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馬金森 | 全球科學中的權力配置

全球科學中的權力配置

西蒙·馬金森

牛津大學教育系

西蒙·馬金森(Simon Marginson)，國際著名教育學家，現任牛津大學教育系教授、全球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創始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高等教育、教育社會學、教育政治經濟學、比較教育學。

一、引言：全球科學

在許多學科中，“全球科學”已成為知識領域的主導范式（Marginson, 2022b）。科學與高等教育之間存在緊密聯系（Powell et al., 2017; Baker & Powell, 2024）。全球超過五分之四的學術論文至少有一位作者來自高校。盡管只有少數高等教育機構從事科研，但這些機構在科學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而科研能力已成為全球大學地位的關鍵標志。

“全球科學”具有可展示和可顯示性，可通過相關論文數據庫的指標進行衡量，即發表于兩大核心文獻計量數據庫中的學術成果——科睿唯安旗下的Web of Science與愛思唯爾旗下的Scopus。這些數據庫收錄了自然科學研究成果，還收錄了部分社會科學研究以及極少量的人文學術作品。

在此意義上，全球科學幾乎完全由英語論文構成。因此，盡管全球科學是唯一可開放訪問的知識體系中的一部分，但它并不等同于人類整體知識體系，即便在自然科學領域也是如此。這一事實揭示了科學權力關系的根本特征，即被排除在外的知識清單很長，包括大量非英語學術研究以及世界各國的本土知識體系。有關文獻計量數據庫作為知識存儲體系的局限性將在后文進一步討論。

本文首先探討全球科學體系增長的動力以及全球科學與國家政府及其科研體系之間的關系。隨后，分析全球科學體系的多元化與多極化以及在這一多元體系之中持續存在的科學權力霸權——西方（尤其是英、美學術體系）在諸多科學領域的主導地位和被排除在核心圈層之外的知識形態。最后部分進行全文總結。本文所使用的二手數據主要來源于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NSB, 2024）基于Scopus的數據匯編以及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 2024）基于Web of Science的排名數據。

二、網絡化科學的增長

全球科學體系的誕生得益于互聯網通信技術的興起與普及，這是全球科學出現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尼克拉斯·盧曼（Luhmann, 2012）在其《社會理論》（Theory of Society）一書中指出，邁向“世界社會”的決定性一步，在于“人們發現全球已然成為一個封閉的、有意義的交流空間”（第1卷，第85頁）。自1989年互聯網問世以來，網絡化社會交往迅速發展。圖1展示了1990年至2023年間全球互聯網覆蓋范圍的擴展，這一趨勢也直接促成了全球科學體系的建立和擴展。

然而，全球科學體系并非單純由技術驅動，而是由科學共同體的成員通過網絡化的社會交往所塑造。北美高校在早期互聯網階段占據主導地位，美國學者在最初的同步協作、數據共享與國際出版中也處于領先地位。這使得全球科學體系形成于具有擴張性動力的開放網絡，并受到美國學術規范的影響。學科共同體內高度自治的專業自我規制機制，使得科學研究的自由互動主要由學者主導，而不受政府直接監管。不過，這一體系的形成也同樣伴隨著一種強烈的美國文化優越意識。

科學發展的自主性動力至關重要。雖然政府和科研機構也是科學活動的重要推動力量（資金支持對于大多數科學研究而言是必要但非充分條件），但管理者無法直接做出科學判斷。科學必須由學者自下而上推動。然而，這并不意味著科學體系符合平等主義原則。科學家需要經過多年成本高昂的專業訓練，并依賴大量科研資源，而獲取這些訓練與資源的機會是存在分層差異的。全球科學體系中不同國家和機構的能力與影響力并不均衡，甚至差距巨大。因此，全球科學體系并不是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本文將在后文進一步探討這一問題。

自1996年以來，全球科學文獻的發表數量年均增長5%，每12年左右翻一番，具有國際合作者的論文數量迅速增長。正是部分緣于這種跨國合作，科學研究在互聯網誕生以來得以擴展至更多國家。

（一）開放網絡的邏輯

信息和知識通過網絡能以閃電般的速度跨越國界，創新成果亦得以迅速擴散。網絡結構可以天然地促進科學共同體不斷增長。隨著連接數量的增加，新連接的邊際成本下降（Castells, 2000），因此，新的研究人員和國家科學體系可以通過加入既有的全球科學網絡，迅速獲取龐大的科研資源。在這一全球科學體系中，既有機構與大國并未對新進入者設置嚴苛的準入門檻，研究人員可以自由地與網絡中的任何成員建立學術聯系。

這一組織形式可能對新成員更加開放，因為隨著網絡密度的提高和'中介度’（betweenness）指標的降低，越來越少的學術交流需要經過核心國家或核心節點……國際合作對于科研體系較不發達的國家尤其有利……得益于日益高效的研究搜索與信息交流，研究人員可以充分利用國外的科研成果、數據、設備和專業知識……全球科學網絡如今已成為一個更加穩定的體系，為各層級的研發活動提供活力和方向（Wagner et al., 2015）。

全球科學體系中跨國合作關系增長最快的是科學新興國家之間的合著論文（Choi, 2012）。自1996年以來，中國、印度及傳統科學強國（如美國、英國、德國和日本）之外的國家的科學論文產出增長尤為迅速，而傳統強國的論文增長相對較慢。曾幾何時，全球科學幾乎完全由英語國家、西歐、俄羅斯和日本主導，如今這一格局已發生顯著變化。

（二）跨國科研合作與流動性

一國之內的跨機構合著論文的比例大幅上升，而國際合著論文的增幅更為顯著。圖2呈現了1996年至2022年間Scopus數據庫中國際合著論文的增長趨勢。在電子網絡普及之前，1970年Web of Science收錄的論文中，國際合著論文僅占2%（Olechnicka et al., 2019）；而2020年，這一比例上升至23.2%。2022年受美國對華“脫鉤”政策的影響，中美之間科研合作減少，合著論文比例小幅下降至22.6%（NSB, 2024）。

關于國際科研合作的動因，學界提出了多種解釋（Georghiou, 1998; Birnholtz, 2007; Winkler et al., 2015; Chen et al., 2019）。資金與項目機制將會促進跨國合作，例如，歐洲的科研資助往往要求研究團隊由多個國家的學者組成。如前文所述，政府政策也可能削弱國際合作。研究人員的內在動機是驅動合作的核心因素。對科學家的訪談研究表明，友情關系與知識追求是主要動因。大多數研究人員希望在科學發現中做出重要貢獻，因此，他們更愿意與能夠提供認知增值的優秀學者合作。此外，學者間的合作常由共享的研究問題、相互尊重與信任所驅動（Melin, 2000）。學科共同體內部的國際聯系通常較為緊密。此外，國際合作也可能帶來職業發展的機會。例如，全球北方學者與發展中國家的新興學者（尤其是博士生）之間的合作非常普遍，這種因職業發展需求而形成的合作模式被稱為“偏好連接”機制（preferential attachment）（Wagner & Leydesdorff, 2005）。

語言、文化、歷史、地理位置與政治關系都可能影響國際科學合作（Chen et al., 2019; Graf & Kalthaus, 2018, 第1200頁）。科研合著數據（NSB, 2024）表明，歷史淵源或語言相近的國家往往有較高的科研合作率（例如南美國家、英聯邦國家）；政治文化相似的國家（如北歐國家）亦有廣泛合作；地理鄰近性亦是促進合作的因素（如波蘭與捷克、愛爾蘭與英國），但并非所有毗鄰國家都存在密切的科研合作（如印度與巴基斯坦）。

博士生的國際流動性在全球科學體系的形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盡管各國的國際博士生比例有所不同。在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中，外籍博士生比例最高的國家包括瑞士（57%）、荷蘭（48%）和英國（41%）；而在美國、日本和德國，這一比例約為22%；在韓國為17%，意大利為10%，土耳其（一個科研發展迅速的國家）為7%（OECD, 2023, 第259頁）。

三、全球科學與國家科學

隨著全球科學體系的發展，世界上同時存在全球科學體系和國家科學體系，科研機構和科研人員往往也同時在兩個系統之中從事科研活動。這兩個系統在性質上有所不同。科學的這種雙重特征并不總是能夠被理解，主要是因為國家維度主導了某種想象的塑造（Marginson, 2022b; 2022d）。

在塑造全球科學的知識內容方面，相較于政府的政策和行動，自下而上的院系之間的互動更具影響力。但在傳統的科學描述中，科學往往被看作是由國家系統獨立組織的，其獨特的全球關聯性被忽視了。研究者通常基于一個任意的比例，將各國作者的合作論文進行國別分配，這種做法極具誤導性。然而，正如May在其創立科學比較研究的論文中所承認的那樣，“因為大量且日益增長的科學工作涉及國際合作，在某種程度上進行國家之間的數據比較易于產生混淆”（May, 1997, 第795頁）。

在《全球化世界中的科學民族主義》（Scientific Nationalism in a Globalising World）一文中，Sa和Sabzalieva（2018）發現，雙重科學體系與科學的不同的“制度邏輯”相關，他們將其稱為“科學全球主義”和“科學民族主義”（第149頁）。國家科學的概念實際上是將國家作為全球競爭者——他們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國家科學概念來考察二十個國家政府框架——從民族國家的視角分析在全球和國家兩個尺度上的科學活動，但并未完全涵蓋個體科學家所踐行的科學全球主義：

在全球競爭性格局中強調國家創新能力的政策取向和框架，可以為當今世界的政策行動者提供主導范式。這一制度秩序已深入人心，以至于它被理所當然地視為科學政策的全球思維方式。我們所考察的廣泛國家之間的趨同證明了民族國家的權威性。盡管如此，科學民族主義仍與科學全球主義的邏輯并存，后者植根于學術科學內涵及其運作方式的理念之中。這些規范性取向是科學文化的組成部分，研究人員在政策討論中時常言及科學全球主義理念。我們對科學政策文件的分析顯示，這些邏輯之間存在緊張與矛盾，這些矛盾不僅體現于迥然不同的情境之中，也表現于不同的情境之間（Sa & Sabzalieva, 2018, 第163頁）。

科學同時具有全球性、國家性和地方性，并且在歐洲科學還具有區域性：持續實施的歐盟框架項目在科學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某一層面的活動并不會被簡化為或永久性地服從于另一個層面。國家科學與全球科學之間有著明確的分工。如前所述，它們是異質的，具有本質上的不同，且二者之間既有協同作用，也有張力。在歷史上這種協同作用/張力相互交織，因時因地而變。有時全球體系與國家政府之間相對自主，而有時國家的資助、政策和監管則會更直接地干預全球科學。歐洲地區的科學更像是國家科學，而不是全球科學，因為存在一個歐洲科學組織體系，包括它的相關法律、規定、資助和高等教育制度等，都在規制著歐洲科學發展。

國家科學和全球科學在行為準則上顯著不同。國家科學政策是根據國家安全、繁榮和全球競爭力等國家目標來塑造的，奉行國家利益和視角優先原則。全球科學則是由知識實踐的職業規范所驅動的，這些規范包括：普遍主義，即科學知識的普遍性，獨立于創作者身份；共享性，即科學知識作為共同的公共財富；無私性，即研究不由個人利益或結果驅動，而是由對真理的追求推動；有條理的懷疑主義，即科學在進入公共知識體系之前，必須接受批判性審查和可證偽性的檢驗（Merton，1942）。

表1總結了國家科學與全球科學之間的區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暫不論區域維度（Marginson, 2022e）。就物質層面而言，政府和公立研究機構對于科學發展至關重要。它們提供了幾乎所有基礎科學所依賴的大學和政府實驗室的基礎設施，為這些機構提供部分資助，并資助其大部分研究項目。它們通常提供穩定的政策、法律和監管框架。這可能暗示跨國科學、全球科學體系只是國家科學的衍生物。但這將忽略全球網絡、合作和創造力的內生驅動因素。知識及其組織并非根植于大學或國家，而是根植于學科和跨學科研究網絡中的群體。全球科學體系不止是各國家部分的總和。對于各國政府而言，全球科學實踐的獨立性可能會產生挑戰。“全球網絡有其特定的文化、路徑和交流規范，區別于國家、區域或學科的規范。”（Wagner et al., 2017, 第1646頁）“國際合作的增長源于獨立于國家需求和政策的因素……這一動態系統在國家體系之外運行，隨著其發展，越來越難以受到影響，并且對治理的適應性更差……各國必須學會管理并從網絡中受益。”（Wagner et al., 2015, 第2和12頁）

國家科學以民族國家為中心，受國家政府所主導。全球科學缺乏法理意義上的規范治理中心，它不是由規則和資助來規范，而是由自愿性的網絡合作來規范，它遵從科學工作的共享準則與協議，也即由文化所規范而非法律所規范。全球科學受到國家政府的影響，但處于國家政府治理范圍之外。

與此同時，盡管全球科學和國家科學之間存在差異，兩者之間也存在相互聯系且高度交叉重疊。許多科學活動在范圍上具有多重面向，同時存在于全球體系和國家系統之中。領導全球科學的科學家通常也領導著各國國內的科學，并承擔國家職責。原本為國家政府或商業目的而生產的知識可以進入全球科學體系之中進行交流。反過來，全球來源的知識也會成為國家科學、政府和工業議程的一部分。自互聯網誕生以來，國家政府大多將全球科學和國際科學合作視為對國家層面有益的事項，因為各國研究人員參與國際合作使得國家政府能夠接觸到科學技術領域的創新。然而，由于國家政府并不完全控制全球科學，這對它們來說也是一種風險。因為每個國家政府都嵌套在其獨特的政治文化中，具有自己的發展軌跡和議程，因此它們對全球科學的態度也具有獨特性與差異性。“科學活動在國際上發展，但科學的資金主要來自民族國家。”（Tahamtan, 2019, 第931頁）“在國家制度結構與全球網絡的共同演化進程中，國際網絡和國家網絡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塑造。國家和國際網絡對于各國的相對影響因國而異。”（Wagner et al., 2015, 第11頁）

全球科學與國家科學之間存在一種復雜的關系。當各國將科學視為人類共同事業，集中關注氣候變化或傳染病等全球性問題時，“科學全球主義”占主導，二者的關系顯得更加順暢。然而，當各國將科學視為科學民族主義或“技術民族主義”的工具時，全球科學與國家科學可能會朝不同方向發展。當國家議程減少或阻礙全球科學合作時，國家科學在科學成就方面將會受到限制。

科學民族主義往往不僅與追求國家利益相關聯，還與方法論上的民族主義相關聯（Marginson, 2022d）。全球體系的發展動力也因此隱而不見。例如，政府通常希望通過投資國家的大學和其他機構的科學活動來促進國家創新。然而，除非國家的科學和產業基礎設施非常龐大，否則，從概率上來看，原本由國家生成的科學知識進入全球領域之后，更多會被國外而非本國資本使用；而國家產業的創新則主要來源于國外而不一定來自本國的科學。無論如何，大多數研究都是“利他的”，在這個意義上說，一國之內的科學并不僅僅專注于本國的經濟發展或國家安全（Klavans & Boyack, 2017）。

這就是全球科學與國家科學之間的關系。各國擁有資源和法律權力，全球系統擁有知識權力。它們常常協同工作，也可能會發生分歧。接下來，本文將討論早前提到的“科學不是一個公平的競爭場域”這一觀點，并結合葛蘭西關于“霸權”概念的思想來進行闡述。

四、多樣化能力與多極化

如前所述，各國對全球科學的貢獻是不均衡的。本文接下來將探討領先科學的所在地，“領先”在此定義為高被引論文的數量。引用是衡量研究質量的一個有爭議的標準，但它們可以反映研究的認可度。

（一）科學領先的大學

表2顯示了萊頓大學對2019—2022年間發表論文被引量最多的25所研究型大學的排名。前25所世界研究型大學包括中國大學13所、美國大學7所、英國大學3所以及加拿大和新加坡大學各1所。在前十名中，有6所來自中國、2所來自美國、1所來自英國、1所來自加拿大。前十和前二十五名中沒有英國之外的歐洲大學，因為該衡量標準部分依賴于大學的規模，而歐洲研究型大學的規模通常要小于英語國家和中國大學的規模。

全球科學的領導機構往往是那些集聲譽、資源和人才為一身的知名大學。從名義上講，高被引數據體現了高質量的數量規模，反映了其科學“火力”（firepower），高被引這一評價方式結合了被評價機構科學成果的優異品質與規模。不難發現，前25所高被引大學的排名正在發生顯著變化。6年前，美國有17所大學，英國有4所，加拿大有2所，而中國僅有2所，分別為第20和第24名。但2019到2022年，盡管哈佛大學依舊穩居領先地位，但其他美國大學正被中國的同行所取代（見表2）。

表2還顯示這些大學建立了廣泛的合作網絡。美國大學在跨國合作方面比中國大學更為積極。英語國家和歐洲的其他國家國際合著論文的比例遠高于美國和中國。美國和中國體系龐大，有許多潛在的本國合作者；由于研究資助通常需要跨國申請，歐洲地區大學三分之二的論文為國際合著。

（二）全球科學能力的多元化發展

日益開放的網絡化科學為科學能力全球擴散和多元化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網絡的擴張與國家建設、大學建設以及對科學的不斷增長的投資同步發展。從1987年到2022年，生產90%科學成果的國家數量從20個增加到33個。2022年，有59個國家的研究人員發表了5000篇以上的科學論文，還有其他國家正接近這一水平（NSB, 2024）。所有這些國家都具備可行的內生科學體系，至少在某些學科上具備本土培養博士生的能力，并且與全球共同的科學體系相連。如今，許多非歐美國家具備了強有力的科學體系，如中國的科學產出已大幅超越美國（Marginson, 2022a）。印度也超越德國、英國和日本，成為全球第三大科學產出國。巴西、伊朗、土耳其和韓國擁有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和產出（NSB, 2024）。然而，多元化的發展遠遠超出了這些國家。

圖3和圖4更加清晰地顯示了全球科學能力的多元化發展現狀，這兩張圖展示了兩組截然不同的國家科學體系。其中國家科學產出的量由圓圈的大小表示。縱軸表示從2003年到2022年間，科學論文年均增長率。橫軸為人均國民收入，這是衡量支持科學的物質能力指標。虛線是2022年全球人均收入的平均水平。圖3展示了增長速度低于全球平均增長率（每年5.38%）的科學體系，這些體系都建立于2003年之前。它們主要位于收入遠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西方國家，只有烏克蘭是增長較慢的系統，其2022年人均GDP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圖4展示了科學產出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國家科學體系，這些國家大多是新興的科學大國。其中一些國家的增長速度非常驚人——伊朗幾乎每年增長15.6%，這是一個龐大的科學體系，2022年發表了60,940篇論文，接近法國；印尼則以26.2%的驚人速度增長，論文數量從2003年的387篇增長到2022年的31,947篇。此外，從經濟指標來看，這些增長較快的國家中，近一半的國家人均收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包括2022年人均收入僅為2,813美元的埃塞俄比亞、5,862美元的尼日利亞、6,351美元的巴基斯坦和7,398美元的孟加拉國。正如大眾高等教育已經全球擴散一樣，科學能力已經擴展到中等收入國家乃至一些低收入國家，這為新興國家提供了更大的發展機會。

（三）學科中的領先科學

當更加細致地審視2019—2022年間排名前5%的論文所在的大學名單時，頂級科學成果分布的多元化更為明顯。表3的前半部分列出了2019—2022年間在兩個學科群中被引用最多論文的機構，物理科學和工程學位于左側，數學和計算機學科位于右側。中國的大學在生產這些領域的高被引論文中處于絕對主導地位，兩所新加坡頂尖高校也在STEM研究中位居前列。

與此同時，全球范圍的領先學科分布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6年前，物理科學和工程學領域前14所大學中有11所來自美國，1所來自中國。如今，前14名中有13所來自中國，1所為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MIT）。這不是因為美國科學在下滑，而是因為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領先大學能不斷受益于年年增長的國家資金投入，使中國的科學研究論文已經超越了美國。中國在數學及其相關計算研究領域也占據主導地位，在生命與地球科學領域的研究也相對強勢。直到最近，生物醫學和健康科學領域的榜單還是由英語國家的大學壟斷，但目前已有三所中國大學進入了世界前14名。

2010年代末之前，中國科學研究的發展部分得益于在國家合作協議框架內與美國科學研究的合作。有人認為，長期以來中國的崛起得到了美國的支持，但美國從未想到中國的頂尖STEM大學會在高被引論文上超越麻省理工、哈佛、斯坦福、伯克利等著名學府。如今，中國科學技術潛力的崛起也引發了美國的焦慮，導致其脫鉤戰略的出臺（Marginson，即將刊發）。然而，盡管中美合作的部分中斷必定會減緩兩國的研究進程，但如同美國一樣，中國業已建立了自主研究體系，能夠實現自我推動。

五、全球科學的霸權

盡管全球范圍內科學基礎設施和研究人員能力的分布變得更加多元化，但知識的文化內容卻沒有發生變化。中國和新加坡作為冉冉升起的新星，通過精通歐美（西方）以及主要由英語構成的科學體系而脫穎而出。有觀點認為，全球科學的存儲庫是基于西方的認識論類別構建而成的，西方知識作為普遍的知識以英語呈現，而其他語言和知識則被視為局部的知識，只有局部的意義和價值。這是否意味著西方知識作為創新領域本質上更具優勢？答案為否。正如全球科學的物質基礎設施是由人類社會建構而成的，其文化形式也是如此。

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區分了強制性權力與基于認同的霸權權力，并將教育與科學置于國家和全球權力的更大圖景中加以考察。葛蘭西的理論表明，具有優勢地位的思想和形式是無需強制手段就能在全球科學中得以扎根。借用霸權這一概念，斯蒂文·盧克斯（Steven Lukes）討論了偏見的動員與對過程和議程的控制，那些受霸權支配的人也參與其中（2021）。雖然英語國家的利益是顯而易見的，非西方科學家也“認同游戲規則，仿佛這些規則是他們自己的”，并且也愿意為自己的認同進行投資（Fonseca, 2016, 第81頁）。除此之外他們可能也別無選擇，除非要退出全球科學體系。事實上，認同并非完全服從，非西方科學家也可以在其中發揮變革推動作用。

（一）控制機制

與其說是西方國家再生產了西方知識的日常主導地位，不如說是西方科學本身的自主性運作維護了西方知識的霸權，包括科學家及其所在大學的運作以及全球出版公司的發展。西方特別是英美國家的機構，吸納了大多數領先的科學家，他們塑造了價值觀念、績效衡量標準和比較基礎。學術期刊的編輯決定什么是合法的全球科學，期刊編輯與計量公司互動，計量公司將期刊納入的知識進行編碼。知識按價值和聲望進行排序，首先，某些知識被選為合法知識，而其他知識被排除在外。其次，對于所選的全球知識，基于引用量和期刊影響力排序確定其價值等級。全球科學是真實存在的知識，但這些知識以及附帶的聲望卻是由社會所定義的，而許多其他知識則完全被排除在外。

1. 出版。科學出版在很大程度上被五家公司壟斷：Elsevier、Springer Nature、Taylor and Francis、Wiley-Blackwell和Sage。與研究的國際化一樣，這些公司進行跨越國界的自由運作。網絡化的科學世界為出版商提供了運作的基本條件。出版商從龐大的正式和非正式知識體系中提取論文，將其數字化、電子化從而獲取利益。盡管知識是一種非市場的公共物品，由非營利大學和研究機構生成，但出版商通過出版，將知識轉化為一己之私。他們追求利潤和市場份額，吸收學術網絡，擴展和多元化期刊和用戶，并按照市場的方式區分價值。在他們手中，開放存取出版是將科學貨幣化的另一種方式，作者承擔了出版費用。科學知識由出版商在平臺上進行電子化管理，出版商通過平臺系統對科學知識進行規制，同行評審系統對論文的價值進行區分和認可。

出版商不考慮科學知識的內容或原創性，用“要么出版要么沉寂”的邏輯積極鼓勵科學知識增長，因為唯有知識增長才能擴展市場份額和盈利能力。那么，科學是否就此被納入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實際上，大多數科學家并未成為從出版商那里領取工資的計件知識工人。出版商不創造知識，他們寄生于知識及其內部價值系統之中。但出版商影響了知識生產的節奏，并深切地影響了知識作為制度性、國家性、經濟性和文化性力量的工具作用，公共物品通常難免被強大的社會集團所攫取、控制和利用。

2. 計量學。計量學使得將科學塑造為準經濟性的產品成為可能，科學的所有產出都被賦予潛在價值。在計量學中書籍扮演的角色不甚重要，期刊論文因其更容易基于同行評審、選擇性和引用影響力而加以排序，也更易于用戶訪問，從而更容易商品化。計量學界往往采用這些計量指標來衡量個人、學術單位、機構和國家的相對價值。計量數據的積累和分析鞏固了科學計量學研究的基礎。計量學具有自身的發展動力，然而，計量學依賴于決定什么知識該納入學科并具有合法性的霸權決策。

3. 大學排名。全球大學排名是科學作為準經濟產品的一個關鍵機制。排名的主要組成成分是計量數據。研究指標直接決定了上海軟科排名和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的結果，研究指標通過聲望效應也間接影響了泰晤士高等教育和QS使用的調查數據（ARWU, 2025; THE, 2025; QS, 2025）（見表4）。排名將計量學轉化為公認的大學層級，在這個層級中，英語國家的大學盡管在純引用指標上已被中國超越，但仍然處于主導地位，這種科學的構建方式與基層科學合作所帶來的共享樂趣漸行漸遠。同行評審者的集體決定機制不僅被出版商貨幣化，而且還被用來再生產全球大學的等級結構。

（二）全球文化霸權

這些霸權機制是長期演變的結果。西方知識的主導地位有著五百年殖民統治的歷史根基，并且基于西方模式塑造了大學和科學；這些模式主要來自過去260年中的主導大國——英國和美國。然而，許多奠定歐美（西方）認識論基礎的知識最早卻源于非西方國家，后來被西方奪取或主導。長期以來，數學和天文學的領先區域是印度和西亞的伊斯蘭地區，數學中數字“0”的起源，印度和中國之間目前尚存爭議。中國在宋代發明并傳播了如航海指南針和火藥等基礎技術，由此開始廣泛使用紙張，而金屬印刷技術最早出現在韓國，這些非西方的知識技術起源，往往被西方天然優越的假設所遮蔽。

軍事、經濟和政治方面占主導地位的國家設定了全球科學的規范和協議，這并不令人驚訝。令人驚訝的是西方至今幾乎完全絕對主導了對全球知識的學術內容的控制——比西方的經濟主導地位持續時間更長。盡管擁有文化權力的部分自主性，也不乏一些例證，但基于語言和文化統一性的控制體系已持續很久。譬如，中國秦朝對書面語言的標準化促進了統一的政治體系，而這一體系與語言也塑造了中國的政治文化；在歐洲，拉丁語的普及作用以及中世紀天主教會長久的文化–政治權威。

文化統一并非構成國家的必然通則，一些國家、帝國和文明在語言上是多元的，卻促進了跨文化的融合與多樣性。但是，在西方，英語構成了科學中的統一性，即使是除英語外的歐洲語言（如法語、德語和俄語，它們曾是全球科學語言）也被邊緣化。

（三）排除在外的知識

全球科學是一個開放的協作知識創造系統，根植于學科網絡，并附屬于作為控制工具的制度和地緣政治權力。它通過國家科學基礎設施、領先大學、領先科學家、出版公司、計量公司、大學排名等進行科學再生產。它是新帝國主義的產物，沿襲了從殖民主義繼承的文化等級制度。正是這樣的制度滋養了如下觀點：某些文化、語言、國家、地方和機構及與之相關的人被認為更有價值、更具創造性、更具科學性、更具普遍性。對于非英語國家的科學家而言，科學的全球化是一個喜憂參半的現實，它為進入主流提供了途徑，但代價則是文化的抹殺（Marginson, 2022c）。

什么被排除在外？主要有如下方面：一是政府和商業領域基于研究的“灰色文獻”（由傳統商業或學術出版和分發渠道之外的組織所產生的材料和研究）；二是主要用于本地或國家用途的大部分研究和學術；三是大多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工作，因為它們帶有情境化的特征，也因為STEM領域仍然存在對這些知識的不信任；四是幾乎所有非英語的學術知識；五是來自全球各地的本土知識。

英語是全球4.7%人口的母語，排在普通話（11.6%）和西班牙語（5.9%）之后，它也是18.2%的人口的第一或第二語言（Ethnologue, 2018）。在Ulrich的綜合目錄中，69%的期刊是英文期刊，在Scopus中，80%的期刊是英文期刊。在SCIE期刊中，89%為英文期刊，在SSCI期刊中，90%為英文期刊。在Ulrichs列出的9,857種中文學術期刊中，只有42種被納入WoS之中（UlrichsWeb, 2021）。在WoS中，英文出版物占95.37%，西班牙語排名第二，占1.26%；在Scopus中英文占92.64%，而中文僅占2.76%（Vera-Baceta et al., 2019）。

如果知識被視為全球公共物品，正如大多數經濟學家所主張的那樣，或作為全球共同物品，那么全球科學體系就隱含著“誰的公共/共同物品”的問題。對于講印度尼西亞語的學者和學生而言，英語作為唯一的全球通用語言，它既存在相互共享知識、便于共同交流的好處，也有在全球范圍內邊緣化印度尼西亞語知識的壞處。即便在講印度尼西亞語的環境中，霸權體系仍然會貶低以印尼語言為載體的知識。全球科學內部與外部知識的分隔，正是殖民時代主導國家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舊有鴻溝，殖民地的當地語言全部被排除。

……（人類）對世界的理解遠超西方對世界的理解，因此我們的全球化知識遠不如全球化本身……隨著非西方對世界的理解不斷被識別，越來越明顯的是，仍有許多其他的理解方式需要被識別，混合了西方和非西方元素的理解幾乎是無窮無盡的……世界的多樣性是取之不盡的，這種多樣性仍缺乏充分的認識論形式。換句話說，世界的認識論多樣性尚未形成一種規范（de Sousa Santos, 2007, 第64—66頁）。

de Sousa Santos將這種情形稱為“徹底否認共存”，他“對現代科學的單一文化與知識生態學進行了對比”（de Sousa Santos, 2007, 第48和66頁）。Stein指出，“主宰的系統性形式不僅僅是國家性和認識論的，還包括本體論的——即它們會規范特定的存在方式，并封殺其他方式”（Stein, 2021, 第1779頁）。即便英語國家并不壟斷所有智慧或擁有所有答案，但其他答案卻被遮蔽。文化霸權、英語單一文化以及基于引用、期刊等級和大學排名的知識等級排序在西方之外受到了廣泛批評。有拉美學者指出，當科學活動以英語進行時，拉美大學似乎變得貧弱，他們認為唯英語獨尊的觀念是錯誤的。如果把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的研究成果納入其中，情況就大不相同了（Vessuri et al., 2014）。“主流話語孤芳自賞，假設除其之外的知識都是落后和沒有學術價值的。……出版系統基于三重原則不斷強化分配科學認可的等級體系：機構發展、學科和英語能力。”（Beigel, 2014）

關于非洲的論述，可參見Mbembe（2016）、Nyamnjoh（2019）等人的研究。霸權權力并未阻礙廣泛的科學發展，但它產生了一個龐大的科學欠發達的內陸，形成了一個“非科學”的他者，排除了各種本土本地群體對土地、自然和生態的理解，而對人類經驗的這種排除是巨大的損失。

六、結論

自互聯網誕生以來，全球科學一直處于開放的、基本的自由演化狀態，并促進了多樣化的國家網絡節點構建。科學能夠向強權講真話，突破政治領域和社交媒體中的垃圾信息、假新聞和操縱性的民粹主義。科學的反思性以及其判斷模式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無疑是極其寶貴的。然而，在多元本體論的背景下，全球科學在文化上卻固步自封，在傳統、語言和規范上完全淪為西方化。在后殖民的科學能力分布的廣泛性與遺留的新殖民主義制度和文化權力結構之間，尚存在不協調性。此外，全球合作容易受到更尖銳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國家利益的挑戰。地緣政治威脅著科學的自主性，將科學鎖定于一國之內，導致全球體系的分裂，這些無疑會把全球科學的未來置于不確定的境地。

科學必須面對其矛盾。如果開放的網絡和普遍的包容性處于單一文化的規制之中，由單一文化決定誰享有特權，誰優于其他人，那么，這種觀念與權力結構已經過時。不過，盡管全球科學追求多樣性的潛力受到了不適當的限制，但最終多樣性仍會是不可阻擋的，它會突破空間的閉鎖。這一刻需要加速到來，當前加強全球共同對話至關重要，它將使得知識更難被任意的國家利益和地緣政治的波瀾起伏所左右，而這也只能通過轉向多樣性來實現。

科學共通語言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當這種對話以一種語言為主導，排除了所有其他視角和想象時， 認知的豐富性和地緣政治的正義性將大為減少。然而，共性與多樣性并存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

為應對以上挑戰，可以采取如下關鍵措施：（1）將所有其他語言中產生的知識翻譯成全球通用的語言，并使原文和全球版本都可以訪問；（2）采用多語言出版，在主要使用的語言中同時發布所有生產的知識，機器學習可以促進這一過程。盡管某些領域的翻譯還存在微妙問題，但多語言出版將是巨大的進步。它將具有變革性，打破科學中的單一文化霸權，解放全球知識。

科學的自主性必須得到捍衛，免受技術民族主義和商業出版商的干預。科學必須更加廣泛地傳播，實行進一步開放而非封閉。保持所有科學家之間的溝通渠道至關重要——科學中沒有冷戰。同樣重要的是，要傾聽所有聲音，包容所有不同的視角、所有的洞察和思想，要覆蓋整個知識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