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的逸聞舊事 | 孫樹棻

“白銀風潮”，是指1933年開始的因白銀大量外流而引起的一次金融風潮，對當時是中國經濟中心的上海的工商業造成了很大損失。

1929年，世界經濟發生危機后，由于美國大量收購白銀，造成全球銀價飛漲。當時中國貨幣采取銀本位制，當倫敦市場上銀價上漲時，上海的外國銀行就收兌中國銀元大量運往倫敦高價賣出，取得英鎊后再在上海拋出兌成銀元，這樣一進一出，每裝運一千萬枚銀元出口，就可獲得兩百萬元以上的利潤。因從1933年下半年起，中國的白銀便開始外流，到1934年夏季達到高潮。由于大量銀元外流，市場上流通的貨幣嚴重不足，造成銀根奇缺，利息高昂，物價猛跌。上海的銀行、錢莊為了保全自己，便收緊放款，這樣便使工商業資金周轉更加不靈，工廠企業紛紛停工歇業，商店也大批倒閉，南京路上一片“大拍賣”、“大減價”聲浪。1935年，上海倒閉的工商企業達一千零六十五家。工商業歇業和停工倒閉，更造成銀錢業的放款不能收回，資金周轉更發生困難。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之下，1935年內上海六十五家錢莊中先后有十家歇業，六十七家銀行中也有八家歇業。我父親孫伯繩擔任董事長的華東商業儲蓄銀行，是一家中等規模的商業銀行，也在這年里由于向幾家大紗廠和輪船公司的放款無法收回而發生擠提后歇業清理。

1934年9月，當時的中央政府下令取締外匯投機，防止白銀外流。同年10月，決定根據國內外銀價的差額對出口的白銀課稅，但由于國際市場上銀價持續上漲，白銀出口仍然有利可圖，因此未能阻止白銀出口，對白銀走私更是毫無辦法，于是政府只能改革貨幣制度，將銀本位制改為以“法幣”為代表的紙幣流通制，禁止白銀在市場上流通。

到1935年12月，國際市場上銀價開始下降，這場“白銀風潮”終告結束。

魏廷榮綁票案

這是1929年發生在上海的一件綁票案。

在燈紅酒綠與刀光斧影并存的十里洋場上，發生綁票案并不稀奇，那時每隔上一段日子，便會傳出某家富戶中有人被綁票勒贖的消息。但這回被綁的人物與眾不同，被綁者魏廷榮，既是上海有名的中法銀公司的經理，又是法租界的民間武裝自衛團體萬國商團的上校司令官。在他負責指揮的商團華人團中不僅有手槍隊和長槍隊，甚至還有機槍隊和小鋼炮隊。

1929年7月24日上午，他坐私家車從家中去公司，途中汽車被攔截，四名持槍者登車后趕下了司機并駕車離去。事發后，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巡捕以及華界軍警一齊出動大事搜索，但連一點線索也沒找到。

在以后的五十多天里，魏廷榮的原配妻子朱二小姐和次妻呂美玉(曾因照片用作為美女牌香煙商標而聞名遐邇)除接到過丈夫的一封親筆信和一塊佩掛的金掛表以外，沒有得到過任何音訊。9月15日，法租界捕房得到線報，說魏廷榮被藏在南匯縣六灶鄉的地保樊庭玉家中，于是立即派員前去尋找，但無所獲。第二天，魏家接到徐家匯天主教堂朱神父打來的電話，得知魏廷榮已脫險避居在蘇州。朱二小姐和呂美玉立即趕往蘇州，遂與丈夫相聚。原來策劃這起綁票案的主謀竟是魏廷榮的連襟趙慰先，他曾拜杜月笙為老頭子，因嗜賭成性，輸光了妻子朱九小姐的妝奩，便想走邪路發財。而當時任職法捕房督察長的黃金榮又和魏廷榮素有嫌隙。因此趙慰先便在黃金榮、杜月笙的支持下雇用土匪干了這件綁票案。魏廷榮確曾被關在南匯六灶樊家。以后綁匪見風聲甚緊，打算撕票滅跡，在樊庭玉解救下，魏廷榮才得以逃到蘇州，保全了性命。

經此事后，他明白自己不是黑道勢力的對手，從此辭去一應公職，蟄居在家。

《大美晚報》和“歹土”

我的童年和少年時期，是在那片被稱為“滬西歹土”的地面上度過的。

“歹土”這一名稱，最初來自上海租界上的英文報紙《大美晚報》一篇評論。這篇評論在敘述了1938年上海淪陷于日寇后，公共租界滬西越界筑路地區黃、賭、毒、搶劫、綁票、兇殺等遍地泛濫的現象之后，作出了個結論性的評語:“This is a badland”這份報紙的中文版上把“badland”譯為“歹土”，從此這名稱便傳播開去并一直流傳下來。不少研究抗日戰爭史和上海地方史的著作中，都講到“滬西歹土”的那段歷史。

《大美晚報》是當時上海的一份“洋旗報”，便是由外國僑民擔任發行人，開設在租界上，報館門前掛著外國國旗的報紙。上海淪陷之后，這份報紙依仗著租界和“洋旗”的保護，不斷地報道和揭露日寇在華的暴行，其中有些文章引起了國際社會對中國戰局的關注，也提高了報紙本身在國內外的聲譽。一時間中文版《大美晚報》僅在上海兩個租界之內的銷數便劇增到四萬多份，成為除《申報》和《新聞報》之外最為暢銷的大報。英文版上的不少報道和通訊也常被西方國家的報紙轉載，但參與辦報的那些正直的中國新聞工作者也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價。1939年8月30日，副刊主筆朱惺公被汪偽特務機關“七十六號”派出的殺手殺槍在天后宮橋前;1940年7月19日，總主筆張似旭被“七十六號”特務殺槍在靜安寺路上的起士林西菜館樓上。幾天后，該報經理李駿英又被“七十六號”人員殺槍在四川路上。這三起血案都發生在公共租界上，但對日本占領軍和“七十六號”畏之如虎的租界當局和巡捕房，根本不敢追緝兇手。

1941年12月9日，即日本軍隊進占租界的第二天，《大美晚報》被日軍查封，發行人被關進監獄。該報從此未再復刊。

“花會”禍害

“花會”是一種帶有些迷信色彩的賭博形式。在其過去存在的幾十年中，對廣大貧苦勞動階層尤其是勞動婦女造成很大禍害，使不少人跳河懸梁，家破人亡。

“花會”賭博，在清代道光初年發源于浙江黃巖的農村中，賭局往往設在一間空殼倉中。先由莊家公布三十六個古人的姓名和代碼，再讓參賭的人用紙標明古人代碼和自己的參賭代號，包上銅錢投入一只木箱中。然后展開掛在標上的畫軸，如果畫上的古人與自己投注的代碼相同，便可獲得三十倍的賠注。

“花會”在鴉片戰爭后傳入廣東，在廣州十分盛行。以后由于這項賭博有三合會介入而受到官府查禁，在廣東無法活動，便在20世紀初向上海轉移，從此在上海活動了四十多年。

“花會”在上海活動得最為猖獗的時間是抗戰淪陷時期。當時在我家居住的滬西住宅區內，幾乎每走上幾十米便能看到一個“花會筒”。

那時的滬西越界筑路的住宅區內，極少有一幢房子中住上幾戶人家的。幾乎所有的弄堂房子和花園洋房中都是一幢一戶，住的都是中產或中產以上的人家，每家至少都雇有一個女傭，有些住在花園洋房中的富有人家，更會雇上幾個甚至十幾個女傭。

這支挺龐大的女傭隊伍，便是“花會”賭首們目光所瞄準的獵物。此外，他們所瞄準的目標還有曹家渡一帶那幾家大型紗廠和絲廠中的女工、街市菜場中的小販、煙紙店老板娘、小戶人家主婦和其他勞動婦女。雖然所有目標所下的賭注并不大，但賭首們很懂得“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道理，決不放過一丁點兒榨取的機會。

抗戰勝利后，“花會”賭博被禁，但仍有地下賭徒在活動，直到解放后方被禁絕。

“皇軍”軍刀下的“敵僑”

1941年12月9日凌晨，從1937年11月上海淪陷以來占領了租界以外地區的日本侵略軍，大舉進入公共租界，租界上的英、美駐軍和萬國商團的英國隊和美國隊，皆不戰而降。存在了三年多的那座“孤島”，在一夜之間沉沒了，雖說還保留著一塊法租界，但自從納粹德國攻陷法國，在那里成立起維希法奸政府以來，上海的法租界當局一直都仰承上海的日軍占領軍當局的鼻息度日，現在當然更加唯命是從，不敢多吭半聲了。

上海，成了日本人和汪偽政權的“一統天下”。原來托庇于外國旗下的租界中市民的日子，將會變得更難過起來，處境很快就會和住在南市、閘北、楊樹浦和江灣等地區的居民一樣了。

和中國老百姓相比，上海許多外籍僑民的處境更加堪憂，在政治和生活上落差也更大。

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原來在上海都是“特殊居民”，享受各種特權和優越的生活待遇。但在一夜之間，卻變成了“敵性國僑民”，等待著他們的將是各方面的強制性措施甚至囚禁生涯。

日方將上海的外僑劃分為“敵性”和“非敵性”兩類。屬于“敵性”的有英、美、加拿大、新西蘭、澳大利亞、南非等十六國的僑民;“非敵性”則有墨西哥、埃及、希臘、哥倫比亞、巴西和蘇聯等。

1941年12月23日，日本占領軍宣布辦理“敵性”國僑民財產登記。

1942年3月，日軍收繳“敵性”國僑民所藏軍火(包括獵槍和軍刀)。4月，征用“敵僑”汽車。5月，日軍當局下令:凡14歲以上之“敵僑”，必須到日本憲兵隊重新登記，如有抗拒或隱藏者將按間諜罪軍法從事。

1943年初，日軍當局將所有“敵僑”關進集中營，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才獲得釋放。好萊塢影片《太陽帝國》敘述的便是這段歷史，但與史實有較大出入。

項松茂與“固本”牌肥皂

現在城鎮中居民洗滌衣物，大多使用機器且同時使用洗衣粉或洗滌水。已很少有人會用肥皂了，但在以前肥皂則是每個家庭中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用品，幾乎同柴米油鹽等同樣重要。

數十年前，中國人用得最多的是一種“固本”牌肥皂，那是上海五洲藥房附屬工廠的產品，非但暢銷全國，還被列入上海物價指數中的一項重要工業產品。在物價劇烈波動時期，還有不少因囤積固本肥皂而賺了大錢的呢。五洲藥房的創辦人是原籍寧波的項松茂，他少年時代到上海，先在英商老德記藥房中當柜面學徒，繼而做西藥“跑街”(推銷員)。

項松茂

經過多年辛勤工作，積累起相當的資金和經驗之后，開出了五洲藥房。這家藥房與一般藥房不同，不只是買賣藥品和配方，還有自己的產品。項松茂以每月二千銀元的極高薪酬聘來葉漢丞擔任化學工程師，葉漢丞則研究出用低成本制造肥皂的配方，這樣便增加了固本肥皂在價格上的競爭力，并能把原來霸占著中國市場的日本貨肥皂逐步驅趕出去。這使日本人甚為惱恨，但無論怎樣研究改變，他們產品的成本還是無法低過固本肥皂，因此只能無可奈何。

20世紀20年代后期河南路橋（天后宮橋）北堍的五洲固本皂藥廠發行所

1930年4月20日《申報》刊登的五洲固本大幅廣告，其中可見當時的產品門類已經非常多樣

1932年1月28日，日本軍隊發動“一.二八事變”，分三路進攻閘北。我十九路軍奮起抗擊。當天正是五洲藥房老靶子路分店舉行開幕典禮，項松茂親自前去主持儀式。戰事發生后，因租界鐵柵關閉而無法回家，晚上便宿在分店中。半夜間有幾名日本浪人破門而入，將他劫持而去，從此便再無蹤跡。

1932年1月30日，日軍抓走五洲藥房店員

“一.二八”淞滬戰事結束后，項氏家屬通過租界當局向日本軍方查詢項松茂下落，但日本軍方諱莫如深，堅稱并無綁架和殺害等情況發生。項氏家人只得招魂立墓以葬，并在閘北建立銅像以作紀念。“八一三事變”中，銅像被毀。

1934年5月3日《申報》刊發“固本皂與項先生”一文，以示沉痛悼念。

主仆私奔奇案

這是八十多年前發生在上海的一出愛情悲劇，當時曾轟動全埠。

民國初年時，浙江富商黃某在北京病故，全家便遷居到上海，住在蘇州河畔的廈門路尊德里中。到1926年春，黃家的女兒慧如因父親在世時與另一富室所訂之婚約被悔約退婚，深受刺激，遂萌輕生之念。家人多次勸解均無效，不料經家中男仆陸根榮相勸后竟放棄了自殺之念，并由此與陸根榮相戀，不久便懷了身孕。黃家堅決反對女兒和男仆結婚，于是黃慧如便取了家里一些金珠首飾，和陸根榮一起私奔到蘇州居住。

蘇州明報上刊載的黃慧如與陸根榮照片

破門路在公共租界內，黃家便向掌管租界內民刑案件的會審公廨狀告陸根榮拐騙婦女。不久，陸根榮在蘇州被捕押解回上海。隨即以誘奸和盜竊罪被判入獄四年。黃慧如決意住到陸根榮家鄉蘇州吳塔鎮待產，等待陸根榮出獄后成婚。

這樁富家小姐愿嫁貧窮男仆，勢利法官又混賬枉斷的案件經新聞媒介報道之后，一時間轟動上海和江浙兩省。張石川、鄭正秋等開設的明星影片公司還以這一事件作為素材，改編拍攝成新聞故事片《血淚黃花》并在各家影院放映。上海電影界還計劃邀約黃慧如自己演出，重新拍片，但黃家聲稱黃慧如因臨產時血崩死亡，故這計劃并未實現。

電影《血淚黃花》劇照

陸根榮出獄后仍在上海擺攤謀生。解放后，在靜安區某家熟食店工作，終身未娶，在上世紀70年代病故，據說，黃慧如當年并未因血崩死亡，而是被家人強迫遷居到北京。后來，她曾來上海尋找陸根榮，并希望和他重修舊好，再結姻緣。但陸根榮在屢遭劫難之后已心灰意冷，又怕再招橫禍，所以并未接受。黃慧如也因此終身未嫁。

1990年，上海市滬劇團與崇明縣滬劇團合作，以影片《血淚黃花》為藍本，改編成滬劇《主仆姻緣奇案》上演。但在劇情上增加了不少虛構情節。

罪惡的封鎖

這件事情發生在1942年，那時是抗日戰爭中上海淪陷時期，太平洋戰爭也已爆發，公共租界已被日軍占領。當時我在滬西憶定盤路(今江蘇路)上的中西女中第一附小中念四年級。那天下午放學之后，我和幾個同學在學校斜對面的一條弄堂踢小型足球玩耍，忽地聽到從不遠傳來幾下“砰!砰!”的響聲，聽起來很像是槍聲。正在驚疑之際，只見行人在馬路上匆忙地來回奔跑，仿佛在躲避什么。接著，緊隨著沉重的皮靴腳步聲，一小隊佩軍刀和手槍的日本憲兵在路上跑步走過，后面跟著一隊步槍上插上刺刀的汪偽“和平軍”。他們立刻在各處路口上拉起繩子，教路上行人排起隊來檢查“市民證”和“抄把子”(搜身)。我和同學們因為是孩子，所以只草草地搜了下身和書包，便被放出封鎖圈了。到家之后，才從家中的男仆那里得知剛才所發生的情況。原來剛才在南首一條僻靜的小路開納路(今武定西路)上，有兩名巡邏的日本憲兵攔住一個挑著柴擔的農民進行搜查，雖未查出帶有什么可疑之物，但仍要把他帶到附近的憲兵隊部中盤查，這時那人便伸手從柴捆中抽出一桿“快慢機”駁殼槍，連發數槍擊斃那兩個日憲，棄下柴擔，跑進近處一條弄堂中逃逸無蹤。

發生這事件后，愚園路和江蘇路一帶便封鎖起來進行搜索，最后說是有人見到那開槍者是跑進錢家巷的，便把那條弄堂出口都封鎖起來，所有居民中除在汪偽機關中擔任偽職者以外，一律不準出入。那條弄堂是平民居住區，內有五六千人口，在當時日偽當局實行配給“戶口米”制度的情況下，許多人家都只有三五天的存糧甚至家無隔宿之糧。因此這場長達二十幾天的罪惡奪去了錢家巷中十幾條人命，大多是由于斷炊而餓死或病死的老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