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們待在家里的時間大幅增加，而這種隔離狀態正讓我們付出代價。 黛安娜·林德，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經濟與社會中心訪問學者 ——— 美國人逐漸察覺，與朋友聚會的頻率越來越低，而我們往往將矛頭指向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手機。然而，數據揭示了另一個日益顯著的因素——我們的家。 如今，美國人平均每天在家里的時間比2003年多了99分鐘，而15至24歲的年輕人比二十年前的同齡人每天多待124分鐘。與此同時，《美國時間使用調查》顯示，僅有30%的美國人在日常生活中會進行面對面的社交和交流，遠低于2014年的38%。 算下來，我們每年自愿待在家里的額外時間，相當于新冠疫情封鎖期間的時長——整整三個多星期。相較于社交媒體和屏幕時間的負面影響，過多的居家時間卻鮮有人關注。我們悄然滑向“隱居”生活，亟需更多討論、深入研究和針對性的政策應對。 當然，家里不乏有益的活動，比如陪孩子玩耍或培養興趣愛好。但“宅家”生活方式也有其代價。在家時間往往意味著獨自一人和久坐不動，這正是美國人面臨的兩大身心健康問題——社交孤立和缺乏運動的根源。 屏幕的確是我們“內向”的一部分原因，但并非全部。例如，男性每天用于家務活動的時間創下新高，平均達100分鐘，其中烹飪時間自2003年以來增長了50%。如果手機、平板和視頻游戲真如人們常說的那樣有害，那么解決之道在于創造現實生活中的環境和活動，讓它們足以與家里的應用程序和流媒體服務抗衡，吸引我們的注意力。 居住在一個步行便利、活動豐富的社區，是促進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社區被聯邦衛生機構列為影響健康的關鍵五大社會因素之一。研究表明，生活在可步行社區的人，達成每日推薦運動量的可能性高出1.5倍，同時他們的社交互動也更加頻繁。另一項研究指出，搬到可步行社區的居民更容易感到鄰里之間互助可靠，社區氛圍也更顯親密。 然而，這樣的社區正變得越來越稀缺：在美國大都市地區，只有不到2%的區域能讓人輕松活動身體并建立或維系社交聯系。追求這種生活環境的人往往面臨高昂的成本。相比之下，價格更親民的遠郊地區，步行前往便利設施既困難又耗時，卻成為全國發展最快的區域之一。那些為駕車出行設計的、不斷擴張的陽光地帶城市和郊區，正迅速崛起。 除了美國城市規劃的局限，人們外出的理由也越來越少，因為數字化商業正逐步取代實體購物。例如，自2019年以來，線上雜貨銷售額增長了四倍，每月超過80億美元，這進一步減少了人們離家的動機。疫情以來，從教堂到電影院，成千上萬的場所已關閉。美國生活調查中心的數據顯示，2025年，僅有54%的美國人經常光顧“第三空間”，如咖啡館或酒吧，相比2019年的67%大幅下降，即使疫情結束后，這一數字仍在持續減少。那些“人人都知道你名字”的地方——如《老友記》中的酒吧、《宋飛正傳》中的餐廳、《老友記》中的咖啡館——正逐漸成為過往的記憶。 這種為了便利、節省開支和缺乏面對面交往機會的“集體退守”，不僅損害了個人的身心健康，還通過將美國人分割成三個階層，毒化了我們的社會：一類人能住進設施完善的社區，將便利的線下體驗視為理所當然的特權；一類人不得不在與世隔絕的數字生活與工作之間，或是長途奔波去接觸真實的人與場所之間艱難抉擇；還有一類人因經濟拮據或像近期洛杉磯火災這樣的災難而居無定所，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被排斥在一個關起門的社會之外。 我們該如何應對？首先，我們應將維護本地公共設施列為當務之急。很多時候，我們未能充分支持社會基礎設施——從公共交通到公園、圖書館，要么任由它們成為社會混亂的象征。宅在家里似乎成了理性的選擇。我們應重新定位這些公共場所，將其視為對所有人的投資，而不僅僅是為了弱勢群體，尤其是考慮到更富裕、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群也往往最常待在家中。 同時，我們應讓私營部門更容易為復興社交生活貢獻力量。開設實體店鋪應像搭建網站一樣簡單，重新審視那些阻礙創業熱潮在市中心落地的許可和執照要求。我們還需在設施完善的社區增加更多住房，消除諸多監管壁壘，讓人們不必在健康與財富之間二選一。 但最根本的，還是要從個人層面轉變我們對外界的看法。應將“走出去”視為一種不可或缺的健康干預，而非可有可無的奢侈或工作負擔。這可能需要我們重新規劃時間與金錢，意識到最省錢、省事的選項——宅家——其實也在讓我們付出隱形代價。我們的健康與社區，值得我們多花一份心思。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