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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漏之際，宰輔宜心存天下 ——讀王禹偁《待漏院記》 王禹偁的《待漏院記》是北宋文壇一篇兼具思想深度與現實警示的佳作。此文作於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時年三十六歲的作者剛由地方州縣官被太宗召試擢升，歷任右拾遺、直史館，後拜左司諫、知製誥，兼判大理寺，故文末自稱“棘寺小吏王某”。文章以宰臣待漏這一特定場景為切入點，聚焦權力核心者的精神狀態與政治操守，深刻解構了宰輔之責的本質內涵，至今讀來仍振聾發聵。 文章開篇以天道喻政事，精妙立論：“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由此推導出“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的政治邏輯，為後文論述宰輔勤政奠定了哲學根基。繼而點出朝廷在丹鳳門右側設置宰臣待漏院的制度設計，其核心意涵正在於“示勤政”，以空間符號彰顯對政務勤勉的價值倡導。 “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這一設問如利刃破題，將筆墨直抵權力執掌者的內心世界。作者以三重對比構建論述框架：賢相的待漏時刻，始終充盈著“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擔當。“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體現著對民生安定與邊疆穩固的深切關懷；“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辟之”，承載著對國泰民安的現實思考；“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彰顯著任人唯賢的政治操守；面對“六氣不和，災眚薦至” 願“避位以禳之”，遭遇“五刑未措，欺詐日生”則“修德以釐之”，更凸顯出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境界。當此等人居相位，“皇風清夷，蒼生富庶”便非虛言，其“總百官、食萬錢“ 亦屬理所當然。 反觀奸相，待漏之時滿腦皆為私念：“私仇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沉溺於恩怨糾葛；“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醉心於聚斂財富；“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熱衷於黨同伐異；遇天災則“構巧詞以悅之”，聞怨言則“進諂容以媚之”，全然背棄執政者的本分。如此行徑必然導致“政柄隳哉，帝位危矣”，最終“下死獄、投遠方”實為咎由自取。 至於那些“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茍祿，備員而全身”的庸相，作者雖著墨不多，卻態度鮮明：他們看似無過，實則以不作為褻瀆職守，同樣不值一提。 全文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收束，擲地有聲地揭示出權力與責任的共生關系。王禹偁通過刻畫待漏時刻的精神分野，不僅為執政者樹立了鏡鑒，更構建了一套以民為本、以公為先的政治倫理準則。 跨越千年，這篇文章的警示意義依然鮮活。今天的各級管理者雖不再有“待漏”之名，卻同樣面臨著“在崗思什麼、在位做什麼”的拷問。唯有像文中賢相那樣，始終以公共利益為念，以擔當作為立身，方能不負人民所託、時代所望。《待漏院記》所映照的，不僅是古代宰輔的從政之道，更是所有掌權者應恪守的精神坐標。 附原文《待漏院記》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 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辟，玉漏猶滴，徹蓋下車，於焉以息。 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辟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薦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 其或私仇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也，構巧詞以悅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下死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 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茍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 棘寺小吏王某為文，請志院壁，用規於執政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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