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里安·拉奇 英國導演布里安·拉奇（Brian Large）是古典音樂電視界的重要人物，擁有600多部音樂影像作品。他曾執導1989年至2011年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拍攝了1979-1980年拜羅伊特節瓦格納《尼伯龍根的指環》首部影像紀錄，以及1990年羅馬“三大男高音”首次同臺演出。拉奇曾在皇家音樂學院學鋼琴，后獲音樂學博士。1965年加入BBC，專注古典音樂會和體育直播。2025年，他出版了回顧個人經歷與古典音樂視聽史的著作《At Large: Behind the Camera with Brian Large》。 1987年，我受邀執導一場來自慕尼黑國家歌劇院的現場直播節目，演出的是小約翰·施特勞斯的輕歌劇《蝙蝠》。我對這次任務尤為期待，因為站在指揮臺上的將是奧地利的傳奇人物卡洛斯·克萊伯。他身材高大，長相英俊，有時靦腆，有時卻直言不諱，是一位真正的特立獨行者，也可能是他那一代最偉大的指揮家。 除了在巴伐利亞國家歌劇院任職5年之外，克萊伯從未接受過任何永久職位。他總是受邀而來，而也始終是眾人爭搶的對象。他厭惡“音樂界”的那一套虛張聲勢，卻不排斥賺錢，而且對自己接受的項目挑剔非常。他的條件之一就是開出業內最高的報酬，而他也的確得到了傳聞中的“天價”。坊間還流傳一句話：“他只有在冰箱空了的時候，才會答應登臺。”（跟帕瓦羅蒂一樣，他偶爾也接受實物酬勞——只是他偏愛汽車，而不是馬。） 克萊伯從小就展現出音樂天賦，但他的父親——世界知名的指揮家埃里希·克萊伯——并不希望兒子步他后塵，非但沒有鼓勵他，反而百般阻撓。盡管得不到父親的支持，卡洛斯還是在學習化學之后，走上了那條屬于他自己、令人驚艷又充滿個人色彩的指揮之路。 克萊伯的脾氣出了名的難以捉摸，演出前常常緊張得要命。在排練過程中，如果他覺得獨唱演員或樂團沒有達到其要求，就會大發脾氣，甚至拂袖而去，氣沖沖地離開指揮臺。可通常過了半小時左右，又會悄悄回來，向大家道歉，說自己剛才情緒失控，然后若無其事地重新舉起指揮棒，繼續排練。 盡管他行為古怪、情緒多變，但大多數音樂家仍愿意忍受這些，只為能有機會與他合作。克萊伯偏愛指揮他父親曾經演出過的曲目，甚至常常使用父親留下的標注樂譜。他始終保持自由身，在各大歌劇院與音樂廳之間穿梭，從不受任何一方約束。 早在慕尼黑《蝙蝠》那次合作之前的幾年，我就已經見過克萊伯一面。俗話說“貓可以看國王”，但真正有機會接近國王、認識他的情況極少。以克萊伯那樣聲名顯赫、行事低調的人物，我原本并不指望能和他攀上什么交情——除非依靠“捷克關系”這一層。 我隱約覺得，茲登卡·波德哈伊斯卡那龐大的人脈圈里，可能會有人認識克萊伯，于是我試探性地問她是否能找人幫我牽線搭橋。沒想到根本不需要中間人。原來，茲登卡早年在布拉格上大學時就與埃里希·克萊伯（卡洛斯的父親）是老朋友，后來一直保持密切來往。她很早就認識卡洛斯和他妹妹維羅妮卡，看著他們長大，平時還用家里的小名稱呼他們——一個叫“派”（Pie），另一個叫“桃子”（Peaches）。 得知我想認識卡洛斯后，茲登卡立刻親自出面，聯系了“派”，告訴他，我就像她的兒子一樣，如今希望能見他一面。這番情面一出，原本遙不可及的大門瞬間敞開。 我和卡洛斯見過面之后，很快就聊得來。我們偶爾會一起吃午飯，而且每次碰面幾乎都有同樣的開場白。他一坐下就會問：“今天你請我吃飯嗎？”我說“是的”，他就點上他最愛吃的生蠔——菜單上最貴的菜。他一貫節儉，如果要自己掏錢，絕不會點這種奢侈品。說這些不是為了抱怨——相信我，哪怕付出再多，只要能和他相處，我都心甘情愿。 生蠔另當別論，我是真心喜歡他。他為人風趣，談吐迷人，和他在一起總讓人感到愉快，更別提他指揮出來的音樂本身就令人陶醉。這也是我為什么會那么期待那次慕尼黑的演出邀請。而那次經歷，也確實沒有讓我失望。 那是奧托·申克打造的一版華麗而迷人的《蝙蝠》，完全符合我對這部作品的所有期待。我和獨唱演員、樂團成員合作得非常愉快，而克萊伯那無人能及的指揮風格，更是讓整場演出熠熠生輝。我心里無比渴望再次與他合作。雖然這份等待沒那么快有回音，但正如所有美好的事物一樣——它終將會到來。 上世紀80年代末，我常常往返于紐約和維也納之間——維也納幾乎成了我的第二故鄉。通過在國家歌劇院的工作，我結識了不少維也納愛樂樂團的成員，因為這個傳奇樂團的大多數演奏家同時也在國家歌劇院擔任職位。 如果當時我心中有一個“愿望清單”，那么拍攝維也納愛樂的演出無疑會名列前茅。我從12歲起就被這個樂團深深吸引，那時起，我和世界各地的觀眾一樣，每年守著電視收看維也納新年音樂會，成了我家的一項傳統。我和父母常常全神貫注地坐在電視機前，看著維也納愛樂迎接新年的到來。在那個年代，由威利·博斯科夫斯基執棒，他不僅擔任指揮，還像小約翰·施特勞斯當年那樣，一邊拉小提琴一邊帶領樂團演奏。那場面太精彩了，我一輩子都忘不了。 一場場新年音樂會給我留下無數耀眼的記憶。所以，當我接到邀請執導1989年新年音樂會的消息時，簡直欣喜若狂。而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場音樂會將由卡洛斯·克萊伯擔任指揮。滿懷幸福的激動心情，我回到了維也納，開始為這一夢想中的項目做準備。 在我第一次執導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彩排期間，按照多年的傳統，演出前幾天，大批花匠魚貫而入音樂之友協會大樓（Musikverein），連夜將音樂廳布置成一座花團錦簇的伊甸園。一箱箱鮮花被小心拆封，擺放在音樂廳的各個角落，尤其是樂團背后的位置。每天早上一進大廳，撲面而來的花香就愈加濃烈。而空氣中另一股明顯的味道，則來自酒精——花匠們靠著大量烈酒撐過那些熬夜布景的日子。鮮花和白蘭地（Schnaps）成為這場美麗工程的“燃料”。音樂之友協會仿佛成了一座將視覺、嗅覺與聽覺完美融合的感官殿堂。我也受邀加入了花匠們的“深夜小酒俱樂部”，毫不猶豫，欣然赴約。 在排練時，克萊伯指揮起樂團來從容不迫、氣定神閑。他的存在本身就具有一種安撫人心的力量，他的點評既精準又富有表現力——全程不看譜，完全憑記憶指揮。他要求樂手們集中全部注意力，但同時也不忘與他們開玩笑、笑作一團，始終掌控全局。雖然“行云流水”這個詞已被濫用，但我實在找不到比它更貼切的說法，來形容卡洛斯·克萊伯的指揮風格。他揮動手臂，仿佛在空氣中漂浮；用指尖勾勒出一個個樂句，似乎真的能觸碰到每一個音符。他那高挑瘦削的身體并不像伯恩斯坦那樣充滿雜技演員的爆發力，而更像是一位優雅的芭蕾舞者。我此前從未見過如此充滿表現力的指揮方式，說實話，此后也再未遇到過。為了忠實呈現他在那場新年音樂會上的非凡表現，我特地改良了一個曾用于拍攝斯特拉文斯基《火鳥》時的攝影角度，作出新變化安排。 我再次在樂團中架設了一臺小型攝影機，鏡頭對準指揮臺。不過這一次，我沒有把鏡頭放在與指揮視線平齊的位置，而是盡可能地往下放，幾乎貼著地面向上拍攝。這樣的角度讓克萊伯看起來仿佛懸浮在空中，而他那靈動、蜿蜒的手臂動作，更增強了這種如夢似幻的視覺效果。那一鏡頭至今無可匹敵，我也從未在其他拍攝中再使用過。 整場音樂會體現了真正音樂藝術的精髓，沒有一絲浮華和矯飾，只有純粹的音樂之光閃耀其間。能讓自己的名字與這場盛會聯系在一起，實在是莫大的榮耀。最令人欣喜的是，演出制作方隨后又邀請我連續執導下一場新年音樂會，然后是下一年，再下一年。 按照傳統，維也納新年音樂會每年都由不同的指揮執棒。在克萊伯之后，我先后與祖賓·梅塔、里卡爾多·穆蒂合作。原定由倫納德·伯恩斯坦執棒1992年的音樂會，但他突然去世，卡洛斯·克萊伯臨時頂替上場。 那年的音樂會還有一位特別嘉賓：魯道夫·努里耶夫首次登上新年音樂會的舞臺。他為小約翰·施特勞斯的《一千零一夜》中的一段阿拉伯舞編排了舞蹈。理論上他是這支舞的主角，但實際上，他的“表演”只是一系列定格的舞姿，而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的芭蕾舞演員們則圍繞他旋轉起舞。 那時的努里耶夫病得很重，但他堅持要出現在舞臺上。他臉色灰白，動作緩慢而克制，他能夠在臺上維持那些優美的舞姿，全靠驚人的意志力支撐。盡管身體狀況極差，他本人卻溫文爾雅、彬彬有禮，非常容易相處，也極具魅力。 我記得他當時特別渴望見到克萊伯。音樂會結束后，我們三人一起共進午餐，氣氛雖然低調，但非常愉快。席間，努里耶夫幾乎全程目不轉睛地聽著克萊伯說話，神情專注。 大約一年多之后，魯道夫·努里耶夫因艾滋病并發癥去世。 盡管倫納德·伯恩斯坦的去世以及努里耶夫的重病讓那年的音樂會蒙上了陰影，我仍然沉浸在再次拍攝卡洛斯·克萊伯的喜悅中。可惜，這也是我們最后一次合作。所幸，后來我們依然保持私下的來往，其中一次最令人難忘的相聚是在90年代中期。 當時，我受邀執導慕尼黑王子攝政劇院一場《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的現場直播，由洛林·馬澤爾擔任指揮。我請了卡洛斯的兒子馬爾科來擔任我的助理。馬爾科轉而把這件事告訴了他的父親，克萊伯聽說后也產生了興趣，想親自來看一場演出。 不過，卡洛斯一向性格內向，極度厭惡拋頭露面。他想來看，卻又怕被人認出來。馬爾科把他的顧慮告訴我后，我立刻回應：“你告訴你父親，不用擔心，他完全不必坐在觀眾席。他可以來我們的導播車里，那里不會有任何人注意到他。”我還補充道：“但他必須答應，在演出過程中不可以說話。” 令人高興的是，卡洛斯接受了邀請，也信守承諾，保證全程安靜。這對我來說簡直是一次意外的勝利——一生僅有一次的音樂體驗：屏幕上觀看一位偉大指揮的現場直播，而另一位偉大指揮就靜靜坐在我身后。 演出的日子終于到了。我站在電視導播車外，看到克萊伯駕車而來。他停好車，走下車來，聳著肩、低著頭，戴著墨鏡遮住雙眼，步伐匆匆地朝我走來。說實話，那一刻他更像一位情報人員，而不像一位音樂家。 我們簡短地打了個招呼，我便帶他進入導播車，領他入座，而我坐在他前面的位置。歌劇開始了。整個第一幕演出期間，雖然他確實沒有開口說話，但我能聽見他沉重的呼吸聲，偶爾還會低聲咕噥。有時，他甚至會突然輕聲喊出一句：“不對！”或“唉……”。他的緊張情緒我幾乎能感覺到。 中場休息時，卡洛斯起身，向我致謝，然后徑直往車外走去。我連忙跟上去，只見他飛快地回到自己的車旁。我問：“怎么了，大師？”他一下子爆發了：“太慢了，太慢了！整個節奏都拖沓！這根本不是《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該有的指揮方式。我實在聽不下去了。”說完，他跳上車，猛踩油門，飛馳而去。 我當時站在原地，目瞪口呆，完全沒想到他會有如此強烈的反應。當然，也許他心中有些不快——可能是因為這部歌劇沒有邀請他來指揮。誰知道呢？不過，這件事我當然從未對洛林·馬澤爾提起過。 卡洛斯·克萊伯那近乎堂吉訶德式的性格，有時含蓄微笑，轉瞬卻又勃然大怒，確實讓人難以捉摸。他的暴躁脾氣自然更容易引人注目，但他身上其實也有許多溫柔的“弱音符”。 我記得其中一個特別溫暖的瞬間，它為我們重新照亮了他更柔和的一面。當曾經的老友茲登卡去世時，卡洛斯給我打了電話。我們一起追憶她的點滴，分享著對這位摯友的思念。在掛電話前，他對我說：“布賴恩，我不清楚茲登卡的經濟狀況，只知道她一生都不愿接受任何幫助。但如果她那邊有什么困難，請一定告訴我，我會毫不猶豫地承擔她所有的費用。”這無疑是一位指揮大師的慷慨之舉，也是王者般的高貴風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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