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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童年》 幾年前曾看過號稱是BBC最殘酷記錄片的《56up》（也譯作《人生七年》）讓我至今難忘。導演艾普特從1964年開始拍攝，每7年拍攝一次，記錄了14個背景完全不同的7歲英國孩子的人生。 這些孩子中家庭背景優渥的成年后大多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有了不錯的工作，而家境窘迫的孩子大多生存境遇不佳，其中只有一個男孩成為大學教授通過教育改變了命運。 艾普特將這一系列紀錄片看作是他平生“最重要的作品”，他認為“這是世界上迄今為止以紀錄片形式做過的時間跨度最長的社會學研究。” 這個假期，我終于讀完了可以算是這部紀錄片簡明紙質版的《不平等的童年-階級、種族與家庭生活》。 這本在不同理論書中多次被提到的社會學著作，成為為我今年閱讀過的最為震撼的一本非虛構讀物。  民族志研究是一種源于人類學、現在廣泛應用于社會學、教育學、文化研究等領域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其核心就是深入實地長期沉浸在研究對象的生活環境中。 這讓我想起了我讀過的民族志作品美國人類學家奧斯卡·劉易斯的《桑切斯的孩子們》，那本書就是基于作者在墨西哥城貧民窟的長期田野調查，記錄了一個底層家庭在社會經濟劇變中的生存圖景，當時也讓我大為震撼。  對研究人員來說，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要直接認識到：在民族志研究中，需要對研究參與者付出情感成本。本書作者分享了“故事背后的故事”，就是因為她注意到研究者與參與者的關系有大量方法論著作，但與研究參與者分享研究成果的問題很少被關注。參與者了解到研究成果后常常感到憤怒和被觸犯，這種反應需要在方法論研究中進行著重強調和持續討論。 安妮特·拉魯從這些家庭組織日?；顒印⒄Z言的運用和與組織機構的溝通協調三個角度分別選擇了不同階層家庭進行觀察和分析。 在家庭組織日?；顒臃矫?/span>，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方面都因社會地位的不同存在差別，比如孩子參加的有組織活動的數量上、孩子的活動是否支配大人的生活，以及孩子能獨立于成年人而自由支配課余時間等各個方面都存在明顯差別。 中產家庭的孩子日常緊張而忙碌，父母對孩子的興趣了解并支持，而工人階級和貧困家庭的孩子參與有組織的活動很少，他們的課余時間多由自己安排，父母忙于生計，對孩子的興趣和活動關注較少，導致孩子在資源獲取和未來發展上處于劣勢。 這里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差異中，性別差異尤為突出，這是女性學者的敏感與覺察。  在語言的運用方面，安妮特·拉魯注意到“由于語言交流經常會增大詞匯量和強化其他重要的閱讀技能，在家中使用語言方式的不同，也就造就了孩子們從學校教育中受益程度的不平等。” 中產家庭父母與孩子經常交談，促進他發展說理和談判的技巧。以民主形式養育孩子占主導地位。而工人階級和貧困家庭的交流言詞簡單樸素 充滿指令的互動。語言只是日常生活中一條實用通道，而不是“一種培養說理能力的工具，或是一種探究表達思想感情的方式?！?/span> 這一點我在做兒童閱讀推廣講座也常常提到，孩子語言的豐富性很大程度上來自父母，如果沒有好的家庭溝通交流互動方式，通過閱讀是極好的補充。優秀的兒童讀物能夠豐富孩子的書面語詞匯，也能讓他們學校教育中獲得一些補償性優勢。 在與組織機構的溝通協調方面 ，社會地位造成了父母主要是母親在如何處理孩子對組織機構的抱怨是有所不同。中產是干涉主義方式，父母代表孩子對組織機構進行干預，雖然有時成功有時不會，但教會了孩子不因被拒絕就輕易放棄，也教會了怎樣給組織機構掌權的施壓以照顧自己的需求。 相比之下，另外兩種家庭往往會期待學校承擔領導的角色，他們更尊重教育工作者的專業技能，把教育視為教育工作者的事情。他們更多在教育工作者那里尋求指導和幫助，而不是提供建議。 這個部分里提到漢德隆一家的問題，“孩子的家庭作業一直是全家和諧生活的最大威脅”，估計會讓當下許多輔導孩子作業痛苦不堪的家長讀者獲得共鳴。 通過三個方面的對比觀察和分析，安妮特·拉魯提出了重要觀點：中產階級家庭主要使用的協作培養方式對孩子來說獲得更多進入社會后的優勢，而工人階級和貧困家庭無意識采用的成就自然成長方式讓孩子進入成年后沒能有機會獲得較好的工作機會。  至此，作者對本書前言就提到的兩種兒童教養方式進行明確： 協作培養是中產階級家庭父母普遍采用的。這些家庭的家長對孩子的天賦、見地和技能進行積極培養和評估。“協作培養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唯一正確的養育孩子的方法，但確實是當代有權力的專業人士（如兒童教育發展專家）所斷言的最恰當有益的兒童教養方式。” 成就自然成長是工人階級和貧困家庭父母會采用的。他們認為孩子的發展應該是自然展開的，只要提供撫慰、食物和其他基本撫養條件就可以了。 雖然工人階級和貧困家庭的孩子之間有重要的差別尤其在生活穩定性方面，但令人驚異的是，在教養他們的文化邏輯卻沒有太大差異。 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論處在什么社會地位上的人，他們的兒童教養慣行看起來都很自然，就像呼吸一樣，兒童教養方法通常都是自動且無意識的。家長們很少會意識到他們正在用某種具體方式引導孩子。
那問題來了：即使是中產階級的大部分的父母可能是在自然成長的邏輯下長大的，為什么會讓自己的孩子成為清單式兒童？不論從社會地位、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源上不遺余力地成就自己的孩子？
隨著經濟的發展，家庭生活的一些領域變得越來越系統化，越來越具有可預測性，也越來越規章化。對兒童休閑的運作合理化就是一種體現，這些活動有固定的日程安排，在一定的具體時間內提供一定數量的體驗，并處在成年人的管控下。 父母所擁有的經濟資源造成了本書中所討論的兒童教養的階級差異。父母的接受教育程度，還有家長的工作也很重要，成年時代的經歷本身就影響著人們如何構想童年時代的生活。 在本書出版后十年，作者再次對被觀察的家庭進行了訪談，她發現本書的重要結論：社會不平等從童年的不平等進入到成年的不平等。社會的不平等正在進行復制。  這本書的田野調查時間是1993-1994年，首版出書時間是2003年，第二版是2011年。在如今的人工智能時代背景下，國際經濟形勢更加復雜，貧富差距持續增大，書中觀察到的一些現象可能可能會更加明顯，童年的不平等帶來的成年不平等也會日益 雖然國情不同，但是本書仍舊可給跟中國的教育者和父母帶來巨量的可思考內容。我們普通人體感越來越強烈的各種“二代”的出現和天生自帶的生活資源文化資本的優勢，階層固化的嚴重，都讓教育內卷變得日益嚴重，因為通道和出路似乎越來越窄。 這樣的情形下，中國導演鄭瓊執導、歷時6年、追蹤三個不同階層孩子人生軌跡的紀錄片《出路》，會更加讓人體悟到“可怕的從來不僅僅是貧困，更可怕的是貧困背后的思維模式?！倍谏鐣Y源和社會地位的局限下，思維方式的改變又從何而來呢？ 以我有限的社會學閱讀經驗來看，我們需要知道：“我們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地位，決定著我們對資源的獲取，也決定著我們能否做出切實可行的選擇。” 對社會有興趣的可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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