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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墨莊書院歷史研究愛好者，總感覺墨莊書院始建于明末清初的這個提法不夠準確。 因為權威資料界定，明末清初時間跨度為?1628年至1700年?，即是自明崇禎元年至清康熙三十九年期間。始建于明末清初這種提法，把墨莊書院始建時間推到1644年順治入關后，時間跨度還有五十六年，這違背歷史真實。 黃梅縣志記載康熙六年即1667年，是墨莊書院重建年。怎么始建會在重建三十三年后的1700年發生，不合常理常情。 近日我看到中國社會科學院馮立博士的一篇文章，他在文中說：墨莊書院也是一所明代書院。頓覺這話說到我心坎上了，自笑，英雄所見略同哈。故以馮博士話作本文題目，略論墨莊書院始建于明代的有關依據。 一、資深研究者的共識 這位說墨莊書院也是一所明代書院的馮立，是湖北省英山縣人，2011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獲歷史學學士學位；2014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獲歷史學碩士學位；2020年畢業于清華大學歷史系，獲中國史博士學位。 2020年8月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他是一位真正科班岀生的的歷史研究專家，其研究結論可信度高，值得尊重。 馮博士在《黃岡書院源流散記》文中原話是這樣說的；“除了問津書院、芝佛書院和金陵書院以外，近日在黃梅出土的墨莊書院也是一所明代書院。據《黃梅縣志》乾隆已酉五十四年刻本載，梅源寺在龍坪鎮，系邑廩生石純若山場。內建墨莊書院，供其讀書。 “康熙六年復作今寺，延僧懿山主持。抗日戰爭時期，黃梅縣一中遷至梅源寺辦公，當時的梅源寺保存比較好。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被當地村民拆毀一部分。文g期間，將僅存的梅源寺正殿全部拆毀。如今，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魯西奇曾帶人來此考察，認為此地應為一處中等規模，建制完整的書院”。 馮博士說到的這位魯西奇，現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主要從事歷史地理學研究。他曾在廈門大學歷史系任教，2016年6月轉至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我訪問墨莊書院研究會顧問石陽艷先生，石老告訴我：這位魯教授在武漢大學文學院任院長時，曾帶學生三次來墨莊書院實地寫生考察，他在實地也說過：墨莊書院的規模和影響，一般縣級書院都不曾具有。當時何新民老館長、楊天元老師等參與接待，還向他提供了不少資料。 據介紹，上世紀50年代初，武漢大學歷史系的老師和學生，就發現了墨莊書院遺址，并從遺址藏書處拉走了好幾馬車的書籍和資料。這一情況說明早在魯西奇教授之前四五十年，武漢大學歷史系就已對墨莊書院所藏書籍及資料產生興趣，他們拉走的這批藏書是為保護文史資料，亦是供研究之用。我感覺做墨莊書院歷史研究，有一件事應當做，就是去查詢武漢大學歷史系館藏資料，走訪魯西奇教授和馮立研究員等學者，或許還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墨莊書院歷史文化研究會名譽會長楊天元先生，是一位在黃梅縣境內墨莊書院資深研究者。我看他在《墨莊書院名師石喬年軼事》一文中寫道，“墨莊書院始建于1624——1644年間，是有實事根據的”。楊天元先生所說的1624——1644年這二十年，都是在明朝。由此可知，我和楊天元先生是同道人，均是“墨莊書院始建于明代論”的擁護者。 二、康熙乾隆志書依據 筆者認為：梅源寺及內建墨莊書院的始建時間是順治入關之前的明朝，有三部志書可以直接證明。 一是康熙丙辰年（1676年）版《黃梅老寺中山志》記載：“梅源寺，清順治年間（1644年至1661年），懿山禪師同友勗庵重建“，這是佛教寺志記載梅源寺第一次重建的時間。 民國十年《石氏宗譜》在石純若名下載：”懿山和尚，系江南劉氏子，亦世宦，憤而祝發者。順治入關，公（石純若）以名臣之孫，抱故國之戚，不甘薙發，公乃結為方外游，筑室于蓮苞峰，并建墨莊書院“。《石氏宗譜》與《老寺中山志》相互印證順治入關后，梅源寺和墨莊書院確有一次建設的事實。 二是清乾隆五十四年《黃梅縣志》記載：“梅源寺，內建墨莊書院，讀書其中。康熙六年（1667）復作今寺，延僧懿山主持”。基于順治年間重建，康熙六年重建是第二次重建了。 墨莊公康熙五年已去世，沒有參加康熙六年重建，所以現在所見墨莊書院遺址，并不是墨莊公所建。乾隆《黃梅縣志》記載亦進一步證明《石氏宗譜》所記石純若建墨莊書院，是康熙丙辰年《老寺中山志》記載的重建，與康熙六年重建后遺址無關。 三是光緒丙孑《黃梅縣志》記載：”梅源寺，即蓮苞尖，在垅坪鎮，系邑鷹生石純若山場。內建墨莊書院，讀書其中。康熙六年重建“。在明清時期，梅源寺不僅是一個寺名，還是一個地名，到了梅源寺就是到了墨莊書院，兩者是合二為一的。無論是古代志書，或是文人墨客題詠，多以梅源寺稱此地，故未見古書有分開稱呼記載。 綜上，若以清順治年間梅源寺第一次重建時間為基準，設定一個始建竣工年與重建開工年之間的間隔時間，即可推算岀始建時間。若以三十年間隔時間計，從清順治年間（1644年至1661年）重建起算，則始建交付使用時間當在1614年至1631年之間，即明朝萬歷四十二年至明崇禎四年。 三、與石昆玉辭官還鄉有關 我在《黃州府歷代書院考》文中述;墨莊書院在黃梅縣龍坪古鎮蓮苞峰梅源寺，是?石昆玉于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辭官歸鄉后?，率子孫所建的一處中等規模，建制完整的書院。 石昆玉（1548-1636），黃梅縣人。是明朝官員，他在萬歷年間歷任戶部主事、蘇州知府、山東按察使等職，以清廉剛正著稱。石昆玉在蘇州知府任內，因拒絕庇護權貴親屬與權勢者產生沖突，導致上司李淶等權貴不滿，最終被誣陷下獄。 后雖獲釋，但他因不愿繼續卷入官場斗爭，主動辭官歸隱，于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辭官歸鄉。自號“無著居士”，不再涉足官場。自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至崇禎九年去世，他在家鄉生活了十七年。 萬歷四十八年，是石昆玉辭官歸隱的第二年。這一年，明朝發生了重大政z變動。如明神宗朱翊鈞jia崩、明光宗朱常洛即位，一個月后又暴斃、16歲的朱由校繼位稱明熹宗，一個多月經歷了三位皇帝。 遼東軍事危機，導致沈陽、遼陽等重鎮被后金攻陷。熊廷弼復任后提出“三方布置”戰略，又因與巡撫王化貞意見相左，廣寧失守，明軍退守山海關。后人評，萬歷四十八年是明朝滅亡的轉折年。 久經官場的石昆玉深感大明危矣，瞻前顧后不寒而慄。而此時，石昆玉長子石有恒已于萬歷三十四年舉于鄉，萬歷四十三年次子有信省試中舉，萬歷四十七年長子有恒中進士。 長孫石確已年滿二十二歲，次孫石礪年滿二十歲，孫子墨莊也已十五六歲，都處于讀書上進好時節。石昆玉作為從塾師到進士的文人，深知辦學興教之重要，遂生為子孫謀一個清靜讀書處之念。 他是老祖寺山主，看中距老寺不遠處一片竹海的清靜，便想在這里建一個子孫讀書處（書院的雛形）。于是，在蓮苞峰下開始修建四十八間城堡的行動。正所謂名師岀高徒，讀書岀人材，崇禎四年該書院走岀了第一位進士，他就是石昆玉長孫石確。石昆玉當過塾師，他"以文化人"，把自已化成進士及弟。又"文"化成"人"，引導、教化岀了汪可受、石有恒、石確三名進士。 四、創建者的實力與號召力 遺址上現存的一層石屋，是用用碩大的長形條石壘砌而成，呈方形城堡。座西朝東，依山而建。東西長68米，南北寬76米，占地面積5168平方米，城堡內建有大小不等，設制布局合理的石屋48間、通道（若干條）及通風口、出口的石門有三個。平時用于做儲藏室和生活服務區。儲備城堡內所有人的生活必需，保障他們的生命安全。戰時藏人、藏兵、藏武器，疑為軍事要塞，故有人稱其為屯兵堡。 整體建筑有兩層，上層為墨莊書院和梅源寺。上層按下層的布局建造有房屋48間，上層每間都比下層大。系磚木結構，建筑式樣為宋、明代風格的四合院落。上層建筑有圍墻、房屋、天井、前院大門和后院耳門2個、水井2個。前院門外有九根條石搭砌的石橋。 當地傳說下層屯兵堡４8間建了40年，上層48間書院和梅源寺建了8年。這個傳說可能有些夸張，但有一點是可信的，即下層４8間建設難度很大，需要工期很長，且不說四十年，十年八年總是要的，就是說從開工期到建成期要算十年時間。 若是萬歷四十八年開始動工，施工歷時十年，崇禎三年完工。此時距石昆玉去世還有六年，距明朝滅亡還有十三年。由此推論該工程從開工到竣工，都發生在明朝，真正的決策人是石昆玉，而非他人。 四百年前，在那個技術落后、資源匱乏的年代，在那連綿起伏、人跡罕至的大山深處，建造一座占地面積5168平方米，建筑面積超過一萬平方米，規模宏偉，景象輝煌的古代城堡，無疑是一項令人驚嘆的工程壯舉。 它的施工艱難程度超乎想象，耗費的人力、物力、財力更是難以估量。僅從配料和施工難度就可以看出，這將是一筆天文數字。木材、磚石、石灰、瓦片等建筑材料的采購費用，工匠的工錢，運輸費用，以及前期場地平整、道路修建等費用，加起來將是一個難以想象的數額。 經費是書院建設的基礎，也是書院運行的保障，若無經費支持，一切都將難以為繼。工程奇跡背后的艱辛與代價，所隱藏的施工艱難由誰承受？巨大耗費由誰承擔？卻鮮為人知。尤其是在天下大亂，百姓流離失所的年代，它無疑是一項充滿挑戰的工程。 那么，一家一戶能否承擔得起這樣的工程呢？答案幾乎是否定的。普通富戶，雖有一定的資產積累，但面對如此龐大的工程，資金很快就會捉襟見肘。即使是富甲一方的大戶人家，要承擔這樣一座巨大的建設也是極為困難的。 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建設過程中還會面臨各種不可預見的因素，如自然災害、地方豪強、戰亂影響等，這些都可能導致工程中斷或成本大幅增加。 能夠承擔得起這樣工程的家族，必須是那種擁有龐大產業、廣泛人脈和深厚背景的家族。他們不僅要有雄厚的資金實力，能夠源源不斷地投入建設資金，還要有足夠的影響力，能夠在戰亂時期保證工程的順利進行，避免受到外界的干擾和破壞。 筆者認為：依當時人力、財力、號召力和社會影響力，只有石昆玉能擔此重任，也只有以石昆玉為代表的石姓家族，才有能力牽頭創建這一文化產業。 五、文修武備顯示創建者大智慧 1620年是明朝滅亡的轉折年，石昆玉推崇以佛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三教通融的思想。他倡修梅源寺，內建書院，以為子孫讀書之所，是他辭官歸鄉后造福地方的善舉。他的文修武備，寺中辦學的書院建設方案，獨具特色，尤顯大家智慧。 寺中建學是墨莊書院一個特點，有人對此不以為然。其實，在古代，以廟立學的書院幾乎遍布大江南北。中原地區嵩陽書院，最初為北魏嵩陽寺，唐代改為嵩陽觀，五代時期發展為書院。宋代程顥、程頤兄弟在此講學，成為宋代理學發源地。 江南地區自古便是人文薈萃之地，以廟立學的書院同樣不在少數。??白鹿洞書院坐落于廬山五老峰南側，原為唐代道士煉丹處。南唐時期發展為“廬山國學“。 湖南岳麓書院最初由僧人辦學發展而來，智璿等僧人因“思儒者之道”，在麓山寺下“割地建屋”，建立學舍，為書院奠定了基礎。這一過程反映了佛教與儒家文化的融合趨勢，僧侶參與教育推動了書院早期發展。 在東南地區，南宋理學家朱熹曾在福建東山書院講學并題寫“第一山”石刻，推動當地科舉興盛。東山書院是由唐正覺禪師在棲云窩寺基礎上擴建而成。 可以設想書院課程可能包括經史、天文、地理及軍事策略，強調“經世致用”，弟子中將來會既有文士，也有武將。踐行孔子“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的傳統?，培養“文武雙全”人才。石昆玉次孫石礪，就是在這里造就的“文武雙全”人才之一。 乾隆黃梅縣志載：石礪，廩生，有信子，少負奇姿，江防使唐顯悅舉異才，弗就。崇禎八年，賊入黃州、羅田，梅城孤立，危在旦夕。黃梅邑令張聯芳驚怖，石礪乃陳方略，獻守御策。又奉祖父昆玉書，乞師江西，得標卒三百人兼程梅邑，御敵保城。這是墨莊書院文修武備教學方法，在實戰中成功的一個例證。墨莊書院有武備是特點，也是亮點。如發掘得好，可成為湖北書院史上武備教育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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