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王亭貫  在遵化古城西南隅，文廟之側，曾有一座被稱為“西大寺”的恢弘廟宇——廣慧寺。它從明初的簡陋小廟起步，歷經六百年風雨滄桑，在皇家恩典、僧眾堅守、官民接力中幾度興衰，最終在時代的浪潮中歸于沉寂，存在于遵化古籍中的殘存記載，訴說著信仰與塵埃交織的跌宕命運。 一、奠基與初興：宣德宏圖與正德堅守 明宣德年間（1426—1435年），國家北征邊患，總鎮太監劉通隨駕東征。當他的目光落在遵化城內西南角那座局促破敗的小廟時，一個宏大的設想在心中成形。劉通傾其所有，獨力承擔擴建重任。新寺拔地而起，“鼎新殿廓堂宇凡若干楹”，規模宏大，工程神速，“不逾年而功”。更難得的是，他成功請得皇帝御筆，賜予“廣慧”金匾，稱作皇帝敕建廣慧寺。自此，小廟一躍成為遵化諸寺之首。 這座新寺，不僅承載著宗教功能，更被賦予了重要的政治儀式地位。“歲時朝賀，先期習儀于此”——每逢重大慶典，地方官員須先在此演練禮儀；“僧徒晨夕會集、焚修祝釐于此”——僧侶們在此誦經祈福，香火晝夜不絕。寺內“厥地高明，厥制宏敞”，虹梁藻棟，金碧輝煌，一時風光無兩，儼然是城市的精神高地與政治禮儀空間。 然而，繁華抵不過歲月侵蝕。近八十載光陰流轉，至明正德七年（1512年），昔日光彩已黯淡，“慨昔之虹梁藻棟，金碧丹堊半為淋雨所妒”。雖有濟川、宗淳兩代住持努力修葺，但寺宇仍顯破敗。此時，住持凈永挺身而出，肩負起“克振前事”的重任。他“鳩工集材，竭力殫慮”，當地居民也“翕翕然津助，不以為厭越”。歷經數年艱辛，工程告竣：“浮圖、金剛諸殿、鐘鼓、藏經等樓及僧堂、廚庫、墻屋之類，靡不一新；而旙蓋、音樂、供器之設，靡不完好。” 時任陜西苑馬寺丞李堂目睹此景，感慨萬千。他在《重修廣慧寺記》中深刻指出：“天下敗之于因循，成于振作。”劉通之“鼎新”與凈永之“修葺”，正是“因循中之振作者”的典范。他寄望后人能繼承凈永之心，使廣慧寺“雖時異勢殊，則千載一日也”。凈永的振作，為這座皇家敕建之寺注入了強大的民間生命力，使其輝煌得以延續。 二、盛世余暉：乾隆年間的“因近于創” 時光荏苒，廣慧寺又默默矗立了近三百年。至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這座古剎已頹敗不堪：“榱桷解棟折，瓪?無存”，殿宇傾圮，瓦礫遍地。曾經莊嚴肅穆的朝賀之地，如今“有司拜賀移他所”，官員被迫另尋場所；曾經香客云集的圣地，如今“都人士趨而過之，心怳然莫為之所”，行人匆匆而過，唯余心酸與無奈。 面對滿目瘡痍，住持圓成“慨然以興修為己任”。工程浩大，資金匱乏，圓成的重修之路異常艱難。他先募集資金勉強修復了后殿九楹。隨后，重建正殿、門廡、鐘鼓樓、經堂、庖湢（廚房浴室）等龐大工程所需的巨額經費，成了幾乎無法逾越的高山。恰逢遵化州籌劃修建大悲閣，已購置部分材料但經費不足，工程擱置。圓成抓住機遇，“稽于眾”后，懇請將大悲閣的材料轉用于廣慧寺復建。他的虔誠感動了社會，“募當事縉紳、富族、賈于遵者”，特別是幾位來自“山右”（山西）的商人慷慨解囊，“醵金若干兩”。他們“庀材鳩匠，監工罔懈”，確保了工程的高效與質量。 這場浩大的復建工程，于壬子年（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三月六日動土，同年八月二十八日即告竣工，歷時不足半年，堪稱奇跡。重修后的廣慧寺，“規制宏麗，丹雘煥發，為一州壯觀”。訓導陳瑛在《再修廣慧寺記》中動情描繪了今昔巨變：“今之瓊階寶樹，乃昔之斷址頹垣者也；今之旙影經聲，乃昔之漏雨茅風者也；今之莊嚴色相，又昔之塵埃負墻者也。”他高度評價圓成的功績：這看似是因循舊址的修繕，實則規模宏大近于創建（“事雖因而近創”），但它絕非勞民傷財的“崇侈象教”之舉，而是蘊含著三重可貴精神——恢復皇家慶典之地是“尊王”；眾人捐輸修復廢墜是“好義”；力振宗風、重開凈域是“善因”。乾隆朝的這次重修，是廣慧寺在盛世余暉下的最后華彩，體現了官方與民間、信仰與世俗力量的一次成功協作。 三、末世悲歌：王氏父子的斷手絕響與終局沉寂 歷史的車輪駛入晚清，廣慧寺的命運再次急轉直下。同治庚午、辛未年間（1870-1871年），寺宇“日傾頹”，破敗景象重現。州人趙恒等發起募捐修復，“集貲頗鉅”，工程也曾啟動，“木石工作，刻意營久”。然而，資金很快耗盡，“貲竭工輟”，后續努力屢屢受挫，修復希望渺茫。 當眾人幾乎絕望之時，城南老莊村的鄉紳王連站了出來。這位“富而樂施”的善人，默默承擔起重任長達十余年。他自費“購運石柱易正殿楹”，以一己之力支撐著搖搖欲墜的大殿，“并籌墊巨款”，苦苦維系。然而，個人的力量終究有限，工程再次面臨停滯。光緒八年（1882年）臘月初八，這個佛教的重要節日，王連的兒子王玉生做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決定——他毅然“斷手示誠”！這極端而悲壯的舉動，瞬間震撼了整個遵化乃至更遠的地方。“眾善響應”，善款如潮水般涌來，長期擱置的工程在短短數月內竟奇跡般地“蕆事”完工了！王氏父子，特別是王玉生斷手明志的故事，“遠近傳為異聞”，成為廣慧寺歷史上最悲愴也最令人動容的篇章。 光緒十三年（1887年），進士史恩培應錢介甫少尉之請，撰寫了《復修廣慧寺記》。他雖與王家父子素未謀面，卻對其善行“早有耳熟，而心儀之”。史恩培盛贊王玉生“具夙根，完父夙愿”，認為王家功德圓滿，“可無憾矣”。對于民間將玉生附會為前代高僧圓成轉世“后身”的傳說，作為學者的史恩培保持了清醒的史家立場，認為“事涉妄誕，非可訓世”，明確表示“未敢附會其說”。他將歷年檀越施主們的姓名勒于碑陰，永志不忘。史恩培的嚴謹與深情，為這座古剎留下了最后一份翔實而理性的歷史證言。 四、余音散盡：古剎的謝幕與城市的記憶 廣慧寺的殿宇布局，曾是其輝煌的具象。前殿供奉著令人敬畏的釋迦牟尼巨像，后殿則林立著難以計數的大小佛像，昭示著其作為全縣佛教中心的地位。每年農歷四月二十八日的盛大廟會，更是全城乃至周邊地區的盛事。其時“又唱戲、又鬧花會”，商賈云集，游人如織，鑼鼓喧天，熱鬧非凡，是遵化城鄉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狂歡節。 然而，歷史的洪流終將沖刷掉舊日的印記。民國肇始，社會劇變，廣慧寺如同許多古剎一樣，未能逃脫“漸廢”的命運。曾經繞梁的梵唄被市聲取代，莊嚴的佛像讓位于救死扶傷的現代醫療。最終，這片承載了六百年信仰、悲歡、慶典與修繕的土地，“已變成市人民醫院”。那三篇記錄著劉通宏圖、凈永堅守、圓成勇毅、王氏父子悲壯的古碑，亦在歲月流轉中“不知在何處”，唯余抄錄自舊志的碑文，如風中殘燭般傳遞著古剎的余溫。 廣慧寺的六百年興衰，是遵化古城歷史的一個深邃側影。它肇始于明初宦官的權力與財富，在正德年間的僧侶堅守與民眾襄助下得以維系；在乾隆盛世，它依靠官民合力、商賈資助完成了一次華麗的涅槃；最終，在晚清的末世余暉中，由一對民間父子以近乎慘烈的方式，奏響了它最后的絕唱。這座寺廟的命運，折射出地方社會結構的變遷、信仰力量的消長、民間資本的涌動以及個人在歷史洪流中的抉擇與擔當。它的湮滅，象征著傳統宗教空間向現代公共空間的轉換，是時代前進的必然軌跡。 香火終有盡時，殿宇終歸塵土。當廣慧寺的最后一縷青煙融入現代城市的喧囂，當人們穿行于市人民醫院的門庭，可曾知曉腳下曾回蕩著梵音鐘鼓？可曾記得劉通揮斥方遒的豪情、凈永殫精竭慮的身影、圓成稽首募化的堅韌、王氏父子斷手明志的悲壯？古寺雖逝，但那些在碑石文字間跳動的人性光輝與精神力量，如同沉入地底的基石，依然在無聲地支撐著這座城市的記憶深處，提醒我們，在鋼筋水泥的叢林之下，總有一些關乎信仰、責任、犧牲與傳承的故事，值得被銘記與講述。廣慧寺的興衰，不僅是一座建筑的生死，更是一曲關于時間、信仰與人間煙火的深沉挽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