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曇花一現的北方霸主：克里斯蒂安四世時代的丹麥

克里斯蒂安四世（Christian IV，1577–1648）是丹麥和挪威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1588–1648），也是斯堪的納維亞最具爭議性和影響力的統治者之一。他在位六十年間，丹麥曾短暫成為北歐強權的代名詞，同時也陷入接連不斷的戰爭與財政危機。他既以文化建設和雄心壯志為人稱道，也因外交冒進和軍事失策備受指責。

克里斯蒂安四世繼承王位時年僅11歲，1596年正式親政，展現出旺盛的精力與進取精神。他致力于強化中央集權、推動經濟現代化，并大力投資基礎建設與文化教育，尤其以城市規劃和建筑成就聞名，如興建克里斯蒂安港等，重塑了哥本哈根的面貌。他也是哥本哈根大學的重要贊助者，使其成為北歐學術中心。

在外交與軍事上，克里斯蒂安四世的雄心遠大，卻屢遭挫敗。他在三十年戰爭中試圖代表新教諸侯干預神圣羅馬帝國內戰，結果于1626年的呂特戰役慘敗，損失慘重。更具決定性的是1643年爆發的托爾斯滕松戰爭，這是丹麥與瑞典爭奪北歐霸權的關鍵沖突。戰爭以丹麥的失敗告終，《布勒姆瑟布羅和約》迫使丹麥割讓哥得蘭、厄蘭、哈爾姆斯塔德等重要領地，標志著瑞典成為新興的北歐強國，而丹麥則由盛轉衰。

布勒姆瑟布羅和約割地情況

晚年的克里斯蒂安四世飽受傷病、失明和財政崩潰之苦，王權也因貴族崛起而大為削弱。盡管如此，他在文化、建筑與教育方面的遺產仍深刻塑造了丹麥的國家形象。克里斯蒂安四世是一個典型的“矛盾的君主”——既是失敗的帝國締造者，也是輝煌的文化建設者。他的統治，既見證了丹麥黃金時代的頂點，也揭開了其衰落的序幕。

一、 “父輩” 戰爭：北方七年戰爭丹麥慘勝

在克里斯蒂安四世繼位（1588年）約三十年前，其父腓特烈二世（Frederik II）統治下的丹麥，為維護其搖搖欲墜的北歐霸主地位，與強勢崛起的瑞典瓦薩王朝爆發了一場曠日持久且代價高昂的沖突——北方七年戰爭（1563-1570）。這場戰爭雖以丹麥及其盟友的勝利告終，卻是一場代價高昂、暴露深層危機的“慘勝”，清晰預示了丹麥霸權根基的脆弱性，為克里斯蒂安四世時期丹麥霸權旁落埋下了伏筆。

16世紀六十年代初，丹麥國王腓特烈二世不顧瑞典的抗議，繼續在他的個人王冠中使用代表丹麥、挪威和瑞典聯合的“三王冠”標志，而瑞典國王埃里克十四世針鋒相對地效仿其做法，以標榜瑞典的獨立性。兩國王室的沖突踐踏了數十年前瑞丹兩國議會通過 1541 年《布倫塞布羅條約》這一有限聯盟彼此表達的善意，當1563 年 5 月丹麥艦隊率先向瑞典艦隊開火后，兩國之間的矛盾迅速激化進而演變成一場全面戰爭。

這是一次貴族戰爭，所有的官職都由貴族出身的人充任。在海上丹麥的艦隊占優勢，但在陸地上這兩個國家勢均力敵。雙方都非常堅決地、不怕重大傷亡地指揮這一戰爭，一邊越過丹麥的斯堪尼亞諸州邊境北上到瑞典，一邊從瑞典南下到斯堪尼亞進行了無數次的破壞性的征伐。戰爭在雙方都打得非常殘酷。就在布勒金厄的丹麥城市勒訥比進行屠殺以前，當時埃里克十四世頒布了一道為后世流傳的命令:不要捉丹麥俘虜，只要上帝恩允就殺掉所有的人,毀滅所有的東西”。【I】

丹麥國王弗雷德里克二世于1563年攻打艾爾夫斯堡要塞

丹麥在拉攏盟友方面顯然比瑞典成功。丹麥的前幾任國王儲備的巨額現金儲備使丹麥王國能夠在第一次戰役中雇傭超過 30,000 名德國和蘇格蘭雇傭兵。到了1563年秋天，腓特烈二世的使者與呂貝克和波蘭締結了聯盟。另一方面，瑞典仍在愛沙尼亞問題上與俄羅斯交戰。瑞典無力雇傭一支雇傭軍，其本土民兵裝備簡陋，戰術上無能。它孤軍奮戰，手頭上的資源很少，而其他波羅的海國家的力量都在與它作對。

然而，隨著這場戰爭從預想的“速勝”拖成持久戰，即便是財力雄厚的丹麥王室也有些無力負擔。盡管在國內采取了孤注一擲的財政措施，腓特烈二世仍未能籌集足夠的現金來支付（甚至遣散）他的雇傭軍；沒有軍餉，士兵們不愿作戰，軍隊很快瓦解。當丹尼爾·蘭曹在阿克斯特納（1565年10月20日）贏得對瑞典人的輝煌勝利時，他所率的軍隊人數已不足 8,000 人。在海上，丹麥和呂貝克的聯合艦隊占據上風，但它們還不夠強大，不足以封鎖瑞典海岸線并通過饑餓迫使瑞典屈服。1566年7月，整個丹麥海軍中隊在一場風暴中損失慘重。不久之后，腓特烈國王的臣民就厭倦了源源不斷的巨額稅收和強制繳納的牲畜和糧食，更不用說國王在 1564 年征召農民入伍，以及全國各地反復爆發的流行病。生活在主要戰區——丹麥斯科訥諸省的農民所受打擊尤為沉重。

最終，兩國交戰對周邊貿易路線的破壞迫使歐洲其他國家開始關注這場斯堪的納維亞戰爭。最終，在神圣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米利安二世、法國的查理九世和薩克森的奧古斯特的調解幫助下，最終的和談于1570年9月在斯德丁開啟。由此產生的《斯德丁和約》（1570年12月13日）標志著這場戰爭是丹麥的勝利，但僅僅是名義上的。雙方都放棄了在戰爭期間幾乎所有的領土征服；瑞典放棄了它曾經對挪威、斯科訥和哥得蘭島的一切主權要求，而丹麥則正式放棄了對瑞典王位的古老宣稱。丹麥唯一的實質性收益是暫時擁有埃爾夫斯堡，它將持有該地直至瑞典支付15萬里格斯達勒“贖金”。

這場北方七年戰爭雖然以丹麥慘勝告終，但是卻以掏空國庫、暴露軍事短板為代價，未能解決根本性的地緣矛盾。1536 年之后的奧爾登堡（丹麥）國王擁有相當程度的流動財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將是丹麥的滅亡。當瑞典因極度匱乏而陷入困境時，被迫依靠本土軍隊來打仗，而丹麥國王卻可以在需要時雇傭雇傭軍。丹麥雇傭軍在英格蘭、蘇格蘭和德國各州招募，在北方七年戰爭期間展示了相對于瑞典本土征兵部隊的戰術優勢。但丹麥的優勢不會持續太久。瑞典國家軍隊的質量穩步提高，和平時期可以保持近乎戰備的狀態，而丹麥則堅持臨時聘用外國士兵。事實證明，這種做法的成本極其高昂，而且使丹麥面臨著遭受準備更充分的瑞典攻擊的危險。從這一角度來看，丹麥的財富被證明是一種負債，而瑞典的貧困則是一種資產。【[ii]】

這場戰爭清晰地預示：丹麥維持其北歐霸權的成本已變得極其高昂且難以為繼。它為克里斯蒂安四世時代更宏大、也更悲壯的瑞丹爭霸史詩拉開了序幕——父輩的“慘勝”余威尚存，卻已掩蓋不住后繼者即將面臨的、更為嚴峻的霸權崩塌危機。瑞典的崛起之勢，已非一場代價高昂的勝利所能阻擋。

二、 克里斯蒂安四世親政初期：卡爾馬戰爭無意促成瑞典崛起

在1588年腓特烈二世去世之初，盡管克里斯蒂安王子已被選為國王；但他尚且年幼，在此情況下，國務委員會以克里斯蒂安的名義接管了政府，行政權力暫由首相尼爾斯·卡斯、海軍上將彼得·蒙克以及兩位資深參議員代理。國務委員會的外交政策是謹慎觀望的。不惜一切代價保持中立且避免激怒瑞典是其口號。它對英王詹姆斯六世和法王亨利四世提出的丹麥應加入新教聯盟并對荷蘭關閉松德海峽的建議，一律給予了模棱兩可的答復。

但重大變革即將來臨。1596年8月17日，隨著時年十九歲的年輕國王在國務委員會面前簽署了他的即位協議并作為國王行使其權力，丹麥的外交方針由審慎轉為激進。從表面上看，克里斯蒂安四世統治的王國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大。瑞典的分離已因挪威的吞并而得到了超過補償；挪威為整個君主國帶來的廣袤領土和大幅增加的人口，使其得以在另一代人的時間里保有列強的地位。

親政初期，克里斯蒂安四世維持了權力結構的穩定與和諧：他延續傳統，從世襲高層貴族中任命國務委員和封地管理者，確保委員會的同質性與精英化；分配政治恩惠公允，未建立私人顧問小圈子或引入大量外國人；性格親和，與委員們保持密切的私人關系（如共飲狩獵），延續了不拘禮節的平民作風；其統治哲學基于與貴族協商共治的原則，明確反對激進變革（如鎮壓主張廢除委員會、建立絕對君主制的克里斯托弗·迪布瓦）。但和諧表象下，外交政策成為主要裂痕：委員會承襲謹慎傳統，警惕戰爭風險，而克里斯蒂安則渴望遏制瑞典崛起。1611年1月，他宣布如果國務委員會不協助他對抗瑞典，他將以石勒蘇益格和荷爾施泰因公爵的身份獨自發動戰爭，迫使國務委員會屈服。4月4日，克里斯蒂安簽署了正式的宣戰書。[iii]卡爾馬戰爭正式打響。

卡爾馬戰爭初期丹麥憑借其精心打造的強大海軍迅速掌握了制海權，對瑞典漫長的波羅的海海岸線實施了有效封鎖，切斷了其重要補給線和貿易通道，并成功實施了數次兩棲登陸作戰；其中最具象征意義的勝利是1611年夏季丹麥軍隊攻陷并焚毀了瑞典東南部的卡爾馬要塞，該城得名于1397年成立的卡爾馬聯盟，其陷落對丹麥而言象征著重申歷史權威。與此同時，瑞典也攻占了丹麥邊境的幾座城堡。

1611年戰事結束的幾個星期，瑞典國王卡爾九世病逝，王位由其長子——當時未滿17的古斯塔夫繼承。古斯塔夫決心將戰火燒至丹麥本土，于1612年大膽入侵丹麥斯科納省，在突襲無果后轉而遠征挪威。當古斯塔夫在挪威作戰時，克里斯蒂安四世準備對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發動大膽一擊。為了避免古斯塔夫發現其真實目的，他假裝準備進攻挪威邊境附近的延雪平堡壘。這是個非常令人信服的佯攻，因為這將使丹麥軍隊控制古斯塔夫與瑞典的聯絡線。克里斯蒂安希望通過打擊古斯塔夫的后方，使其無法妨礙自己對斯德哥爾摩的主力行動。

如克里斯蒂安所愿，古斯塔夫移師保護延雪平，丹軍主力8000人登上30艘船駛向斯德哥爾摩。兵力嚴重不足的瑞典海軍無力阻止。克里斯蒂安在距瑞典首都僅有 19 公里的地方成功率軍登陸。古斯塔夫獲悉丹麥威脅首都的消息后，迅速集結起一支1200名雇傭兵的小部隊，實施了精疲力竭的 400 公里急行軍，不到一周就完成了任務。當他到達斯德哥爾摩時，克里斯蒂安僅僅從登陸點行進了10公里，沒有發生重大的交戰。古斯塔夫到達后，克里斯蒂安只能返回丹麥。[iv]

注：紅色區域及紅色箭頭為丹麥-挪威王國及其進攻路線圖；綠色區域及箭頭為瑞典王國及其進攻路線

兩年的徒勞戰爭在外部勢力介入結束了：丹麥的傳統盟友英格蘭和新興海上強國荷蘭共和國，出于維護自身波羅的海貿易利益和擔心戰事長期化損害商業，聯手進行了強力外交干預。最終，丹麥未能達成其徹底削弱瑞典的戰略目標。1613年簽訂的《克奈雷德條約》在軍事結果上是妥協的：丹麥象征性地拆毀了卡爾馬城堡，瑞典則被迫支付了天文數字的“阿爾夫斯堡贖金”以贖回卡爾馬要塞，這暫時緩解了丹麥的財政壓力并使其表面上維持了“北歐霸主”的顏面。

然而，卡爾馬戰爭成了17至18世紀連綿不斷的瑞丹戰爭中丹麥取得的最后一場慘勝（1675-79的斯堪尼亞戰爭頂多算平手）。隨著荷蘭強勢介入波羅的海事務，用經濟援助幫助瑞典支付贖金，以及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劃時代的軍事改革（如建立常備國民軍、改進戰術和后勤體系），瑞丹的戰爭天平已傾向瑞典一方。卡爾馬戰爭成為瑞典軍事崛起的序曲。

三、克里斯蒂安霸業的崩塌：三十年戰爭與托爾斯滕松戰爭的雙重打擊

三十年戰爭（1618-1648）初期，新教勢力在神圣羅馬帝國皇帝和天主教同盟的打擊下節節敗退。1625年，隨著新教“冬王”腓特烈五世徹底敗北，神羅皇帝斐迪南二世的勢力深入德意志北部，直接威脅到丹麥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的利益以及松德海峽的安全。克里斯蒂安四世作為北歐新教領袖，擁有被視為歐洲一流的強大陸軍和海軍，在得到英格蘭和荷蘭部分財政支持的承諾（實際到位有限）以及部分德意志新教諸侯的支持下，率領丹麥軍隊介入戰爭，意圖借機擴大丹麥在德意志的影響力。

1625年是神圣羅馬帝國軍隊最虛弱的一年，但克里斯蒂安四世未能取得任何有效戰果。他的軍隊在漢堡以西渡過易北河，并向威悉河推進，卻無的放矢。神羅將軍蒂利奪取了威悉河的渡口，從而封鎖了克里斯蒂安進一步活動的道路。克里斯蒂安參戰似乎只是為了與裴迪南談判攫取政治利益[v] 

等到了1626年，丹麥面對神羅軍隊的優勢已經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計。克里斯蒂安四世同時面對兩位歐洲大陸最杰出的將領——瓦倫斯坦和蒂利及其麾下新募的生力軍。在決定性的呂特戰役中，丹麥軍隊在帝國軍隊的猛烈炮火和騎兵沖擊下潰不成軍，損失了近一半的部隊。此役粉碎了丹麥軍隊的士氣和克里斯蒂安個人的軍事神話。

呂特慘敗的政治后果更為嚴重。迄今為止將下薩克森各城鎮和諸侯與克里斯蒂安四世維系在一起的脆弱紐帶瞬間斷裂。1627年7月25日午夜，蒂利強渡易北河，到8月初已進入荷爾施泰因。隨后一片恐慌。國王匆忙召集丹麥國務會議；該會議批準征召12,000名步兵，并武裝所有18至55歲的男性人口。但這些孤注一擲的措施為時已晚。8月底，華倫斯坦與蒂利會師后，接管了最高指揮權，并入侵石勒蘇益格。丹麥騎兵在他面前潰逃，將孤立要塞的防御留給了英格蘭、蘇格蘭和法國的雇傭兵。幾天之內，北石勒蘇益格變成了一片狼煙四起的荒野。在普遍的混亂中，克里斯蒂安本人也驚慌失措，放棄日德蘭任其毀滅，一路奔逃，直到抵達歐登塞附近達盧姆修道院安全的隱居地才停下。

面對壓倒性的軍事失敗和國土淪喪，克里斯蒂安四世被迫于1629年簽訂《呂貝克和約》。和約條款對丹麥而言是巨大的屈辱：丹麥承諾不再干預德意志事務，徹底退出戰爭；作為交換，神圣羅馬帝國軍隊撤出日德蘭半島，克里斯蒂安得以保留其原有的領土（包括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丹麥的軍事威望蕩然無存，其在德意志北部的政治影響力喪失殆盡。

接下來的十年，隨著瑞典軍隊接替丹麥代表新教國家參加三十年戰爭并獲得接連勝利，克里斯蒂安四世更加坐不住了。他不僅嫉妒瑞典在中歐的影響力與日俱增，甚至還拒絕了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為穩定后方建議瑞典與丹麥結成新教同盟的大度提議，克里斯蒂安四世激憤地表示只要瑞典在德國的戰事還在進行，他就拒絕同瑞典保持和平。此外，克里斯蒂安四世還與神羅皇帝締結針對瑞典的秘密契約，并且試圖以歐洲和平仲裁者的地位結束三十年戰爭以限制瑞典的戰果。此外，克里斯蒂安四世魯莽提高的海峽通行稅還激怒了荷蘭，荷蘭轉而向瑞典承諾如果瑞丹開戰將保障瑞典在海上的安全。

1643年底，本在德意志作戰的瑞典名將托爾斯滕森收到指示向北秘密進軍，瑞典對丹麥不宣而戰。12月12日，托爾斯滕森越過丹麥邊境；一周之內，除格利克施塔特和克倫佩要塞外，荷爾斯泰因全境都落入他的手中。 1644 年 1 月 9 日，他已深入北日德蘭半島；到 1 月 20 日，整個日德蘭半島被占領，菲英島和西蘭島受到威脅。這次完全出乎意料的襲擊，自始至終都以精湛的能力和閃電般的速度進行，在丹麥引起了巨大的恐慌。

在絕境面前，克里斯蒂安四世決心殊死一搏。在他六十六歲高齡，他再次展現了他輝煌青年時代那種非凡的精力。他沒日沒夜地努力征召軍隊和裝備艦隊。他掌握的兵力約為6000名騎兵和20,000名步兵；在1643年的圣誕節那一周，他動身前往菲英島執掌最高指揮權，阻止托爾斯滕森所率瑞典軍隊從西面登陸。 

在東線，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于1644年2月進攻斯堪尼亞諸州，盡管他迅速占領了隆德和赫爾辛堡，但無比重要的馬爾默卻抵抗住了他。事實上，在東部省份，戰爭自始至終都是通常那種殘酷的游擊戰類型，是一場掠奪、焚燒和搶劫的戰爭；但島嶼，這個君主國的搖籃，卻完好無損。

注：斯堪尼亞為圖中標為粉紅色的區域

托爾斯滕松無法渡過菲英島；一位神圣羅馬帝國專員出現在哥本哈根，與丹麥談判聯盟；而荷蘭既希望限制瑞典的戰果，又渴望向丹麥復仇，因此在和平與戰爭之間猶豫了很長時間。最終，瑞典特使路德維格·德吉爾的陳述占了上風；1644年4月，由海軍上將馬丁·泰森率領的一支輔助艦隊從荷蘭出發，協助托爾斯滕松將他的部隊運送到菲英島。但克里斯蒂安的艦隊已經為此做好了準備；5月16日，兩個中隊在石勒蘇益格西海岸的希爾德和勒訥之間遭遇。盡管泰森的艦隊優于丹麥艦隊，但經過一番苦戰后，還是被迫撤退。6月1日，由克拉斯·弗萊明指揮的四十艘帆船組成的瑞典艦隊從斯德哥爾摩駛向基爾，準備將托爾斯滕松和他的部隊送往西蘭島。克里斯蒂安四世率領一支稍占優勢的艦隊于6月29日離開哥本哈根去尋找敵人。兩支艦隊于7月1日在基爾灣東南部的科爾貝格海德附近相遇，在此場合，克里斯蒂安四世展現出的英雄主義使他此后深受丹麥民族的喜愛，并使他的名字在歌謠和故事中聞名。當他站在“三位一體號”的后甲板上時，附近的一門大炮被一顆瑞典子彈擊中爆炸，碎木片與金屬片使國王遍體鱗傷十三處，一只眼睛失明，右耳受損，并將他掀倒在甲板上。但他立刻又站了起來，高聲喊道他沒事，并通過堅持留在甲板上直到戰斗結束為每個人樹立了盡職的榜樣。夜幕最終分開了交戰的艦隊；雖然這場戰斗不分勝負，但丹麥艦隊通過封鎖基爾灣內的瑞典船只展現了自己的優勢。

在日德蘭半島，情況也開始對瑞典不利。1645年7月中旬，神圣羅馬帝國軍隊在加拉斯的率領下進軍荷爾施泰因。托爾斯滕松的處境似乎岌岌可危。但形勢再次逆轉。7月30日，瑞典艦隊借風勢駛出基爾灣；丹麥海軍上將佩德·高爾特錯失了一個進攻的有利機會，瑞典人得以逃脫到博恩霍爾姆島。佩德·高爾特立即因他的愚蠢而受審并被槍決，但這于事無補。在陸地上，克里斯蒂安的希望也破滅了。加拉斯向東南撤退；托爾斯滕松立刻追擊他；到9月初，日德蘭半島被瑞典人重新占領。與此同時，另一支由二十二艘帆船組成的荷蘭艦隊離開了荷蘭；當克倫堡要塞——本應控制海峽狹窄水域——被證明無力阻止荷蘭船只的前進時（它們在8月9日毫發無損地通過了海峽），一陣驚愕掠過丹麥。到9月底，荷蘭和瑞典艦隊，合計四十艘帆船，已經聯合起來，10月13日，這支聯合艦隊在費馬恩島和洛蘭島之間遭遇了丹麥海軍僅有的十七艘船，經過一場頑強的戰斗，殲滅了丹麥艦隊。

丹麥的軍事資源現已耗盡；已無望從神羅皇帝那里獲得任何進一步援助；在所有其他方向的談判均證明徒勞無功。在這種絕望的情況下，克里斯蒂安四世欣然接受了法國和荷蘭提供的調解；并于1645年2月8日在卡爾馬海峽的布勒姆瑟布羅開始了和平會議。談判一直拖延到8月13日，當天簽署了一份和約，據此瑞典永久獲得了塞爾島和哥得蘭島、耶姆特蘭和黑耶達倫兩省，以及哈蘭省為期三十年。免征海峽通行費的權利也延伸到了瑞典的波羅的海省份。同一天，根據《克里斯蒂亞諾佩爾條約》，荷蘭獲得了對海峽和挪威通行費的大幅度削減。

《布勒姆瑟布羅和約》是一系列延續至今的條約中的第一個，它標志著丹麥領土逐漸縮小到不可縮小的最低限度。瑞典對丹麥土地的侵占開始了；同時，丹麥抵抗瑞典侵犯的力量也相應減弱。丹麥的國債也急劇上升，而未來收入和隨之而來的復蘇的來源卻減少或消失了。例如，由于《布勒姆瑟布羅條約》和《克里斯蒂亞諾佩爾條約》，海峽通行費從40萬銀元降到了14萬銀元；而易北河通行費依據1645年與漢堡的一項特別協議被完全放棄。此外，盡管克里斯蒂安四世在戰爭中表現出了活力和英雄主義，王權的政治影響力仍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因為主要由國王負責的外交政策遭受了徹底的覆滅。因此，外交事務的處理現在開始滑離他的掌控。

四、余暉與遺產：晚年困局與歷史回響（1645-1648）

戰爭的失敗和領土的喪失對年邁的克里斯蒂安四世而言，是一次徹底的精神與政治重創。呂特戰役和科爾伯格海戰所留下的傷痛，以及逐漸喪失視力的折磨，使這位曾以堅毅與果斷著稱的君主在暮年飽受病痛與衰老的雙重折磨。更為沉重的是，長年精心經營的王國霸業終歸幻滅，國家財政因連年戰火而崩潰，負債累累，幾近破產。為維持國家最低限度的運轉并償還龐大的債務，他不得不將王室土地、莊園乃至主要收入來源大量抵押或出售，這不僅極大地削弱了王室的財政基礎，也動搖了其政治獨立性與尊嚴。

貴族階層，尤其是樞密院成員，乘機擴張權勢。他們借王權式微之機，強化對國家大政的干預，要求國王在征稅、宣戰、締和等重大事務中必須取得樞密院的同意，意圖重建類似攝政時期的貴族寡頭政治格局。盡管克里斯蒂安四世頑強抗爭，試圖捍衛君主權威，但已無力回天。晚年的政治舞臺，被他與貴族集團之間持續不斷的明爭暗斗所主宰。這種權力的拉鋸與互不信任，也反映出他一手構建的王權模式正在走向瓦解。

1648年2月28日，在位長達六十年、堪稱歐洲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之一的克里斯蒂安四世，在哥本哈根的王宮中與世長辭，享年七十歲。他的去世不僅結束了他個人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也象征著一個時代的落幕。他的兒子腓特烈三世繼位時，面對的是一個疆域大幅縮水、國庫空虛、國際地位嚴重下滑的國家。

然而，沒有游客能在丹麥逃脫克里斯蒂安四世留下的遺產。這位國王以鮮明的個人風格，將不可磨滅的印記留在全國各地——不僅在哥本哈根，也遍及挪威、瑞典南部以及前屬公國地區。他早年在位期間展現出非凡的改革熱情，特別是在城市建設、教育和文化藝術領域成就卓著。他以宏大的城市規劃理念重塑首都哥本哈根，開創性地興建克里斯蒂安港區（Christianshavn）及其縱橫交錯的運河與堡壘體系，擴展城市格局并強化防御功能。他主持建造的一系列建筑杰作——圓塔（既是天文臺也是教堂鐘樓）、飾有龍尾螺旋尖頂的證券交易所、閃耀荷蘭文藝復興風格的羅森堡宮——不僅極大提升了哥本哈根的天際線與國際聲譽，也確立了丹麥獨有的審美標識。

教育方面，克里斯蒂安四世深知“強國必先強學”，大力支持哥本哈根大學的發展，增設學科、擴充師資，使其迅速成長為北歐重要的學術重鎮，為丹麥日后的科技、文化與政治發展奠定堅實基礎。同時，他也是一位真正意義上的藝術庇護者，慷慨資助繪畫、雕塑與建筑等藝術形式，吸引包括荷蘭畫家卡雷爾·凡·曼德在內的諸多杰出藝術家來到丹麥。他傾力營造莊嚴華麗的宮廷文化，不僅提升了國家的藝術品位，也確立了丹麥在歐洲文化地圖上的地位。

盡管在文化與藝術領域的輝煌成就舉世公認，但這些榮光并不能掩蓋克里斯蒂安四世在引領國家命運方面的深刻失敗。在其漫長的統治生涯中，丹麥在歐洲事務中的權力與影響曾一度達到頂峰，卻又迅速滑落至近乎谷底的境地。他對王國所遭受的衰敗負有不可推卸的個人責任。克里斯蒂安本人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也未否認這一點；但若說他是失敗者，并非由于缺乏雄心或精力，而是因為他近乎執拗的進取心反復與現實碰撞，最終釀成了破局。他的對外政策飽受質疑，其對內改革往往過于急進，未能建立有效的制度支持。整個統治過程中，無論是軍事行動、經濟治理，還是宮廷政治，他幾乎無處不在，試圖親力親為地主導一切，這種幾近狂熱的活力雖令人敬佩，卻也暴露出他缺乏長遠戰略規劃的短板。

也許，丹麥歷史上這一半個世紀（以1648年克里斯蒂安去世為分界）最大的悲劇，亦是最深遠的啟示，在于國家國際聲譽遭受了幾乎無法修復的損害；而其父腓特烈二世與祖父克里斯蒂安三世所建立的君主憲制——在貴族與王權之間微妙平衡的治理框架——也在這一代走向解體。克里斯蒂安四世與其國務委員會從早期的伙伴關系，逐步滑落為徹底的對抗與怨恨，這不僅終結了“共治”傳統，也象征著“丹麥王冠”這一政治理念的凋零。

但即便如此，他所塑造的文化遺產與建筑風貌，卻以另一種方式延續其影響——以石砌與學術、以藝術與天文、以一代人的雄心與執念，構成今日丹麥不可或缺的歷史記憶與民族想象。

[i] [丹麥] 帕利·勞林（Palle Lauring）：《丹麥王國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73年

[ii] Paul D. Lockhart. (2007). Denmark, 1513-1660: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a Renaissance monarc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05-107

[iii] Robert Nisbet Bain. (1905). Scandinavia: Political History of Denmark, Norway and Sweden from 1513 to 19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40-147

[iv] [挪]亨里克·O.倫德（Henrik O. Lunde）汪楓譯：《決勝波羅的海 瑞典帝國百年戰史（1611—1721）》，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年，第24-26頁

[v] Peter Hamish Wilson. (2009). The Thirty Years War : Europe’s tragedy.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