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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1 您看到的這張地圖，名叫坎迪諾平面球形圖（Cantino planisphere），它繪制于1502年的葡萄牙：  普通人看到它，可能會覺得它最大的價值，在于繪制出當時正在開始的歐洲地理大發現時代航海家們所發現的那些海岸線——南美洲、加勒比海、非洲、以及更遙遠的印度、乃至東方（當然地圖上的東方由于來自歐洲人的道聽途說，是嚴重失真的）。 但是從人類認知史學的角度來考察，坎迪諾平面球形圖和同時期歐洲其他一批同類地圖最偉大的價值，在于它沒有畫出的那些區域—— 當時的歐洲人已經通過數學推算得知地球的大體大小，并根據探險和傳聞盡量畫出自己已知的區域，然后，他們將那些未探索的未知區域大膽的做了留白。承認自己對這些地方一無所知。 這個偉大的創新，是葡萄牙的恩里克王子（1394年—1460年）所創設的航海學校所規定的制圖規則。 在恩里克王子在世的時候，由葡萄牙開啟的地理大發現，其實還沒有正式開始，第一繞過好望角的航海家瓦斯科·達伽馬，要等到恩里克逝世9年后才會出生。 但恩里克王子的航海學校所規范的這個繪圖標準，其實是一個比實在地理大發現更具決定性意義的創新。 因為任何一個懷有對未知起碼好奇心的人在觀看這種擁有留白的地圖時，心中都會產生一份好奇——那些處于地圖迷霧中的地方到底是什么？ 這樣看、這樣想的人多了，最終就一定會有人選擇揚帆遠航，去遠方那未知的領域一探究竟。 所以歐洲人發明帶有“迷霧留白”的地圖其實好比是張開了一雙看到地上的金子的眼睛，接下來的地理大發現，反而像人用手把它撿起來那么簡單。 這種對待未知勇于承認“我不知道”、選擇“迷霧留白”的態度，其實才是大航海時代在歐洲誕生，而不發生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原因。 因為你要知道，此前的歐洲、乃至此后很長一段時間世界絕大多數其他地方的人們，地圖可不是這么畫的，他們往往喜歡把整張世界地圖填滿，不知道、沒去過的地方，寧可如山海經的海外經一般盡情放飛想象力、瞎編上一點東西，也不愿意承認自己對此不知道。甚至有的時候，人們對未知寧可采用恐嚇的方式，也要將之填滿——比如同時代阿拉伯世界的世界地圖，在北非西海岸的邊緣，就會畫上一只燃著烈焰的魔鬼之手，警告超出這個邊緣的探險者都會落入魔鬼的掌中。 這樣一通連蒙帶嚇，自然就不會有人覺得向這些未知探險有什么好奇或榮譽——同時代的東方文明覺得那些地方都是“我們隱約知道一點，但不必熟知，因為都是化外蠻夷、可以存而不論”的荒蠻之地；而同時代中東文明，則覺得在神允許我們探索的疆域之外，都是魔鬼，別問，問就是落入了魔鬼的掌中。 所以，你現在明白了吧？近代文明與中世紀文明最大的區別在于什么？在于近代文明愿意畫出一條已知與未知的疆界，對疆界外的地方勇敢的說上一句——對不起，那里我不知道。 蘇格拉底有一句名言：“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一無所知”。 這看似是一句簡單的自謙或者文字游戲，但是它其實在古希臘哲學的認知論歷史上是有的革命性意義的，因為古希臘的知識分子以此宣布自己與為全知的神代言的先知、半仙和德爾菲神廟的巫女們劃清了界限；后者們往往宣布自己知識是完整的，能掌握一切的，對于那些其實他們不知道，壓根不能把握的事情，他們寧可把話說的模棱兩可、或者瞎編亂造，也不會說自己“不知道”。宗教和科學，在這句“我不知道”之后劃分出了界限。 有了蘇格拉底的這個表態，才有了他的徒弟柏拉圖對知識的“回憶說”，認為知識是人類靈魂對理念世界的“回憶”，以及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等著作——事實上，亞里士多德之所以在西方被公認是“第一位科學家”（盡管他提出的許多結論都被推翻），就是因為他規范確立了科學認知范式——先劃定已知與未知的邊界，再通過演繹法、歸納法等邏輯思維方法從已知出發、向未知“拓展邊界”。這種思維的前提，就是你必須首先認清什么東西已知、什么東西未知——如果亞里士多德如女巫或先知們一樣分不清已知和未知的邊界，這樣科學思維是根本就無法達成，因為科學將喪失它討論的出發點。 近代歐洲文藝復興之所以能復興科學，就是把“全知一切的上帝”先放在一邊，重新發掘古希臘的這套觀點，理清人類知道什么、并向未知進發，這就是為何文藝的復興激發了科學的復興。 其實，上述道理，在我國有一個更經典、易懂的表述，叫“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話出自《論語》的《為政篇》，可以說，孔子是比蘇格拉底更清晰的表達出了承認未知的知識才是知識的先哲。 但非常可惜，孔子又說“不知生，焉知死”，后世的中國傳統哲學又把道家莊子的“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圣人論而不議。”融到了我們認知論當中，這就認為的給我們的認知論當中，這就讓傳統中國的認知論人為的劃定了一個“有用”的知識的邊界，而我們又認為“圣人”們留下的教化，已經把這個有用的知識邊界充塞、塞滿了，所謂“精神原子彈”已經炸過了，這個世界上不存在圣人沒有討論過、不知道的“有用”的知識。 于是古代中國的圣賢哲學就與歐洲中世紀的神學最終異曲卻同工：中世紀神學認為全知的上帝知道一切，并全能、全善的為人安排好了一切，所以人類不需要探索未知，順服于上帝的安排就可以了。古代中國的圣賢哲學則認為，“有用”的知識，圣人都討論過了，“半部論語可治天下”，所以讀圣賢書、為圣人立言就好，不需要再去研究新的、無用的奇技淫巧。 于是兩者就都無法萌發承認未知、并承認未知價值的科學。 我們今天去考察世界很多地區的原生醫學，會發現它們與現代醫學最大的區別也就在這里——人類各地的原生醫學往往都會提出一套統領、俯瞰一切的宏觀理論，這套理論其實并不承認存在它所未觸及的未知的病癥，于是一切病癥往往都可以迅速的被給出藥方。而現代醫學卻會承認某個病癥是新遇到的、它的機理是未知的。 所以，是否承認未知，這就是科學與非科學的區別所在。 2 相似的原則其實還被應用于另一種現代精神，那就是——“法治”。 近代法治國家與古代非法治國家最大的區分所在，就在于是否對個體應用“疑罪從無”的原則。 現代司法判定一個人是否違法或者犯罪——比如一個男生，在學校圖書館桌子底下按壓自己的襠部、是否是對對面女生的性騷擾？這個事情在法庭上進行判斷是要講證據的，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法院就是不能夠斷定該男生犯有這條罪行，并對他進行懲處。很多在立場或情感上不支持此論的人聞言可能青筋暴起，怒罵“鐵證如山，法院怎么敢否定我的指控？”——但事實上，法院沒有否認你的指控，法院只是在說，對你指控的這個事，我們不知道，我們無從判斷，對于未知，對于同樣弱勢的個體，我們寧可放過可能的壞人，也不能誤傷無辜的好人。 同樣的道理，在一個真正法治的國家里，公眾輿論也應當“尊重未知”、尊重疑罪從無的原則，僅以一篇小作文，關于涉事者的幾個流言段子，就認定某個人一定有罪，掀起網暴，讓這個人徹底社會性死亡，這固然能給人一種“全知全能”的掌控感。但這種很爽的全知全能的掌控感卻很可能毀掉那些原本無辜的個體，并讓寫小作文、編段子、捏造事實引導輿論成為一種毀掉他人的終南捷徑。 甚至，我們可以這樣說，與現代司法相比，一切古代司法所犯的共同錯誤，就在于它們不愿承認有司法所照耀不到、還原不了的真相與未知。 羅生門下、密竹林中，那個已死的真相究竟是哪一個  但我們有時不得不承認，今日的受眾，在司法審美上，還是傾向于“包青天式”的、古代式的，人們總是希望青天大老爺擺出“明鏡高懸”的匾額升堂辦案，驚堂木一拍、板子一打、狗頭鍘一亮、作奸犯科的肖小們頓時現形，好人大仇得報、沉冤得雪，好人一個不冤枉，壞人一個不漏網。 但這種司法觀其實是前現代的，它設想有一個“全知全能”的青天大老爺如上帝一般明察秋毫。而現代司法的起點，恰恰是承認有質證探究不到幽暗、羅生門、有無法還原的真相、承認未知。 那怎樣對待這些未知？對個體，法無禁止即許可、疑罪從無。對公權，法無授權不可為、公權不自證清白，輿論和民眾就可以合理質疑、質詢。 所以我們說，現代法治精神的基礎，其實也是承認未知、并確立對待未知的原則。 3 更進一步的，“承認未知”也塑造了我們現代人對政治的審美傾向。 在現代的幾乎一切國家中，“民主”都是一個好詞，但是在中世紀乃至近代以前的歐洲，嚴肅討論該問題的大多數學者都鄙夷民主、而向往君主制。 古希臘的哲人柏拉圖，就在他的《理想國》中把民主視為最糟糕的政治體制之一，他認為最理想的政治體制恰恰是君主制，在他設想的理想國中，有一個高居社會頂端、洞察一切、也知曉幾乎一切知識的哲人王，他既愛智慧，又有智慧、可靠，并因為知曉大量知識而所獲得的美德，自愿過一種簡樸的生活，即便手上掌握了極大的權力，也絕不會受到腐蝕。 我們必須承認，從邏輯角度說，如果我們愿意相信真有人能獲取一切他所應具有的知識，那么柏拉圖在“理想國”中的推演其實是令人信服、并且有效的。因為相比于一個隨時隨刻可以根據自身的完備知識做出最正確決斷的“哲人王”，將決定權委之于愚昧、受情緒左右、各自知識極為不完備的普通民眾簡直就是個瘋狂的想法。 而事實上，中世紀的無論東西方，其所確立的君主制或神權政治都擁有柏拉圖“哲人王”設想的影子——中世紀西方的教會神權政治和國王“君權神授”的復合政體，本質上就是立足于承認上帝、耶穌就是那個全知全能的“哲人王”，他能夠為人類安排好一切，而教皇和國王，作為神所委托的代理人，直接從上帝那里獲得授權和執導，于是他們的統治自然是這個世界上最好方案。  類似的邏輯在東方傳統帝制中也是相似的，皇帝之所以擁有絕對的權威，是因為他不僅自稱“天子”，代天行牧，還受最能領會儒家圣人教化的大儒的執導，比如程朱理學，甚至在康熙、乾隆皇帝這樣的“圣主”時代，皇帝自己就樂于扮演當世最大的圣賢。“生而知之為圣，學而知之為賢”，總之皇權擁有的知識是完備的、洞察一切的，明察秋毫的。合法性于是就此達成。 人類近代之所以能否定皇權、否定神權，為“民主”這個設計翻案，就在于我們逐漸受科學精神的影響，不再承認或奢望絕對完備知識的可以獲得，既然人類的決策一定是要面對未知、發生失誤的，那么最好的方式莫過于將決策權還給民眾，讓其“權責自負”。 4 當然，“哲人王”和“絕對知識”的誘惑是如此強烈，以至于它注定會在人類歷史上不斷地回潮，比如一戰后的德國人曾經將國家的決定權從自己手中交出、送給希特勒，這其中的深層原因就是黑格爾所代表的德國古典哲學是推崇如上帝一般全知的“世界理性”，相信歷史的某個階段中，“世界理性”會附身在某個民族甚至某個人的身上去“推動歷史的發展”。這樣的思想其實是階段性的承認某個人（或者某個民族）可以掌握完備的知識，成為世界的哲人王，于是其的獨斷與專行，也就變得合理了。 而這種理念的另一個變種，涉足進入經濟學中，則會產生對計劃經濟的信仰與推崇，計劃經濟理念的本質，也是假定國家或者經濟的指導者可以扮演（至少在經濟上）全知一切的哲人王，能夠及時感知一切信息的變動，并及時做出最明智的經濟調節和決策。  而這種經濟學上全知信仰最終被哈耶克所打碎，哈耶克最重要的經濟學主張，就是“知識的分散性”理論。 通俗地說，哈耶克認為，由于無可避免的勞動分工，那種關于一時一地的具體知識，是分散在全社會中的，分散在每一個個體中的。想要把這些信息同時完整、準確、及時的收集起來是不可能，唯有依靠價格和自由市場讓它們完成互動，才是經濟最有效也唯一有效的形式。 5 于是我們可以看到：科學、法治、民主和自由市場經濟，這四種將人類拉入現代的理念同時具有一個共同的內核，那就是在未知與已知之間劃定一個清晰的界限。 承認未知，不去幻想人類已經或者最終能夠具有徹底完備的知識，這是現代人所以能享受昌明的最寶貴的那個智慧。 1931年，在希爾伯特提出數學系統完備性不到三年后，一位年輕數學家哥德爾證明：任何無矛盾的公理體系，只要包含初等算術的陳述，則必定存在一個不可判定命題，用規定該數學系統的公理既不能判定其為真，亦不能判定其為假。 也就是說，包含初等算數命題的數學系統不能同時滿足無矛盾性和完備性。 這便是著名的哥德爾不完備性定理。  在蘇格拉底說出“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一無所知”兩千多年后，哥德爾不完備定理，最終在最嚴謹的數學上證明了知識的不可完備性。 但對于這個道理，我總覺得，對這種思想最通俗入味的闡發，還是卡爾·波普爾在其《歷史主義的貧困》中所做的。 波普爾說：人類的理性永遠有限。科學的最寶貴之處，根本不在于發現了所謂的“終極真理”，而是提供了一套“疑問-猜想-反駁”的試錯機制和研究方法。 他認為，一條所謂的科學理論，必然能夠在邏輯或經驗上，證明它是錯的。 在沒有證明其錯的之前，我們只是姑且接受它，一旦有足夠多的證據將其證偽，就要接受新理論。 這就是著名的“可證偽理論”。  而對于永遠無法完備的理性與知識，人類最好的應對之法是什么呢？波普爾說：我們的理性注定永遠是有限的，人類，作為孤獨弱小的個體，想要生存，需要合作、開放、包容。 “一定還有些事，我們不知道。”這種態度： 對自然，它孕育了科學。 對真相，它孕育了法治。 對政治，它孕育了民主。 對經濟，它孕育了市場。 對一切。勇于承認這一點，是人類擁有現代性的起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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