有期徒刑量刑（“減一檔”），明顯有違全案量刑均衡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二審法院鑒于劉某在共同犯罪中作用、地位明顯次于其他同案人，且二審期間足額預繳罰金，根據罪責刑相適應原則，酌情再予從輕處罰。劉某被改判減至有期徒刑2年3個月（“減兩檔”），罰金10萬元。

一、減輕處罰的法律規定和類型

刑法第六十三條規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的，應當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本法規定有數個量刑幅度的，應當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個量刑幅度內判處刑罰。犯罪分子雖然不具有本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但是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

根據上述規定，減輕處罰包括法定減輕處罰和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減輕處罰兩種情形。法定減輕處罰要求具有刑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包括犯罪預備、未遂、中止、從犯、自首、立功，未成年人犯罪，年滿75周歲的人犯罪等；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減輕處罰則要求案件本身具有特殊性，在不具有法定減輕處罰情節的情況下，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后予以減輕處罰。

二、“減兩檔”處罰實踐中適用標準不統一

經過多年的司法實踐，各地司法機關對上述減輕處罰條款的理解存在明顯差異，導致個案“減一檔”還是“減兩檔”處罰的適用標準不統一，量刑不均衡。

1、省外法院對“減兩檔”適用標準不統一

（1）一些法院認為，具有二個以上減輕處罰情節，或有免于刑事處罰情節，可以“減兩檔”處罰。

(2016)魯01刑終206號案中，抗訴機關認為，原判對呂某“減兩檔”量刑屬適用法律錯誤。二審法院認為，刑法第六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是對于僅具有一個減輕處罰情節的情形，原則上只能下一格處罰。對于具有“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情節或有兩個以上減輕處罰情節的，則不受“下一格處罰”的限制。原判對呂某的量刑適當，抗訴機關所提抗訴理由不能成立。

(2020)川18刑終60號案中，抗訴機關認為，根據刑法第六十三條第一款規定，即使被告人有多個可以減輕處罰的情節，也禁止跨越兩個及兩個以上量刑幅度判處刑罰，原判對胡某、劉某“減兩檔”處罰系適用法律錯誤。二審法院認為，二上訴人具有從犯、自首等依法應當或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等量刑情節，原判對二上訴人所作量刑，符合法律規定。故，本院對于抗訴意見不予支持。

(2023)豫05刑終226號案中，抗訴機關認為，原判對周某認定從犯不當，對其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二個量刑幅度判處刑罰不當，系適用法律錯誤。二審法院認為，刑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不包含犯罪分子具有二個或多個減輕處罰情節的情形，也不包含犯罪分子可以適用免于刑事處罰的情形。因此，原判在周某具有自首、從犯二個減輕處罰情節的情形下，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二個量刑幅度內判處刑罰并不違法，抗訴機關所提抗訴理由不能成立。

（2）一些法院則認為，根據刑法規定直接“減兩檔”處罰于法無據。

(2018)浙07刑終1047號案中，抗訴機關認為，周某雖具有自首、從犯兩個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情節，但原判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二個量刑幅度量刑，屬適用法律錯誤。二審法院認為，原判跨越兩個量刑幅度對周某判處刑罰不當，抗訴機關所提抗訴意見成立。

(2021)閩01刑終1074號案中，二審法院認為，原判降低兩個量刑幅度對相關原審被告人予以減輕處罰，主刑及附加刑量刑偏輕，但基于上訴不加刑原則，對原判量刑不作調整。

2、省內不同地方法院對“減兩檔”適用標準也不統一

(2017)粵01刑終2032號案中，抗訴機關提出，盧某雖系從犯，未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原判在下兩個量刑幅度內量刑沒有法律依據。二審法院認為，對從犯依法應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原判對盧某“減兩檔”處罰，符合立法原意，并未超出法定幅度，故不需要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在法定刑以下量刑。

(2019)粵06刑終27號案中，二審法院認為，刑法第六十三條第一款規定，有數個量刑幅度的，應當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個量刑幅度內判處刑罰。原審判決對曹某“減兩檔”處罰違反上述規定，屬于適用法律錯誤致量刑不當。

(2019)粵07刑終299號案中，抗訴機關提出，原判對黃某量刑畸輕。二審法院認為，原判對黃某連減二檔進行處罰，違反刑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量刑畸輕?？乖V機關所提抗訴意見成立。

3、公開裁判文書顯示，省高院認為直接“減兩檔”處罰違反刑法規定，但依法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后可再予減輕。

(2018)粵刑終1086號案中，高院認為，原判對王某在法定刑量刑以下“減兩檔”處罰違反刑法第六十三條之規定。

(2020)粵刑終308號案中，高院認為，施某在整個走私犯罪過程中僅起到“走私工具”的作用，其僅獲取少額報酬也反映出主觀惡性相對較小，原判雖對其“減一檔”量刑，但仍顯屬過重，可對其再予減輕，依法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

但筆者辦理的上述案例為近期省高院改判案例，是否意味著高院對該問題的看法已發生改變，還是僅代表個別合議庭的意見？值得考究！

三、“減兩檔”處罰的可行性分析

雖然各地司法機關對具有減輕處罰情節是否可以直接“減兩檔”處罰的適用標準不統一。筆者認為，刑法第六十三條規定的“減一檔”處罰只適用于只有當個減輕處罰情節的情形。在有多個減輕處罰情節或并列包含減免處罰情節的情況下，可以不受上述“減一檔”處罰規則的限制，理由如下：

首先，刑法第六十三條第一款并未明確“減一檔”處罰究竟是針對只有一個減輕處罰情節還是多個減輕處罰情節。從文意解釋的角度，可以將上述規定解釋為只適用于只有一個減輕處罰情節的情形。如果行為人有多個減輕處罰的情節，則不受“減一檔”處罰的限制。

上述解釋也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要求。當行為人具有多個減輕處罰情節時，其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遠低于僅有一個減輕處罰情節的行為人。如果此時仍只能“減一檔”處罰，則不能充分體現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導致量刑失衡。

其次，刑法規定的很多處罰情節中并列包含減輕處罰和免除處罰。比如，從犯應當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輕或免除處罰。從邏輯上講，既然可以免除處罰，就應該既可以“減一檔”，也可以“減兩檔”處罰，直至免除處罰。如果只能“減一檔”而不能“減兩檔”處罰，刑法又規定最輕可以免除處罰，此時在“減一檔”和免除處罰之間可能存在斷檔，邏輯上存在根本矛盾。

如上述筆者辦理案例中的劉某，走私普通貨物偷逃稅額376萬，個人犯罪法定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但劉某系從犯，根據刑法規定應當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理論上劉某有被免除處罰的可能性。既然劉某都可以被免除處罰，“舉輕以明重”當然可以“減兩檔”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

最后，從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和全案量刑均衡的角度，對于有多個減輕處罰情節或并列包含減免處罰情節的，應當允許“減兩檔”處罰。罪刑相應、罰當其罪是我國刑罰的重要原則。如果在一個案件中，行為人的角色、地位、作用明顯小于其他行為人，卻因只能“減一檔”處罰的機械規定，造成全案量刑失衡，明顯有違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也有違普通大眾的樸素認知。

如上述筆者辦理的案例中，李某作為走私團伙的總負責人，參與全案組織策劃，偷逃稅額達數千萬，因其有立功情節被判處7年有期徒刑。反觀劉某，其在案件中僅負責收件和轉寄的快遞員角色，偷逃稅額也遠小于李某，卻被判處3年3個月有期徒刑，全案量刑明顯失衡。二審法院也是基于全案量刑均衡對劉某“減兩檔”處罰。

綜上，“減兩檔”處罰作為罪輕辯護中可能實現的重大量刑突破，直接關聯著行為人合法權益的最大化。盡管現行刑法有關規定尚待完善，實踐中也因案件復雜性而充滿辯護挑戰，但這恰恰凸顯了專業刑辯律師的核心價值——唯有依托精深的刑法理論功底，精準把握“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內核，結合司法實踐中多情節案件的裁判傾向，才能從混沌中提煉出有力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