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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上達”的儒家實踐哲學研究——理事圓融的內在超越路徑
摘要
“下學上達”作為孔子晚年提出的核心命題（《論語·憲問》），構建了儒家獨特的“內在超越”實踐路徑。本文通過文本考辨與思想史分析指出：該命題本質是“理事雙向互嵌的動態實踐結構”，而非“下學以用事，上達以明理”的線性二分。在“下學”（人倫日用）與“上達”（天道性命）的辯證運動中，儒家以即事顯理、以理導事的邏輯，實現了對西方哲學“現象/本體”二元對立的超越。宋明儒者（朱熹、王陽明）通過“理在事中”“知行合一”等命題深化此模式，最終形成中國特有的“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生命智慧，對當代人文學術與實踐哲學具有重要啟示。
關鍵詞：下學上達；理事圓融；內在超越；實踐哲學；儒家
一、問題提出：對“用事-明理”二分法的反思
“下學上達”作為儒家實踐哲學的核心命題，其詮釋長期受制于西方認識論框架。當前學界主流觀點將其簡化為“經驗實踐→形上認知”的線性進程：“下學”被界定為對具體事務的學習（如禮樂儀軌、人倫規范），“上達”則被視為對抽象天理的領悟（如天道法則、性命之理），二者構成從“現象”到“本體”的遞進關系（陳來，2014；唐君毅，2005）。這種詮釋雖便于納入現代學術體系，卻遮蔽了儒家思想“體用不二”的本質特征。
牟宗三曾尖銳指出：“'下學上達’的核心不在'事理二分’，而在'即事即理’的體用不二”（牟宗三，1997：122）。這一判斷揭示出：儒家對“下學”與“上達”的理解，并非割裂的兩個階段，而是同一實踐過程的一體兩面——“下學”始終蘊含“上達”的可能，“上達”必須回歸“下學”的場域。二者通過“理事互嵌”形成動態平衡，其關系可表述為：
graph TB A[下學：人倫日用] -- 即事顯理 --> B[理事互嵌] C[上達：天道性命] -- 以理導事 --> B B --> D[圓融境界：極高明而道中庸]
這一框架突破了“用事-明理”的二分思維，更貼近儒家“知行合一”的實踐精神。本文即以此為基礎，通過文本溯源、哲學分析與思想史梳理，重構“下學上達”的本真內涵。
二、文本本源：孔子“下學上達”的本義重探
（一）原始語境中的三重意涵
《論語·憲問》載孔子言：“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此語出自孔子晚年，是對自身生命實踐的總結，蘊含三層深刻意涵：
其一，起點平等性。“下學”的對象并非精英專屬的高深學問，而是“人人可及的灑掃應對、禮樂射御”（《論語·子張》）。孔子強調“有教無類”（《衛靈公》），正是基于“下學”場域的普遍性——無論貴賤賢愚，皆可在日常實踐中開啟超越之路。
其二，過程實踐性。“達”并非靜態的認知結果，而是動態踐行中的生命領悟。孔子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為政》），可見“上達”是隨“下學”深化而逐步顯明的境界，而非脫離實踐的玄思。
其三，歸宿超越性。“知我者其天乎”揭示“上達”的終極指向——生命與宇宙秩序的共鳴。此處之“天”非人格神，而是“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陽貨》）的生生之道①，“上達”即通過人倫實踐契入這一宇宙節律，實現“天人合一”的精神升華（李澤厚，2011：89）。
（二）對“事理割裂”的批判
孔子從未將“學事”與“達理”割裂為二：
一方面，“下學”即含天道。《八佾》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祀作為具體儀軌（事），其核心不在形式本身，而在通過誠敬之心貫通神圣性（理）。孔子強調“道在邇而求諸遠”（《里仁》），正是反對脫離日用談天道。
另一方面，“上達”必返實踐。“吾道一以貫之”（《里仁》）的“忠恕”之道，絕非抽象原則，而需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的人際交往中體證。若脫離具體事務，“上達”便成無源之水。
三、哲學展開：理事互嵌的三重辯證結構
（一）下學涵理：日用常行中的天道開顯
儒家認為，天道并非懸浮于經驗之外的抽象本體，而是內在于人倫日用的生命秩序。“下學”的過程，本質是通過具體實踐讓天道自然開顯。
實踐場域 蘊含天理 經典表述 孝悌之行 仁之本（《學而》）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政治治理 仁政天道（《孟子》）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朱熹對此有深刻闡發：“飲食起居之常，莫非天理”（《朱子語類》卷十三）。他以“格物致知”為功夫，主張通過窮盡事物之理（下學）體認天理，正是強調“事”對“理”的承載作用——灑掃應對看似瑣碎，實則是“理”的具體呈現（《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②。
（二）上達導事：天道對實踐的燭照
“上達”并非對“下學”的脫離，而是以澄明的天理反哺實踐，使行為超越功利性，獲得價值自覺。
境界升華 反哺實踐 例證 “知天命” 畏而不拘（《為政》） 孔子拒見陽貨而守禮（《陽貨》） “耳順” 和而不同（《子路》） 孔子批評冉有仍存教誨之心（《先進》）
王陽明以“知行合一”深化此義：“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傳習錄》）。他認為，“知”（上達）若不轉化為“行”（下學），便非真知；“行”若缺乏“知”的引導，便成盲動。二者的辯證統一，正是“理”對“事”的引導機制。
（三）理事圓融：圣賢境界的終極達成
“下學”與“上達”的往復運動，最終指向“理事圓融”的圣賢境界。其邏輯關系可表述為：
graph LR 事[人倫日用] -- 下學 --> 理[天道性命] 理 -- 上達 --> 事 事理[理事互滲] --> 境[從心所欲不逾矩]
這一境界在理論上表現為張載“民胞物與”（《西銘》）的宇宙倫理——將孝親、治國等具體實踐（事）與“天地為父母”的宇宙關懷（理）貫通為一；在歷史上則體現為王陽明龍場悟道后“平叛治民”的事功——心學智慧（理）并非空談，而是轉化為安邦利民的實踐（事），實現了“內圣”與“外王”的統一。
四、思想史演進：從漢學到實學的詮釋嬗變
（一）漢唐：事理分層的漸進論
漢唐儒者對“下學上達”的詮釋仍未突破“分層遞進”思維。鄭玄注《論語》稱“下學人事，上達天命”，將“人事”與“天命”視為兩域；皇侃《論語義疏》進一步強調“由事及理，階次分明”，認為需先窮盡人事，方可上達天命。這種詮釋雖重視實踐的基礎性，卻割裂了人事與天道的內在關聯，使“上達”成為外在超越的目標。
（二）宋明：理事一元的內在突破
宋明理學通過本體論革新，實現了對“理事關系”的突破性詮釋：
程朱理學提出“理在事中”（《二程遺書》），認為天理并非脫離事物的“虛理”，而是“器中之道”，“下學”即“格物窮理”的過程，消解了理的超驗性；陸王心學則以“心即理”為核心，主張“事上磨練”（《傳習錄》），認為實踐本身即是本體的呈現，無需外求，徹底確認了“即下學即上達”的內在性。
（三）清代：實學對空疏的糾偏
宋明理學后期漸入“空談心性”的誤區，清代實學對此展開批判。顏元在《存學編》中尖銳指出：“宋儒上達下達判為兩途”（卷四），主張“習行”為要，認為耕讀、禮樂、兵農等具體實踐皆含天道，反對脫離事功的“上達”空談。這一思想雖未突破“理事一元”框架，卻強化了“下學”的優先性，為儒家實踐哲學注入務實精神。
五、當代價值：對現代性困境的啟示
（一）破解二元對立思維
現代性的核心困境之一是“現象/本體”“理論/實踐”的二元割裂：杜威實用主義雖強調“實踐”，卻將其降格為工具理性的載體；存在主義雖關注“超越”，卻陷入個體主觀主義的困境。儒家“理事圓融”模式則提供了第三條路徑——在日常實踐（下學）中體認超越意義（上達），既避免理論空疏，又防止實踐異化。
這一智慧對療愈現代“意義危機”尤為重要：當職場技藝、家庭責任等“下學”場域被工具化時，“下學上達”提醒我們：勞動不僅是謀生手段，更是“修身”的功夫；人際不僅是利益交換，更是“體仁”的契機，由此重塑勞動與生活的尊嚴。
（二）教育學重構案例
傳統教育的弊端在于將知識傳授與價值培育割裂，“下學上達”模式則提供了整合路徑：
傳統模式 “下學上達”模式 知識灌輸 書法習字→ 修身養性（通過筆墨實踐體會“中庸”之理） 道德說教 社區服務→ 仁愛自覺（在助人行動中體證“民胞物與”）
日本“修學旅行”制度便蘊含此精神：學生在奈良古寺巡禮（下學）中，不僅學習歷史知識，更通過對文物的敬畏、對禮儀的踐行，培育文化認同與生命敬畏（上達），其本質是儒家“即事顯理”的現代轉化。
結論
“下學上達”是儒家回應“如何在此岸成就超越”的根本方案。其精髓不在于“用事以達理”的階段性跨越，而在于：
1. 本體論上：確立“事理互嵌”的宇宙觀——天道并非外在于人道的抽象法則，而是通過人倫日用顯現自身，“下學”與“上達”同屬一源； 2. 方法論上：構建“即下學即上達”的實踐功夫——格物致知與誠意正心同步，認知與行動始終統一，拒絕“知而不行”或“行而不知”； 3. 境界論上：達成“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內在自由——理事雙泯，既非離事求理的玄虛，亦非逐事失理的功利，最終實現“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生命圓融。
這一思想不僅塑造了中國“知行合一”的文化基因，更為全球現代性困境中“意義重建”提供了扎根于生活實踐的東方智慧。
參考文獻（部分）
1. 古籍 -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 北京：中華書局，2012. - 王陽明.《王陽明全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張載.《張載集》[M]. 北京：中華書局，1978. 2. 專著 -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M]. 臺北：正中書局，1997. - 杜維明.《儒家思想：以創造轉化為自我認同》[M]. 北京：三聯書店，2013. - 李澤厚.《論語今讀》[M].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3. 期刊論文 - 陳來.《論“下學上達”》[J]. 中國哲學史，2014(03):5-12. - Tu Weiming. Confucian Humanism in a Modern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2005(32): 479-496.
腳注： ① 孔子對“天”的認知非實體神，而是“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陽貨》）的生生之道，其核心是宇宙的秩序性與創造性。 ② 參見《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 二程認為，事無大小皆含天理，下學功夫無分巨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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