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當霸權變為交易：霸權國衰落背景下美國海灣安全防務的政治邏輯

海灣國家的許多政策制定者都持有一種信念，即美國在處理地區事務的方式上參與度較低，具備不可靠性和可預測性。這種看法自阿拉伯之春起義以來的十五年里已經根深蒂固。隨著美國在該地區的軍隊數量大大削減，雖然海灣地區國家對美國的看法沒有地區性共識，也沒有一個事件引發海灣國家的重新評估，但海灣地區國家對美國的態度隨著十年來展開的一系列政策決定而發生了變化。其結果是加強了海灣國家安全和防務關系的多元化進程，以避免其在日益多極化和戰略選擇日益豐富的世界中過度依賴任何單一合作伙伴。

奧巴馬政府對阿拉伯起義的回應，反映了美國對穩定地區伙伴關系的利益需求。隨后，2013年11月被披露的美國和伊朗官員的阿曼秘密會晤與2015年P5+1與伊朗之間為解決伊朗核問題而進行的聯合全面行動計劃（JCPOA）的后續談判都排除了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并增加了海灣國家對美國在該地區政策制定方向的擔憂。2015年3月，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對也門進行了軍事干預，以擊退他們認為接受了伊朗直接援助的胡塞叛軍的進攻，部分是為了回應人們對《聯合全面行動計劃》過于狹隘地關注伊朗地區活動的一個方面而沒有解決其他問題的擔憂。對奧巴馬政府中東政策的某些方面方向的真正不滿和一定程度的困惑，促成了包括利雅得、阿布扎比和麥納麥在內的幾個海灣國家的官員對特朗普總統任期的期待。2017年6月，特朗普最初支持沙特-阿聯酋-巴林（以及埃及）孤立卡塔爾的舉措，這一決定在多哈以及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引起了震動。一位在任總統似乎拋棄了美國的伙伴，這引發了人們對海灣國家最重要的對外關系的可靠性和持久性的強烈質疑。兩年后，輪到沙特和阿聯酋質疑與美國的伙伴關系，因為特朗普政府選擇不回應針對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能源和海洋目標的一系列攻擊，這些攻擊通常從未正式歸咎于伊朗或伊朗代理組織。2019年9月，在導彈和無人機對沙特石油設施的襲擊暫時摧毀了沙特王國一半的石油產量2天后，特朗普尖銳地指出“那是對沙特阿拉伯的攻擊，那不是對我們的攻擊”，并補充說“我是一個不希望發生戰爭的人”。拜登總統在2021年上任后重申“美國承諾幫助沙特阿拉伯在面臨伊朗盟友團體的攻擊時保衛其領土”，試圖恢復美國的信譽。然而，拜登和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之間的糟糕關系源于拜登在2019年的競選辯論中發表的評論，事實證明這是無法克服的。因此，歷屆總統政府的政治決定都讓海灣地區國家對美國的安全保障價值甚至存在產生了懷疑，許多地區事務觀察家認為安全保障構成了當代美國與海灣關系的基石。

2022 年美國與歐洲（北約）對俄烏沖突反應中明顯的“團結一致”效應似乎并沒有緩和美國與海灣地區的緊張關系，而對俄烏沖突的不同反應實際上加劇了美國與海灣國家的分歧。與全球南方的大部分國家一樣，海灣國家在俄烏沖突中沒有選邊站隊。海灣合作委員會（GCC）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并不同意華盛頓和歐洲的政策制定者的觀點，即烏克蘭的集體防御是“一個決定國際秩序的事件，一個國際聯盟和規范正在被重塑的時刻”。海灣地區領導人拒絕被卷入集團競爭的新時代，與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不同，他們并不認為俄烏沖突會對他們的政治或安全利益構成直接威脅。

然而，海灣各國對2022年2月俄烏沖突后續事態發展的立場各不相同：卡塔爾與烏克蘭（和美國的立場）最緊密一致，沙特阿拉伯、巴林和阿聯酋更傾向于俄羅斯，而科威特和阿曼則介于兩者之間。這些立場的變化反映了2017年至2020年海灣合作委員會所產生的裂痕。雖然卡塔爾領導人宣布暫停在俄羅斯的新投資，但與俄羅斯之間的現有聯系保持不變，卡塔爾投資局成為俄羅斯石油公司最大的非俄羅斯股東。阿聯酋的立場變得復雜，因為該國剛剛在2022-2023年聯合國安理會輪值兩年。這迫使阿聯酋采取立場，其在2022年2月的兩次安理會關于譴責俄羅斯對烏行動并呼吁召開聯合國大會緊急會議的投票中投棄權票，這一行為導致阿聯酋與美國產生了相當大的摩擦。在2022年美國、歐盟和英國對俄羅斯實體實施額外制裁后，阿聯酋（尤其是迪拜）成為俄羅斯資本和商業精英的避風港，其中一些人似乎獲得了阿聯酋公民身份。許多受制裁的俄羅斯公司繼續與海灣國家的同行開展業務，從而使美歐孤立普京政權的行動出現了漏洞。2023年卡塔爾前能源國務大臣的穆罕默德·本·薩利赫·阿勒薩達以私人身份當選為俄羅斯石油公司董事會主席，這表明西方呼吁減少海灣地區與俄羅斯受制裁實體的關系范圍有限。油價案例展現了海灣國家如何自信地將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即使它們被認為與美國等伙伴的利益發生沖突。然而，當拜登政府及其歐洲盟友以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名義強調保衛烏克蘭時，卻發現他們在中東最親密的伙伴并沒有以同樣強硬的方式加入，這在烏克蘭危機的政策上發出了明顯的分歧信號。

在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領導的對以色列南部的襲擊后，加沙戰爭爆發，國際秩序體系各個方面的合法性受到批評者的日益審視，他們將美國對烏克蘭事態發展的反應與加沙的反應進行了對比。巴勒斯坦人苦難的畫面引起了整個中東以及包括海灣國家在內的全球南方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的憤怒，并使官員們在政治上難以忽視，尤其是沙特領導層，正在重新評估與以色列的任何正常化協議的條款。美國和海灣國家在是否要將俄羅斯和以色列軍隊（分別在烏克蘭和加沙地區）的行為定性為“戰爭罪”以及是否與國際法院和國際刑事法院接觸方面存在分歧，這帶來了對雙重標準和虛偽的指責，并削弱了國際秩序在許多非西方世界眼中的可信度。雖然加沙并未成為美國與海灣關系的突破點，但它確實使安全和國防利益和優先事項的不同軌跡顯現出來。隨著以色列對加沙的轟炸不斷，海灣國家領導人的聲明變得更加強硬，甚至穆罕默德·本·薩勒曼甚至在2024年11月于利雅得舉行的阿拉伯-伊斯蘭峰會上譴責“以色列對兄弟般的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集體種族滅絕罪行”。

基于上述緊張的地緣政治局勢，美國與海灣國家之間的安全關系和防務伙伴關系已經進一步發展。自2015年以來的十年變化表明，關系往往在基于臨時性、逐案性的基礎上運作得更好，而非作為宏偉戰略框架的一部分。后者的一個例子是2015年海灣國家領導人（其中只有兩人出席）與奧巴馬總統在戴維營舉行的峰會上啟動了美國-海灣合作委員會戰略伙伴關系，并成立了五個工作組，涵蓋反恐、導彈防御、軍事準備和訓練、關鍵防御能力和網絡安全方面的合作。在特朗普政府執政期間，之前所成立的工作組和所建立的戰略伙伴關系都被擱置，并被美國與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以及埃及和約旦之間建立中東戰略聯盟（MESA）的努力所取代。MESA未能獲得支持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海灣合作委員會內部在卡塔爾問題上的分歧，各方未能就該倡議涵蓋的問題的范圍和規模達成一致，以及埃及于2019年的退出。2023年2月，在俄烏沖突進行近一年后，美國-海灣合作委員會工作組再次召開會議，這是多年來的首次會議，背景是伊朗向俄羅斯供應武裝無人機和俄羅斯向伊朗提供國防援助。伊朗武器系統正在烏克蘭戰場以及針對民用和基礎設施目標的作戰和戰斗環境中進行測試，這一事實凸顯了俄烏戰爭如何間接影響美國-海灣合作委員會的利益。美國和海灣國家的海軍隨后參加了2023年2月和3月舉行的為期18天的大型國際海事演習，該演習由沙特阿拉伯、巴林和美國共同領導，由阿曼海事安全中心指揮。在美國海軍中央司令部（U.S. Naval Forces Central Command）的主持下，來自50多個國家和組織的7000多名人員和35多艘艦艇參加了在紅海、亞丁灣、阿拉伯海和海灣舉行的演習。俄羅斯和中國于同月與伊朗一起參加了在阿曼灣舉行的聯合海軍演習，這表明在安全和防務關系的“具體細節”中，海灣合作委員會仍然選擇站在美國一邊。

自2020年以來的一系列新舉措表明，美國與各個海灣國家之間的新安全伙伴關系正在按照所制定的雙邊和特定問題路線發展。美國官員在沙特阿拉伯的國防轉型計劃中也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美國國防部的官員協助沙特官員全面改革人力資本開發、聯合參謀發展、情報重組和部隊維持，以及建立國防學院。美國在能力建設方面的作用較之前有所提升，此前美國的干預措施大多分散于對外軍售過程中，而非出于支持任何更深層次或根本的政策目標。美國重申與海灣伙伴建立安全關系的另一個例子是2023年9月與巴林簽署了《全面安全整合與繁榮協議》。這一協議將通過跨安全領域的合作措施來擴大美國與巴林兩國之間的防務和安全合作以及加強貿易和投資聯系，盡管沒有共同防御保證。這些對話始于2017年的卡塔爾，現在以雙邊（而不是集體）方式涵蓋每個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同時，美國及其海灣伙伴如何平衡（或未能平衡）與中國（在某種程度上還包括俄羅斯）之間的相互競爭關系以及平衡雙方有時存在分歧的利益，這將在一定程度上確立雙方下一階段的政治關系，并隨之影響雙方的防務和安全關系。正如美國對中國可能在阿布扎比建立海軍設施的激烈反應所見，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美國與阿聯酋雙邊關系在2021年的嚴重緊張局勢。

美國與海灣國家之間關系的未來可能將基于一套交易原則，這些原則不承諾或約束各方長期安排，而是代表著對地區事務采取更靈活的方式。更強大但更狹隘的技術官僚對美國與各國共同利益領域的關注可能有助于使美國與海灣國家關系免受各種政治壓力和不確定性的影響。然而，在實踐中排除政治因素可能并不容易，并且可能會增加相互誤解或不滿的程度，例如美國就阿聯酋與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關系向阿聯酋施壓，或要求沙特阿拉伯不要在2023年加入擴大的“金磚國家+”集團（阿聯酋加入但沙特尚未加入）。自2023年以來的事態發展表明了新的利益格局如何在真正的多極格局中發揮作用。

2023年3月，沙特與中國宣布達成恢復外交關系的協議，這可能預示著一種更加多樣化的關系，使得各海灣國家可以更靈活地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位利益和政策。雖然沙特和伊朗官員從2021年開始在伊拉克和阿曼的推動下進行了多輪談判，但獲得中國對該協議的支持既具有象征意義也具有重大的實際意義。中國與德黑蘭和利雅得之間建立了外交關系，中國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也都有能源和經濟聯系，因此可以發揮美國根本無法發揮的平衡作用。此外，在伊朗與美國和以色列兩國之間緊張局勢加劇之際，中國對沙特協議的支持表明了北京及其兩個地區伙伴希望通過外交而非沖突解決分歧的愿望。

自2021年以來，隨著海灣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海灣國家的官員利用他們所擁有的影響力以包括調解在內的不同方式為安全做出貢獻，無論是在地區沖突（阿曼和卡塔爾）還是在俄烏沖突方面（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其中，阿曼外交政策的一個特點是：“我們試圖利用我們在大國之間的中間地位來減少我們與鄰國發生沖突的可能性。” 沙特和阿聯酋的官員在尋求利用與美國和俄羅斯的關系來促進雙方的囚犯交換并在建立信任措施以減輕烏克蘭戰爭的影響時采取了不同的接觸方式。它們表明，盡管海灣國家不愿在任何大國競爭中選邊站隊，但保持多樣化聯系和平衡不同關系的能力有利于在兩極分化的世界中采取相應的外交舉措。隨后，沙特在特朗普第二個任期內美俄重新接觸進程中占據中心地位，這表明沙特希望在談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提升了其作為外交促進者的信譽，并可能在未來與潛在的伊朗與美國的關系中發揮作用。

唐納德·特朗普于2025年1月重返白宮，成為130年來第一位非連續連任的總統，這表明美國在國內和外交政策方面的決策將繼續沿著高度交易、不可預測和不穩定的路線行進。在中東地區和國際政治結構中走向“后美國”秩序可能會進一步重塑海灣國家的觀念和政策。由于海灣國家既不是美國的盟友也不是對手，因此它們占據了一個中間地帶，這可能會保護它們免受美國對其國家政策制定所帶來的波動。海灣國家在與伊朗以及中國和俄羅斯接觸中的利益主張可能會加深與美國政策的分歧，并增加美國與海灣國家之間的關系圍繞更松散、更基于交易的方法重新構建的可能性。加沙地區的沖突可能沒有導致海灣國家與美國或以色列的決裂，但其與俄烏沖突并行，推動了海灣國家在快速變化的國際權力體系中的重新定位。

校對 | 李炫頡燃 

排版 | 喻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