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映衡(字雁峰)——忠義巷人，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舉人，游學日本速成法正科一年，回國后最高任過山西省府科員。 張子仲(字孝萱)——張家灣人，金井張文安叔父，幼年家貧好學，后中秀才，游學日本大學法科畢業，歷任臨汾、安邑、山東高唐、禹縣等縣長，后為國民政府參議，1940年寶井遭水災，在外募捐，以救濟本縣災民。 牛凌霄(字鵬九)——光緒十七年(1891年)辛卯科舉人，曾任馬邑縣執事，即縣官。卸任后在王顯設私塾授徒，以誨人不倦的精神傳授經學，培養出許多優秀人才，眾學生為了報答師恩，曾在王顯鎮給老師立了一座大碑，以資懷念。 潘培蘭——張家巷人，家貧好學，有大志，中大挑舉人，任廣東龍門縣執事，頗有政聲，后全家遷住廣東。 潘天霖(字雨山)——張家灣人，山西法政學校畢業，曾任河南葛縣縣長。 番篤親(字藹忱)——忠義巷人，前清撥貢，廢科舉后畢業于太原法政學校，畢業后分配到河東道公署工作，任科員，后又奉省政府命在運城成立女子師范學校，任校長，在校十余年后病故。本人靜默寡言，廉潔自居，善書法，寫趙體，事母孝，教子嚴，在群眾中有“品端行方”之譽。 張德(字慎五)——小名治順，張家巷人，初師畢業，在小學當教員二年，后參加傅作義部下工作。以小心謹慎、忠實可靠之本性，被上司提升為三十五軍的軍需處長，最后本人又任綏遠省銀行行長。綏遠起義后，任內蒙古自治區參議?，F全家定居于北京。 張祖騫(字佐漢)——小名叫馬駒，張家巷人，高小畢業因父兄均在外，畢業后在家料理家務，本人生性耿直，說話直爽，敢與壞人壞事作斗爭。在抗戰前及抗戰時期曾擔任幾年村長，能給人民辦事。最突出的就是在抗戰時期(民國二十九年)，河水進城，群眾大部分無力遷移房屋，遂種些大煙，不料煙收后自衛隊的殘余頭子蔡來祥大派煙款，為數甚巨，佐漢為了人民生活問題，起而抗拒煙款，曾被蔡匪捆綁逼款。經人說情釋放后，佐漢立即把村公所遷移廟前，堅決抗款不交，蔡匪也無法收款，隨后蔡匪被陜西河防駐軍扣住，處以死刑。這一件事給寶井人民省錢不少。在抗戰期間，凡是灘匪拉兵、派款、要物資等，只要叫佐漢說話，就可以把人放回，款數和款資就可減少或全免了。在當時，凡是央人說情非拿料子和好紙煙不行，而佐漢大部分是花自己的錢，不向受難的家庭索取。日本鬼子投降后，土匪夜間打搶佐漢，臨走時把佐漢拉到巷口用槍打死了，村人甚為惋惜。在埋葬的時候，全村的鑼鼓給送殯。 清朝光緒三年(1877年)，連著大旱三年，六料無收，城內死人過半，野有饑殍，路有死尸，出現人吃人、犬吃犬的悲慘狀況。縣上為清理道路死尸，便在東門外的南城壕和北門外的東城壕挖了四個大坑，深二丈有余，雇人用小車推死人，每送一死人得制錢五文，由城門上看守人員點數，晚上到衙門領錢。所推的死人男的倒在左邊，女的倒在右邊，此事真令人聞之淚下，目不忍睹。到光緒六年(1880年)，荒年翻過，縣上派人把坑用土封埋，周圍用磚砌一尺來高，形如大家，叫萬人坑，可不畏哉！據縣志記載乾隆年間清查戶口一次，全縣共有人口130500人，到光緒七年僅剩下58200人，死人超過半數以上。尤其寶井平常就是缺糧區，家中沒有積蓄，逢上這么大的荒年，死人要比鄉間更多。據傳言，遭荒前全城有一千多戶人家，年景翻過僅剩三百多戶，全城人死去三分二。 有人傳說，在荒年即將來臨的時候，從外地來了一個要飯的老頭，每日在大街小巷行乞，高聲叫唱到：“天上下雨地不滑(雨下不成)，一口吹開青石霞(天上有云就被風吹散不能下雨)，酒壺無酒人自醉(餓倒了)，六月開的臘梅花(樹木葉旱干，好象開的臘梅花)” 當時人不解其意，以為這是一個瘋子，等荒年臨頭，才知道這是荒年的預兆?；哪曛畱K狀，對于教育后代人珍惜糧食、勤儉節約，是有一定價值的。 在舊社會里，貧苦人民的生活是沒有出路的，只好用肉體賣苦力，日謀升糧，養家糊口，因此南門便產生了人市。每天黎明就有許多貧苦男勞力到這里來找活干，當然有找活的，也就有了雇勞力的，有些富裕戶或雇人鋤田，或建房用人，雙方當面議定每日的工資，一般每天只能掙七、八百錢(折合五斤小麥）。一到夏收季節，這里更為熱鬧，每早有百人以上來上市，也有臨村的人到這里雇短工，太陽出來后，剩下的人沒人雇傭，就叫落市了。落市后全家人的吃飯就困難了，甚至叫妻子去討飯，不然就要餓肚子。一部分青壯年因家無土地，就四、五人一伙自動組織起來出外趕麥場，開頭先到永濟的龍頭，那里的麥熟得早，逐漸往北移，最后直到賈村廟。小麥基本割完共計二十多天，回來把所掙的錢，到集上買口糧度日，一般買的糧食，全家四、五個人能吃廿個月。想想過去，真是“不記從前苦，不知今日甜了?！?/span> 1937年瀘溝橋事變后，當時國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全國各地的隊伍踴躍奔赴前方進行抗戰。本年九月間，八路軍115師，由陜西芝川鎮東渡，路經寶井，北上抗日。寶井、榮河一帶船工1000余人，集中木船400多只晝夜運送戰士。當時群眾受著閻錫山的欺騙宣傳，說共產黨殺人如割草等等，因之一聽說八路軍過來，便有些恐慌，甚至有些有錢的人已隱蔽別處。9月15日八路軍部隊來到寶井，總頭領是朱德總司令和彭德懷副總司令，還有葉劍英總參謀長、左權副總參謀長、任弼時政治部主任、鄧小平政治部副主任。次日，賀龍率120師也從此渡河北上。當時秋雨連綿，全軍在寶井駐扎三天，并在全城各大墻壁上刷寫大幅抗日標語，誰料想軍紀特別好，對老百姓的態度十分和藹，見了年老男女，就稱叫大爺大娘，借用群眾的東西，有借有還，損失的作價賠償，當面交給房主，臨走時把所占房屋打掃得干干凈凈，所用家具仍放還原處，受到人民群眾的高度贊揚。當時朱德身著灰軍裝，腳穿麻鞋，夜宿南門里潘家院，并在院中下棋，其部屬軍容整齊，紀律嚴明，老百姓送茶送水，贊嘆不已。忠義巷皇甫文保老漢深有感觸地說：“自辛亥革命以來，沒有見過這樣規矩的軍隊，真正是革命的隊伍，是人民的子弟兵，到前方一定能打勝仗?！比顺Ｕf：“耳聞不如一見”以前老閻的防共反共歌完全是迷惑老百姓的鬼話，他所宣傳的凈是一片胡言亂語。 1938年二月初九日榮河淪陷，城內住著日本鬼子兵，胡作非為。城內的居民，一部分移居城外鄉村，茍且偷生，一部分留在城內過著提心吊膽的生活。當時，寶井一帶的青壯年懷著抗日義憤，自動組織武裝力量抗擊敵人。如邱家村蔡慶三、社南村潘馬寶、寶井村李子忠(以上三人在開始抗日時，還有點民族氣節，后來墮落腐化，吸毒嫖娼，滑入邪道，為害百姓，最后都死于槍下)，在國軍退兵手里要了一部分槍支、彈藥，又派人到百峪溝里挖出縣公安局埋藏的部分槍支，共百余只步槍和幾挺沖鋒槍，組織武裝起一百多名青壯年群眾，起名“自衛隊”進行訓練，準備攻打，榮河城的鬼子。到三月初，他們估計自己的力量薄弱，就派人過河與守河防的軍隊聯系約定，河防駐軍十五師同意派一個營兵力過河，配合地方武裝攻打榮河城。三月十四日行動，把城包圍兩天兩夜沒打開，鬼子的救兵也趕到了，王營長把他們的部隊撤往城東一帶，在王正村壕內與鬼子開了火。當時依據自己地形有利，在壕上兩邊麥地里埋伏，當鬼子進入壕內，兩邊埋伏的軍隊開槍掃射，扔手榴彈，打死鬼子數十人。而十五師連夜就返回了河西，自衛隊也退了回來。十七、十八兩天鬼子便開往沙石范，劉村，上朝等一帶村莊，施行三光政策，殺人放火，房屋燒了很多。群眾由于大部分逃走，所以傷人不多。十九日鬼子得知坡下有自衛隊作向導打城，準備下來大肆燒殺，但鬼子卻怕溝坡有埋伏，一到廟前坡墻上就投擲彈筒，用機關槍亂射了一陣，準備掃清道路再下來。這次共有鬼子一百來人，內有騎兵十余人。哪知在廟前坡墻這陣槍炮聲卻給寶井人民免了災禍。老百姓一聽炮聲，知道是鬼子下來，盡都逃入溝內躲藏，以免受災難；另一方面，陜西的河防駐軍也知道鬼子下來，準備炮擊。當鬼子一到寶井北門外一里多路的地方，河防軍的大炮立即發射，打到騎兵附近。河防軍連續發炮打得鬼子著了慌，騎兵闖進城內逃命，炮又打到了城內，嚇得鬼子一直跑出南門，不知路徑，向東亂竄，而鬼子的步兵就沒敢進城，由城壕向東逃跑了。此次鬼子進老城共槍殺兩人，人民財產沒受大的損失。 1943年(民國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晚，寶井人民遭受了一次大劫難。這是灘匪第一次來寶井，他是“雷哼哼”的四大隊長王宏恩率領灘匪來寶井搶劫的，此時靈吉山上還駐扎著鬼子的警備隊一個中隊，灘匪一進街，首先把皇協下山的路控制了，派一個排到丁家崖布置好，立即向山上用機槍掃射，山上用步槍還擊，下余的灘匪即在大街小巷大肆奸淫擄掠。有的婦女稍有不從，就被開槍打死，凡是開門進了屋內的；無不翻箱倒柜，打人要錢，有的被打得頭破血流，大小商戶一律搜索，不剩一家，鬧得十室九空，這時村中打門聲、槍響聲、狗咬聲、小兒哭聲、大人求饒，混在一起，真令人耳不忍聞。整整搶了半夜，這伙灘匪人人飽載，個個滿欲，才吹號集合撤走，所搶笨重東西拉了很多青壯年背負下灘。這次總共用槍打死婦女三人，拉走牛騾五、六頭，凡農民養的豬只要有六七十斤重，就拿槍打死叫人扛上下灘。這是歷史上寶井人民遭受最大的一次劫難。 民國九年(1920年)11月間點燈時候，忽然地震起來，門窗自動開閉，房內掛的竹籃搖擺不停。當時我才十四歲，坐在炕上不知發生了什么事，問我媽，她說“地動哩!” 說著把我抱在懷中，不一會我父親從街上回來，見我們都在房中，便大聲喊：“地震這么厲害，你們還坐在房里等死嗎?” 遂把我和小妹一同抱出去蹲在場中間。地還是搖得不停，人都睡在場上，以免發暈大約過了兩個小時，搖動才漸漸由小到停。第二天早上一看，把上房門的廈脊都搖倒了，巷中的破房也倒了一兩處，就是沒有傷人。 寶井的潘家財主很有名氣。潘家共分為三支，即老院、新院和南院。老院的后代現住郝家崖，新院的后代現住新村，南院的后代住在寶井，如已故的良亭、溫侯等。所謂“蓋縣財主"是指新院的潘正春，他是清道光中期生的，家道原本就很富有，到他手靠“生意攪莊稼”發展為全縣一富翁。當然，也有一些傳說，說他靠黃河崩出大量黃金發了財，還有說在佛爺洞發現金礦發了財，這些稀奇古怪的傳說都不可相信。他在河津北山開有煤礦字號叫“正順永”；在黃河里經營百余只炭船，從禹門至陜西草灘一帶，開設炭廠10余家；在孫吉開有當鋪；在蔡高開有銀局；在運城辦有鹽池；在陜西宜川有油坊一座，字號叫“敬義泰；據說從山西到蘭州，一路不住店都有他家的生意，可供食宿。潘正春的財產在鼎盛時期，他的新院家產總值70萬兩白銀，排列全縣首位，故稱“蓋縣財主”。他花了兩千兩白銀捐了個官銜，是五品蘭翎(相當于道臺之職)，出門時穿的蟒袍玉帶，頭紅纓清帽拉著蘭翎，帽頂是顆寶藍玉頂子，十分神氣。他家住在縣城南門內，叫潘家巷，家中住的院子是八水落地，一進兩院帶偏院，外圍做的火焰墻；家中雇有做飯的丫環、小使，家里的人多吸大煙，穿綢掛緞，真是“水來濕手，飯來張口"，過著奢侈腐化的生活。槽上騾馬成群，大量購買土地，雇伙計做莊稼。南門外還建了一座花園，雇有專人培植花木，而他們卻坐上轎車到花園觀花玩景。潘正春雖屬剝削階級，但此人還較開朗，并非“為富不仁”，我小時曾聽本巷一位須發斑白的老翁講過一件事：光緒三年，天遭大旱，餓殍遍野目不忍睹，而潘正春卻在門前支了兩口大鍋，用小米熬粥，發放賑災(叫做舍飯)，不管什么人，只要拿碗來每人一大碗，舀完為止。后來變為散饃，每人一個。天不下雨，荒年繼續，正春派人到河南買糧，因所買糧不多，他又把一個饃切成兩半，變散一個饃為半個饃。又過了多半年，還不下雨，荒年無底，他又改變計劃，停止散饃，只保他所在的南三社(約百十戶)。連續大旱三年，才翻過災荒，南三社的群眾給正春門上掛了一塊金字大匾，上寫“澤及涸鮒”四個大字，以資報恩。寫歷史要實事求是，潘正春作為“蓋縣財主”，他作過這件善事，這里也應給他實事求是地記上一筆。 另外，潘家老院和南院除有大片土地外，在河津也開有當鋪，在南門外開有醋坊，字號“大豐吉”，在王顯也有當鋪，字號“常興當”，北山還有煤礦，蔡高也有銀局，所以，老院和南院的財勢也很大。 無論新院財主或老院、南院財主，到后期潘家的財主都倒灶了，解放后土改時幾乎一無所有。訂成份時，多訂為中農、下中農或貧農，如新院的后代潘家鼐(字調元)，住在學堂，南院的后代潘良亭住在呂祖廟里，以廟堂為家，都訂為貧農。潘家財主倒灶的原因，一是各地的生意經營不善，先后倒閉；二是黃河進城水淹，土地和財產損失很大；三是后代吸大煙，不理家事，這是主要的也是根本的原因。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