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臣淚

崇禎十四年正月，洛陽城破的那天清晨，被俘的官員們都被反綁著雙手，推搡到一群喧鬧的農(nóng)民軍士兵面前。有一名官員官袍破損，沾滿血污，但腰桿挺得筆直。一個士兵認出了他，喊道：“你不就是那個搞賑災的呂尚書嗎？我們能活你，你找機會走吧！”呂維祺像是沒聽見，他的目光越過了人群，落在另一個被拖拽過來的人身上——那是肥胖的福王朱常洵，此刻像一頭受驚的肥豬，涕淚橫流，渾身癱軟。呂維祺突然用盡力氣朝他喊道：“王爺！綱常至重！我們都是死路一條了，絕不能向賊寇屈膝啊！”福王只是驚恐地瞪著眼，說不出話。很快，呂維祺被壓跪在周公廟前，有人用力按他的頭，他倔強地昂著脖頸。刀光落下的一瞬，他或許會想起很多事，想起自己這一生，如何一步步看著這個龐大的帝國滑向深淵，而他所有的努力，最終都像投入怒海的一粒石子，連漣漪都未曾蕩開。

呂維祺不是天生的悲情英雄。

他出身河南新安一個頗有名望的家庭，祖母守節(jié)受表彰，父親捐糧賑災被譽為孝義。他走的是那個時代標準優(yōu)秀士子的道路：萬歷四十一年考中進士，從兗州推官做起，一步步升到吏部主事，歷經(jīng)四個司的崗位，為人清廉方正。光宗皇帝去世時，新皇帝還沒即位，有宦官想引導年幼的新君去小南城游玩，是呂維祺趕到慈慶宮勸諫，說先帝靈柩還在停放著，新皇的車駕不能輕易出動，這才制止了不合禮法的行為。他在天啟年間做到驗封郎中時，正值魏忠賢權勢熏天，開封要給魏忠賢建生祠，他特意寫信給相熟的士大夫，告誡他們千萬不要參與。魏忠賢下令毀盡天下書院，他偏偏在家鄉(xiāng)立起“芝泉講會”，祭祀伊洛地區(qū)的七位先賢。他的一生，從一開始就刻著“方正”與“恪守”的印記。

崇禎皇帝即位后，呂維祺被重新起用，做到尚寶卿、太常少卿。新帝登基，總讓人抱有希望。崇禎二年四月，朝廷議論軍餉問題，他詳細陳述了十五件事。到了冬天，他又上奏“防微八事”，言語懇切，像一位憂心忡忡的老朋友，細細提醒著年輕的皇帝：陛下您起初勤于批閱奏章，現(xiàn)在奏章卻常常留在宮中不發(fā)，留中多了，臣子們就會心生疑慮，這是第一要防范的。起初您虛懷若谷樂于商量，后來擬定的旨意一有不妥，就直接改動下發(fā)，這難道沒有應當堅持奏請的原則嗎？這是第二防。起初您沒有猜疑厭棄臣子，現(xiàn)在賢愚并用，這是第三防。起初您日日出席經(jīng)筵講學，現(xiàn)在開始傳免了，這是第四防。起初您清心寡欲，謹慎宴游，現(xiàn)在偶爾也有所涉足，這是第五防。起初您慎用刑罰，現(xiàn)在卻有人被下詔獄，登聞鼓頻頻敲響，恐怕會助長囂訟之風，這是第六防。起初重視廷推選官，現(xiàn)在間或使用“陪推”，這不是常法，是第七防。起初樂于聽正直之言，現(xiàn)在有時會加以譴責呵斥，這是第八防。這八件事，件件瑣碎，卻件件指向帝國中樞正在慢慢僵化、失去效能的趨勢。皇帝用褒獎的圣旨回答了他，然后，一切照舊。

崇禎三年，他被提拔為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督糧儲。在這個看似遠離權力中心的位置上，他卻展現(xiàn)了實干的一面。他設立會計簿，仔細核查賬目，揪出被隱瞞、侵占和拖欠的糧款，數(shù)額高達數(shù)十萬甚至上百萬兩，大的上奏彈劾，小的抓捕治罪。他又嚴格督促屯田課稅，讓倉庫漸漸充實。他還條陳上奏了六條建議，核心都是如何杜絕侵占、完善流程、堵塞漏洞、明確責任。皇帝稱贊說好，下令推行。他在努力地，一磚一瓦地修補著這條巨大的帝國糧船上的縫隙，盡管腳下的海水正在瘋狂涌入。

六年，他當上了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他清理了冒名占役的兵員八千多人，又憂心忡忡地請求整頓江防，特別擔心鳳陽皇陵的外圍防御單薄。他的憂慮沒有被理會。崇禎八年正月，流賊進攻江北，他派參將薛邦臣防守全椒，趙世臣戍守浦口。結果趙世臣部潰敗逃走，南京震動，不久鳳陽果然陷落。在隨后的大計（官員考核）中，他被言官撿拾其他小事彈劾，竟被革職除名。或許，在一個系統(tǒng)性的失敗面前，任何一個個體的努力，尤其是那些正確卻礙事的努力，都顯得格外刺眼。他被拋棄了。

此時，他的父親為了躲避流賊，正住在洛陽。呂維祺便也回到了洛陽。他一邊照料父親，一邊做著知識分子最本能的事：立“伊洛會”，教授了兩百多學生；寫成了《孝經(jīng)本義》，上呈給皇帝。他在用文化傳承和道德教化，履行著一個士大夫最后的責任，仿佛書齋里的講學聲能擋住窗外的烽火連天。

崇禎十二年，洛陽發(fā)生大饑荒。這一次，呂維祺直接看到了悲劇的核心。他深知王府糧倉堆積如山，而百姓易子而食。他去勸福王朱常洵，懇求他散出家財，犒勞士卒，賑濟災民，以此收攏人心，穩(wěn)定大局。福王不聽。勸諫親王無效，他能做的，只能是盡自己的力量。他拿出全部家產(chǎn)，設立粥廠賑濟災民。這件事被朝廷知道后，恢復了他的官職。但這恢復的官職，在滔天大禍面前已毫無意義。一個殘酷的現(xiàn)實是：因為他個人的力量太微薄，很多得到他救濟的饑民，為了活下去，最終還是去加入了流賊的隊伍。河南的賊勢更加熾烈。

然后，李自成來了。崇禎十四年正月，農(nóng)民軍大舉進攻洛陽。呂維祺被分派守北城。他已經(jīng)五十五歲了。半夜，守城的總兵王紹禹部下有騎兵在城頭奔馳呼喊，城外也有人呼應，接著，城就破了。一切都混亂不堪，一切的堅守在內(nèi)部的崩潰面前都顯得可笑。

他被抓住了，也就有了開頭的那一幕。賊人中有認識他的，想給他一條生路，因為他做過賑濟饑民的好事。但他拒絕了。他看到了同樣被抓住的福王，他朝著王爺喊出那句“綱常至重”，與其說是鼓勵對方，不如說是對自己一生信奉之道的最后堅守。他被押到周公廟，被強按著跪下，他不跪，伸直了脖子迎向刀鋒。

他死了。他死后，朝廷按例贈官太子少保，給予祭葬，蔭封他的兒子。這一切身后的哀榮，對于一座淪陷的巨城、一個崩解的秩序來說，蒼白得如同廢紙。而甚至他竭力守護的家族，也在崇禎十六年新安城破時，同樣家破人亡。

呂維祺的一生，像一面鏡子，照出了明末無數(shù)正直官員的困境。他們個人品德無虧，甚至堪稱楷模（清廉、忠誠、勤勉）；他們能力不差，在職權范圍內(nèi)努力做事（核賬、清役、賑災）；他們能看到問題所在，并不斷向統(tǒng)治者提醒和修補（防微八事、勸福王）。但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從根部開始腐爛的巨系統(tǒng)：財政的崩潰、軍事的潰爛、宗室的貪婪、皇帝的剛愎與多疑、以及整個官僚體系的低效和麻木。他每一個正確的、局部的、微小的努力，都被那個巨大的、向下的漩渦所吞噬、抵消、乃至嘲諷。他越是努力，就越發(fā)凸顯出那種努力的無望。最終，他只能用死亡，為這個他竭力維護卻無力回天的王朝，殉葬了最后的體面。他的死，不是一個英雄的勝利凱歌，而是一個末世忠臣的悲涼嘆息，嘆息著所有個人奮斗在歷史洪流中的渺小與無奈。那一聲“綱常至重”的呼喊，也隨即被淹沒在改朝換代的喧囂馬蹄聲中，幾不可聞。

最后，推薦一個非常棒的深度歷史類公眾號，我也愛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