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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江蘇睢寧的鄉野依舊籠罩著清末民初的余味。黃土路上，驢車緩慢而沉重，村口的榆樹下，老人們抽著旱煙，日子平靜又單調。就在這一年，王中領出生在一個貧寒的農家。家里只有幾畝薄田，年景好的時候，勉強夠全家吃飽；可一旦碰上天災，米缸見底就是常有的事。
王中領十五歲那年，黃河故道決口，洪水卷走了莊稼。沒過多久，大旱又來，土地開裂，連草根樹皮都被挖光煮食。家里人一天只吃一頓，餓得骨瘦如柴。那年秋天，縣城里來了征兵的隊伍，說當兵有口飯吃。他娘在灶臺邊抹眼淚，塞給他一個麥餅，讓他走時別回頭。王中領攥著麥餅，心口發緊，卻真沒回一次頭——怕一回頭，就再也邁不開步子。
兵營的日子比想象中更苦。天不亮就得起床操練，扛槍、劈刺、跑步，一樣落下就會挨鞭子。王中領個子不高，手腳卻結實。他明白，在這個動蕩的年月，槍就是命。他比別人多練，肩膀被槍托磨破，就墊破布繼續練。慢慢地，他的臂膀有了力，眼睛也養成了盯準的習慣。 1937年8月，淞滬會戰爆發的消息傳來，部隊立刻開拔?；疖囈宦否傁蛏虾?，車窗外，成群結隊的難民向反方向逃去。到羅店時，他見到了真正的戰場——房屋殘破，斷墻后血跡斑斑，空氣里混著硝煙和尸腐的味道，像能堵住人的喉嚨。
他們連的任務是守住一個制高點。但對面樓里藏著兩個日軍狙擊手，專打露頭的士兵。三名戰友先后中彈陣亡，連長急得直跺腳，陣地眼看守不住。王中領盯著前方，又看了看山包下那堆尸體，低聲對連長說：“讓我去解決他們。” 天色剛亮，他彎腰鉆進尸堆。起初還能憋住氣，可太陽升起，腐臭撲鼻，蛆蟲在皮膚上爬動，帶著冰涼的觸感。他一動不動，眼睛緊盯對面窗口。時間像被拉長，每一次風吹草動都讓他心頭一緊，手指攥得發白。 四個小時后，對面窗口終于出現了一個戴鋼盔的腦袋。幾乎是下意識的反應，他舉槍、瞄準、扣扳機——“砰！”那人應聲倒下。片刻后，另一扇窗口探出身影，他又是一槍，伴隨一聲慘叫。
流彈擦破了他的手臂，血滲出來，他忍住疼，緩緩撤回陣地，身上已被冷汗浸透。戰友們告訴他，兩名狙擊手被擊斃后，日軍火力明顯削弱，他們終于穩住了陣地。 此役后，他被譽為連里的神槍手。每擊斃一名敵人，他都會用刺刀在槍托上刻一道痕。刻痕從一條變成兩條，再慢慢累積。 1939年冬，他隨部隊南下，參加長沙會戰。天氣嚴寒，戰士們沒有棉衣，就往單衣里塞稻草御寒。糧食短缺，每天只能喝兩碗稀粥，作戰時只能抓炒米充饑。在冬瓜山與日軍的白刃戰中，他刺刀陷入敵人體內拔不出來，索性抱著對方翻滾下山坡，最終從尸堆里爬起時，全身是傷，槍托上多了三道新的刻痕。
八年抗戰，王中領換過三次槍，每次都把舊槍托拆下保存。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傳來時，他駐扎在湖南一個村子休整，槍托上的刻痕已是四十九道。那晚，村民提著燈籠來報信，戰士們或哭或笑，有人抱槍跳舞。他只是坐在門檻上，一遍遍撫摸那槍托，直到深夜。 戰后，部隊整編，長官勸他帶軍犬繼續服役。他搖頭：“我想回家種地?！苯粯寱r，他猶豫許久，終究沒把槍托拆下。 回到睢寧，家屋依舊，卻更破敗。母親早已過世，他默默下地干活，像從沒離開過村子。有人問他過去干什么的，他總笑說在外打工。傷疤被他藏在衣袖里，連一同種地的伙伴都不知他曾是抗戰老兵。
村里的孩子喜歡圍著他，他只講農事、講星星，不提戰場。他的沉默里，藏著那些不能言說的年月。 2005年，縣里給抗戰老兵頒紀念章。他穿著褪色的藍布褂，手指因歲月而顫抖。拍照時，他笑得像個孩子，露出缺牙的牙床。照片掛在村里的宣傳欄，村人才知道，這個沉默的老人，曾擊斃四十九名日軍。
有人問他，當年的苦，值不值。他沒回答，只指了指院里曬著的麥子，又指了指墻上的孫子獎狀。陽光落在他滿是皺紋的臉上，那些溝壑里，藏著幾十年的風霜雨雪。 像王中領這樣的老兵，那個年代有無數個。他們沒有豪言壯語，只是在國家危難時站出來，守住土地。戰后，他們歸于平凡，把血性與愛化在沉默中，把山河留給后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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