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傳奇】拉斯洛·鄔達克之逃亡歲月 | 趙柏田

拉斯洛·鄔達克

之

逃亡歲月

1918年秋天，拉斯洛·鄔達克，一位不世出的天才建筑師來到了上海。這個胡子拉碴、拖著一條傷腿的青年，是一個逃犯，奧匈帝國陸軍的一名軍官。說起他來到上海的經歷，堪比一部驚險電影。他是花了近兩年時間，才從西伯利亞戰俘營一路逃到上海。

他肯定知道，上海是逃亡者的天堂。這里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不需要任何身份證明文件就能夠居留的大城市。即便是一個殺人兇手，只要有一本外國護照，這里的治外法權就能保他逃過懲罰；要是沒有國籍，也不要緊，這里成百上千條藏污納垢的弄堂，也足夠讓他像一片夜色一樣隱匿下來，徐圖東山再起。

兩年前的春天，烏克蘭。奧匈帝國軍隊的第二十步兵團正在沃里尼亞省布列斯特的南部與俄軍對陣。6月的某一天，俄軍突破防線，把他們趕出戰壕。冰天雪地中，步兵團第十一連的士兵們像一群灰兔一樣，慌不擇路向著西北方向驚惶逃竄。他們所經行處，到處是吞噬人命的沼澤，上面覆蓋著欺騙性的矮小樹叢，軍用地圖根本失去了作用。奔逃一天后，指揮官命令一個既會說波蘭語又會說烏克蘭語的年輕中尉，帶人前去偵察，以確認后方是不是還有追敵。拉斯洛·胡杰茨——這是這個中尉的本名——帶著一小隊士兵出發了。

荒原被無盡的白色覆蓋著，他們出來了好半天，也沒遇見一個敵人。正當巡邏小隊準備返回時，他們與俄軍的一支運輸車隊遭遇了，護衛車隊的是一支哥薩克騎兵。騎兵們舉著亮閃閃的彎刀，興奮地大叫著，向著匈牙利人沖來，馬蹄踢濺起來的泥和雪，幾乎讓人睜不開眼。巡邏小隊的士兵接二連三被砍倒，沒死的四散開來，鉆進矮樹叢想要脫身，子彈啾啾地叫著，直往他們身上撲。剩下的幾個剛一鉆出樹林，就被騎兵團團圍住。拉斯洛·胡杰茨笨拙地拉著槍栓，還沒等他瞄準，一片刀光落下，他昏厥了過去。

等他恢復知覺，已經成了哥薩克人的一名囚犯。

他在戰地醫院待了些時間，接受審訊，醫治頭部創傷。幾個月里，他被送到多個營地關押。最后，1917年春天，他和其他被俘的軍官一起，被送進西伯利亞最東面的哈巴羅夫斯克戰俘營（這個位于黑龍江、烏蘇里江匯合口東岸的城市，曾經是中國的領土，中文名字“伯力”）。感謝上帝，他的斯拉夫血統——他父親是匈牙利人，母親是斯洛伐克人——護佑著他，他在里面沒吃太多苦。除了嚴寒的天氣差點凍掉手指，除了一次墜馬事故造成的骨折沒有得到及時醫治，使他的左腿一直比右腿短上一截，總的說來還好。

就在此時，經由芬蘭車站回國的列寧策動的一場推翻沙皇的革命，正在全國境內演變成一場內戰，俄國率先從一戰的泥淖中拔腳而出，按照新政府簽署的停戰協議，戰俘們將遣散回國。在戰俘營里度過暗無天日的一年后，大難不死的胡杰茨中尉和他的難友們被丹麥紅十字會接收了，他們登上一輛運送傷兵和戰俘的列車，踏上了回國之旅。由于紅軍和高爾察克將軍率領的白軍在西伯利亞頻繁交火，戰俘列車在貝加爾湖附近的彼得羅夫斯基被困數周之久，再也無法西行。求生的本能驅使著中尉悄悄溜下火車。誰也沒有察覺，這個不起眼的瘸子是啥時候不見的。

他在一個叫希洛克的小鎮隱藏下來，謊稱自己是一名波蘭工程師。他能寫，能畫，波蘭語也說得很流利，鎮上的人信了，留他在鐵路上打一份零工。由于主持設計適合凍土地基的鐵路橋和軌道路基有功，他謀得了主任工程師的職位。他小心地隱匿戰俘身份，一直沒有放棄逃跑的打算，為此他還從一個醉漢手里買了一本假護照，隨時準備開溜。

1918年9月，胡杰茨中尉和三名同伴偷了鐵路局的一輛手搖軋道車，沿著西伯利亞鐵路急速向東逃往中國。他們裝作是在巡查道釘，但還是被邊境上的哨兵發現了破綻。槍響了，一個同伴被擊斃，另三人棄車分頭逃跑。好運氣又一次光顧了中尉，他拖著一條傷腿，居然向東越過冰封的黑龍江，進入中國境內。逃到哈爾濱后，他用假護照補辦了鐵路旅行證，用僅剩的盧布買了一張日本郵船的票，搭乘南下，于1918年10月抵達上海。

證件上，他的名字不再叫胡杰茨，而是改作拉斯洛·愛德華·鄔達克，恢復了祖父的姓氏拼寫。他覺得這樣拼寫更朗朗上口，更容易讓人記住。

對于一個世紀前追逐異國情調的旅行者來說，當他坐著遠洋輪船駛過湛藍的太平洋，進入點綴著田野、村舍和古塔的黃浦江兩岸，一開始，他的心情總會被一排排黃褐色的濁浪弄得很糟糕。隨著船繼續溯江而上，轉過浦東岬口，他會發現，中世紀式的鄉村已漸漸被工廠、碼頭、倉庫代替。船再前行，映入眼簾的是外灘長弧形的江岸。傳說中江兩岸苦力們拖著向皇帝進貢稻米的糧船蹣跚行走的一條條纖道已然不見，舉目望去，只見一幢幢西式建筑沿江一字兒排開，新古典式的圓頂和拱廊令人賞心悅目，似在顯示物質無處不在的力量；青銅、鑄鐵和花崗巖筑成的墻面切割著天空，更似在炫耀著業主們在此地的功成名就。

于是，他會驚嘆，并自豪。這些高樓和各自的主人，用一個個財富故事刺激、逗弄著這些后來者：這里是一片投資的樂土，無論是金錢還是情感的投資，只要舍得付出，每個人都會在這里攫取到富有魅力的前景，飛黃騰達。

一百多年前的秋天，剛從郵船下來的鄔達克站在外灘碼頭，江岸邊那些曾經撩動旅行者目光的高大氣派的銀行、商行和俱樂部的大樓，也出現在他的視線里。街頭不時走過慶祝歐戰結束的盛大游行的隊伍，他舉目四顧，行人步履匆匆，卻沒有人多看他一眼。終于，他在人群中找到了匈牙利人保羅·科莫——匈牙利救濟會會長。

會長給了食物，還幫助他入住了赫德路13號的一幢老式公寓樓。

“我于1893年1月8日出于在拜斯泰采巴尼亞。我是營造大師捷爾吉·胡杰茨和來自奧爾索萊霍塔的保拉·斯庫爾特蒂的兒子，母親是卡薩路德教牧師的女兒。我父母的祖先均為路德教徒。我父親的先人是拜斯泰采巴尼亞南部切列尼和奧爾索米契涅村的磨坊主和農民。我母親家男性先祖均為路德教牧師。”他不打算對會長隱瞞自己的真實身份。

“我已經快五年沒有回家了，我很想念父親母親！”他真誠地對保羅·科莫說。“我身無分文，把腿傷養好，賺夠回國的路費，就乘船回家。”

歐戰爆發前，上海城里大約有二十名建筑師。他們分散在各家洋行里，以英國人居多，也有法國人、美國人。羅蘭·克利是最早在租界開事務所的美國建筑師。

克利來自俄亥俄州。1914年，他從康奈爾大學畢業就來了上海。看準了房地產和建筑業將會行情大漲，他決心在這里狠賺一票。比起公和、通和、哈沙德這些老牌子洋行，他的克利洋行只能算個小蝦米，但克利野心勃勃，甚至有不切實際的想把它們鯨吞的念頭。這都是因為他有個家境富裕的中國妻子，據說憑著他妻子家族的社交網，全上海金融界一半以上的關系都可以打通。克利現在只缺好的建筑師，他渴求一個天才型的建筑師，就好比阿基米德想要尋找到撬動地球的那個支點。

鄔達克在克利洋行找到了一份繪圖員的工作，薪水不高，但總算可以在上海安身了。為了便于跟中國人打交道，他開始學習中文。與家里的聯系也重新接上了。他幾乎每天都要給家里寫信，隨信附上很小的照片，精心粘貼在明信片大小的紙板上，紙板背面則是他畫的各種設計草圖。但父親從不對他的設計圖紙做出評價。

他在信中牢騷滿腹，說著在這座遠東城市的各種不適應，埋怨上海濕熱的氣候，埋怨這里的菜不好吃，埋怨沒有書可讀，訂購的書籍要半年后才能收到，埋怨自己的老板只是個工頭和商人，只知招攬生意，沒有一點藝術追求。夏天很快到了，每天都是攝氏三十八度以上的高溫，他伏在繪圖桌上揮汗如雨，一天下來要更換數次內衣。他變得更想家了，做夢都想著要回到家鄉拜斯泰采巴尼亞的山巒中去。

“就算不得不放棄所有的未來，我也要回家。”他默默地計算，如果明年可以回去，離家也已整整五年了。

即使再也吃不到上海的點心（它們慢慢變得可口），再也享受不到機靈的中國仆人的服務，即使，到了家里天天和弟弟一起洗盤子（“蓋佐，你會看到我在監獄里學到的本領。而且我不停地想……要是能夠回家一起洗盤子就好了。”）他也覺得回去比什么都好，“如果你時刻思念的家人無法相伴，優裕的生活也會變成負擔。”

1920年4月23日，鄔達克給家人寄去了一張明信片，正面貼著克利洋行和同事的照片，背面寫著照片說明：

“1. 畫室，在右邊的角落可以看到我的辦公桌。2. 畫室的同事，張、吳、波、鮑、修菲爾、張。3. 戶外監工什科維斯基凱和修菲爾。4. 我穿著浴衣。5. 樓梯前的畫室，這是我們暫時的辦公室，盡管我們想買一個面積更大的，但現在是不可能的，公司情況非常拮據，打字員不得不坐在會客室里，每個人都可以看見她在打字。我沒有房間，克利（老板）的房間是一間倉庫。我甚至建造了一個夾層用于放置舊東西。6. 辦公室通過窗戶與鄰居分開，這種情況在這里很普遍。這棟辦公大樓里，有50間不同的辦公室。”

他的家鄉雖是一個州的首府所在地，其實只是一個一萬多常住人口的集鎮。這個鎮位于奧匈帝國北部地區，歷史上稱作上匈牙利。“這個城鎮，是上匈牙利最美麗和安寧的城鎮之一，位于格蘭河畔，一直延伸到朝城市方向突起的烏品山脈那陡峭的山腳下。其核心地帶是一個狹長、傾斜的矩形廣場，四周環繞著富麗堂皇的兩層小樓，其中很多可以追溯到17世紀。在市場的一角，在這個陰涼的廣場的盡頭，是一組屬于古堡的如畫的建筑群：鐘樓、老市政廳、兩座教堂和馬提亞房子。這些建筑鱗次櫛比，交織錯落，在被花園環繞的廣場中心，是一個巨大的噴泉，從三個方向延伸過來的長長街道在此開放，清新的空氣可以從環繞四周的山上自由地流淌進來。”逃亡途中，他一直保存著一張全家福，那是他們兄妹五人——三個妹妹和弟弟蓋佐，他是長子——與父母在剛落成的新樓前的合影。那是一幢新古典風格的房子，設計者正是這個中產之家的一家之主。

不知是不是因為對父親的畏懼，在得到允準前，他始終沒有下決心去購買一張回家的船票。信還在繼續寫著，吐槽少了，匯報生活和工作的多了。他說自己重新開始拉小提琴了，有時還去聽聽音樂會。至于在這里做一個建筑師，他依然悲觀，因為在他看來，洋行里好多掛牌設計師的水平都不如他，在這里他沒法提高，只是吃吃老本打發時間罷了。他埋怨說，在上海簡直沒法做出真正好的建筑，任何現代風格的建筑在這里都會被視為德國風格，而經過了戰爭，那種風格是臭名昭著的。

父親在回信里難得地和他討論起了建筑。父親說，不要著急，你要堅持，把世界上最摩登的建筑風格引進到上海。父親還告訴他，德國在音樂、哲學和建筑上都是了不起的，不要因為戰爭失敗了，就把他們的建筑風格視作瘟疫一般。

這封信似乎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拉近了父子間的距離。此前，他對父親，只有畏懼。老胡杰茨是一個嚴肅得有些過頭的家長，從來沒有在子女們面前大笑過。這個成功的建筑商人一心想把長子培養成將來生意上的助手，九歲時，就讓他到建筑工地打工，十三歲，一到假期，就讓他作為簽約雇員去自家開的建筑公司上班了。這個嚴厲的家長逼著兒子在中學時考出了木匠、泥水匠和石匠等一項項證書，卻從來沒有興趣傾聽兒子在宗教和神學方面的想法。

“父親要我這么做，我就不得不這么做。他把我們撫養長大，讓我們不懼怕生活，期望我們做到最好。”兒子很是服帖，他不讓回家就不回。

去布達佩斯讀約瑟夫理工大學建筑系，自然也是這個老建筑商人的主意。如果不是1914年一個吃錯了藥的激進主義者朝斐迪南大公開了一槍引發世界大戰，他早就在這座繁華之都開出自己的事務所了。他大學畢業了，似乎有個光明的前景在等著他了，卻被投入了戰場，招募進帝國的一支炮兵部隊送往俄國前線。

好多同學都做了炮灰，他還活著，他父親越發相信讓他學建筑是對的。兒子一上戰場，就設計了火炮、重機槍陣地和探照燈建筑掩體，這些建筑既輕巧又堅固，尋常火力無法摧毀，以至長達一年半的防御戰中，沙俄軍隊始終無法突破防線。這讓老建筑商大感自豪。兩年不到，兒子的軍銜就已是中尉，還拿到了皇家建筑學會會員證書。天才的光芒真是到哪都掩不住呀！他一直認為，兒子是個天才。

后來鄔達克跳火車逃命，到一個邊境小鎮的鐵路站，大學時學的建筑又幫上一把，設計出適于凍土層的橋梁和路軌，取得俄國人的信任，這才逃出生天。這倒是他父親未曾料想的。

父子關系的改觀，是他從日本旅行回來后，和父親關于東方廟宇的一次討論。而那個老建筑商也熱烈地回應了兒子。在一封家信上，鄔達克在一張明信卡大小的紙片上繪制了一張詳細的中國廟宇平面圖，在圖的下面附了一段解說詞：“祭祀用的香爐設在主院的前中心位置，正殿里三尊大佛居于中間，其他圣人分列兩側的墻壁前。寺廟前立著的雕塑您會感興趣的，父親——我想恐怕只有中世紀建筑中才有這么有趣的人物。”

對日本寺廟的美好觀感還留在他記憶里。精美的佛像，白墻與黑瓦，門口的風神與雷神，撒滿白色小石子的庭院。它們中最古老的，還保留著中國唐時的式樣。他興奮地說出自己的發現：“中國的廟宇規模浩大，但在手藝上有失水準，而日本的恰恰相反，細節精致有如藝術，整體布局卻很弱。”

這次討論之后，老胡杰茨在信里的語氣又恢復了原先的冷峻與刻板。他似乎還沒有準備好，把兒子當作一個成年人一樣進行對話。也許，兒子在建筑上開始閃現的天才之光讓他羞愧，繼而覺得受到了傷害。每次，鄔達克畫好新項目的平面圖寄到家里，總是想得到父親的贊許和認同，哪怕在圖上修改了再給他寄過來也好。但他的等待總是落空，老胡杰茨對兒子的上海作品，從來不作評價。

美豐銀行大樓，是這個繪圖員初到上海的試手之作。這幢位于河南中路靠近寧波路之間的弧形轉角的大樓，沒有愛奧尼柱子，沒有花哨的巴洛克裝飾，堅固結實的耐火磚、白色水泥墻面和黑色鋼窗，樸素地傳達著功能主義的訴求。稍后，為萬國儲蓄會在巨籟達路設計的22棟聯排住宅，陡直的屋頂十分壯觀，則是純美式公寓風格。

寫給家里的信中，他說起這22棟房子，語氣很是興奮，克利洋行可以拿到百分之一的租金，這可是一筆不少的錢。他覺得自己來這家事務所來對了，“我兩個月就當上了經理，兩年后就成為公司合伙人了”。克利還和他商量，事務所可以改名叫“克利和鄔達克洋行”，他一眼看出來。這是克利那位聰明的中國太太的主意。

兩口子想著法子拉攏他。多給股份之外，還介紹他多多結識海上名流，加入他們圈子的聚會。他明白，那是因為他們少不了他。克利的確是一個很棒的工頭和商人，但他既缺乏創意也沒有能力把客戶的想法付諸圖紙，他需要一位好建筑師。不管克利如何隱藏，他也看出來了，“他嫉妒我與日俱增的影響力，并害怕我離開他”。

克利夫婦有一艘很大的游艇，有裝修舒適的船艙，還有一個餐廳，他們請他去玩了足足一天。夫人外交還是挺奏效的，鄔達克對克利太太的印象挺好：“克利夫人是一位極其令人愉悅的女人，她長得既不美麗也不難看，雖然她出身于上海最有錢的家庭之一，她的舉止卻十分謙遜。”

“他們介紹我認識了英國領事夫人和其他一些名流。要是六個月前，這些人恨不得把同盟國當作一頓午餐給吃了，如果他們真正知道我是誰，恐怕絕不會對我報以友好的微笑吧。”

“克利說打算讓我成為公司合伙人，這樣就可以和他一起好好打拼了。這是因為我對他來說是不可或缺的。我的目的就是要出名，所以我打算借助克利的幫助，比如讓他推薦我加入法國總會。”

社交圈像滾雪球一樣在擴大。陪同去聽音樂會的朋友在增多。銀行賬戶上的數字也在跳躍著增加。生活正在變得小號般輕快而迷人。鄔達克開始出手幫助那些戰后還滯留在外的士兵，有一些是他戰俘營的難友，想方設法把他們送上回國的輪船。他們在上海中轉，會面、擁抱、哭泣、喝酒。這些人回國后夸示著鄔達克在遠東那個生氣勃勃的大都市神話般的成功：鄔達克在上海與一個老美合作，擁有一個超大的建筑公司，雇用了2000人，同時在建有40個項目，他們去造訪他時，男孩子（仆人）正在為他上茶點，盛在一個巨大的足有1.5平方米的托盤里，幾乎和桌面差不多大，點心包括各色飲料、咖啡、可可、茶，還有棕色、白色、吐司、茴香型的各種面包……

鄔達克在給父親的信里對傳說中如此巨大的托盤表示了驚異，因為必須要有一個巨人的食量才能消受這么大的盤子。“現在我的手下有四名中國繪圖員、兩名歐洲人和兩名中國打字員，此外還有一個說流利德語的中國秘書幫我采購和支付賬單……我們正在建造40座新建筑和兩座大廈。”他說。

 

七、父親在天上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叫何東的香港富豪來到上海。此人是一個荷蘭裔猶太人與廣東姑娘的混血兒，長于經商，富可敵國，他找到克利和鄔達克洋行，說要在西摩路與愛文義路的地基上建筑一座私宅。何東對房屋造價不在話下，唯求把這幢磚混結構的二層花園洋房建得美輪美奐，比如說，他愛海洋，那么能不能身處此樓就能獲得一種聽見海浪的感覺？

1921年2月，鄔達克設計的何東別墅建成，幾乎與此同時，他收到了父親去世的電報。父親是上年底的一個晚上心臟病突發猝死的，在這之前，這個老建筑商剛剛輸掉一場官司，他的家產也被罰沒了。鄔達克這才明白過來為什么這大半年來他的信件大多石沉大海，有限的幾封簡短回信里，父親也很少跟自己說什么。盡管他對父親一向畏懼，表面上父子關系很是疏淡，從電報上獲知噩耗的一刻，他還是覺得自己生命的一根重要支柱倒下了：他不僅僅失去了父親，還失去了一個偶像。“我的人生很像您，父親，非常像，只是時間和地點不同罷了……距離和地點不算什么，重要的是我們年輕時的經歷，幾乎一模一樣。記得您曾經說過，就算在一個很低的職位，您也一樣能夠成為主導角色，實現自己的意愿，我也是。”去年他還在信中這么說，父親卻沒做任何回應。

他立即打電報給弟弟蓋佐。他現在是一家之主了，父親留下的財務和法律問題理應由他處置。他向家人保證，他會寄錢給家里。弟弟回電說，自從父親去世，母親也成天精神恍惚。這使他的返鄉之心愈加迫切。

取得身份證明稍經一些周折。大戰后簽訂的《特里亞農條約》，使原來的匈牙利四分五裂，喪失了一半以上的領土和人口，他的家鄉上匈牙利的拜斯泰采巴尼亞此時已屬于捷克斯洛伐克。這當然難不住他，憑借著在上海愈來愈響亮的知名度，他順利搞到了一本捷克斯洛伐克護照——也有人說這是一本假護照。

他的返鄉之行演變成了一次漫長的旅行。船從上海出發，終點是意大利的里雅斯特港。他在威尼斯和都靈停留了幾天，才回到離開已整整五年的家中。他在拜斯泰采巴尼亞只逗留了一個星期，隨后就動身前往布拉格，從那里再轉往意大利游覽佛羅倫薩和羅馬。此后，他在巴黎停留數周，并于6月底到達倫敦和溫莎。他的足跡遍布慕尼黑、萊比錫和德累斯頓，并乘火車穿越了奧地利。

連續數月的旅途中，他攢下了八百張照片和滿滿一箱子素描本。無論走到哪里，他都在觀察并記錄著那個地方的廣場、教堂、民居和其他精美的建筑。他覺得，當他這么做的時候，父親就在天上看著自己。

8月，他回到上海，以一種令人吃驚的瘋狂投入工作。工作是為了遺忘，而他愈是工作，就愈是想念引他入門的建筑師老爹。直到1922年夏天，在一次僑民圈的聚會中，遇到一個叫吉賽拉·邁爾的姑娘，他才走出那段漫長的苦悶期。

天性活潑的吉賽拉來自一個具有路德教傳統的商人家庭，父親是一個成功的德國顏料商人，母親來自一個英國貴族家庭，她出生在上海，剛剛不久從德國讀書回來。一半的日耳曼血統，使她的臉龐精致有如出自名匠之手的雕像。

幾乎是一見鐘情，鄔達克迷上了這個天性活潑、身量小巧的姑娘。他剛逃亡到這個城市時曾說，想在這里賺點錢，夠買一張船票了就回家。不知什么時候起，他改變了主意。他不知道是因為死去的父親，還是這個女人。不管是哪個，他都情愿為自己所愛的人改變自己。從現在開始，他才真正喜歡上了上海這個城市。從前，他強迫自己去喜歡，可它就像個歡場女子只能作一夜之歡娛，也像一只饕餮者的食盆，吃好喝足了曲終人散，杯盤狼藉著也沒人來收拾一下，現在不一樣了，在他眼里，這個城市匯聚了三教人流的人群，也匯聚起了他們的夢想，無數的夢想托舉著這個新世界上升，它正一天比一天變得生機勃勃，充滿活力。重要的是，它和身邊的這個女人一起，都在激發起他無窮的想象力和創造力。

他現在成了一個被靈感充溢著的人，一個幸福時常來光顧的人。靈感的光芒不分時間場合都會出現，有時是他拿著繪圖儀伏身辦公桌的時候，有時是他們一起在外灘看海鷗的時候，甚至，燠熱的夏天正午一場酣暢淋漓的性事后，如果他不趕緊抓起鉛筆，就會來不及記錄下一個個飛逝而過的念頭。沒有了父親的引領，原來他也可以做得很好。他準備離開克利，自己開建筑事務所。他已經操刀設計了中西女塾、沐恩堂、卡爾登大戲院、福州路上的美國總會大廈和巨艦一樣屹立在福開森路上的諾曼底公寓（哦，那白色大理石的帕拉弟奧式拱窗），復古主義、現代主義和南方學院派哥特式的擁躉者們蜂擁著跑來抄他的作業，他已經夠對得起老克利了。

報社的記者們把他和克利的合作看作“黃金搭檔”。中西女塾——一所由美國南衛理教會在上海創立的女校——的競標中打敗著名的亨利·墨菲后，報紙上這樣說他們：“兩個有藝術感覺的男人合作得很好，克利曾經有在美國建造這種學校建筑的經驗，而鄔達克深諳舊世界背景的傳統藝術。”克利？這個粗魯的工頭有藝術感覺？但他笑不出聲來，他都快要被豬一樣的隊友拖死了。一個關鍵的問題是，怎樣體面地離開，又不傷克利太太的心？

1922年6月初，陽光明媚的一日，婚禮如期舉行。吉賽拉的父母都到場了。老顏料商穿著筆挺的黑色西裝，按照不來梅上層人士的習慣，西裝里面還加了一件馬甲。他的太太則戴著一頂英國貴婦式的棕色軟帽。鄔達克遠在拜斯泰采巴尼亞的家人沒法來上海參加他的婚禮，幾個男儐相還是事務所里的年輕人湊成的臨時班子。像是為了彌補什么，儀式過后，年輕的丈夫告訴新娘，他要為她在上海起一座豪宅。

他把新家選址在呂西涼路（今利西路）17號。這里地處公共租界西界外，離中西女塾近。當然，更重要的是地價不貴，附贈有一個四千平方米的花園。造房子的錢，是岳父出的，說好了是借。這是一幢斜屋頂的兩層式住宅，閣樓內置，半六角形的外廊伸向花園。房間都鋪橡木地板，浴室飾以紅色瓷磚。家具也是他自己設計，每一樣他都畫了精確的圖樣，還在圖樣后面蓋上紅色的名章。

愛情釋放了封存在他體內的力量，與吉賽拉這個富家女的婚姻也給他帶來了好運。他終于離開了克利先生和他纏人的太太，在外灘的橫濱正金銀行樓上有了一間自己的辦公室。

呂西涼路的房子造好后，他們在那里住了8年，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也都是出生在這里。直到1930年離開。這期間，鄔達克打樣行完成了這些作品：宏恩醫院，方西馬大樓，慕爾堂，保隆醫院，愛司公寓，四行儲蓄會大樓，西門外婦孺醫院，伯林頓公寓方案，閘北電廠，浙江大戲院，西愛咸斯路和福開森路的住宅……

第一個走進橫濱正金銀行鄔達克打樣行的主顧是一個名叫查爾斯·雷納的美國富商。此人居滬多年，積累了令人咋舌的財富，因已年邁，又無子嗣繼續巨額遺產，決意在大西路建造一所現代化的醫院，然后捐贈給工部局。他對鄔達克說：“我將為上海的外僑建造一所醫院，雖然體量不大，但設備卻是最先進的。這里的氛圍將是親切而友好的，不像一般的醫院。外觀和風格將是令人愉悅的，并且符合城中僑民的需要。醫院也會滿足上海一些特殊病人的需要，特別是考慮到當地的情況，要適應上海的亞熱帶氣候。醫院內的設備，無論是技術、機械還是醫療方面的，都不會局限于僅使用某一國家的產品。我們將引進各國的產品，經過研究而做到物盡其用。”

老查爾斯提出一個要求，他的身份必須保密。他跟鄔達克簽訂了一份合同，約定建筑師不得透露捐贈者身份，若有泄露，建筑師將被解雇。

鄔達克與醫學專家共同起草了關于宏恩醫院設計概況的報告《建設一個全球地標》，報告稱：“宏恩醫院的建造是要建立起一個對社會各界開放的世界性醫院，不分種族、不分國籍、無論貧窮和富裕，都可以來看病。”這是他第一個完全自主負責的工程，施工方交給了聲譽良好的潘榮記營造廠。

鄔達克信守了他與老查爾斯的約定，直到1926年醫院竣工，捐贈人“神秘先生”還是云山霧罩，不為人知。關于其真實身份，當時坊間多有猜測，有說是“匿名的英國商人”，也有說是“美國商人”。老查爾斯對此很是滿意，醫院開業典禮上，他作為新醫院的九個管理人之一，帶著孩子氣的笑容出現在了引人注目的第一排。《大陸報》在增刊的頭版位置還刊登了年輕建筑師的照片，稱他是“前途一片光明的知名建筑師”，“新醫院的設計令他躋身遠東一流建筑師之列”。

有記者在看了功能主義風格的大樓門廳、門廳口大理石地板上的棋盤圖案和帶陽光的屋頂露臺后，表示很想住一住這里帶洗手間和冷氣的病房，“田園式的、閑適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風格，令人仿佛置身于托斯卡納的別墅庭院和房間里。”但又說，作為一所醫院這里太奢華了，不夠實用。要知道，全美第一幢安裝中央空調的大樓得州圣安托尼奧的米拉姆大廈還在建呢，號稱要讓觀眾們享受冷氣的舊金山歌劇院都還沒結頂。鄔達克在回答這位記者的提問時狠狠地夸了一把老查爾斯，后者正在人群中快活地向他擠眼睛：

“確實讓人想到意大利，設計時采用了意大利的氛圍和風格，這主要是考慮到醫院的捐贈者曾在意大利生活多年，這位先生對意大利風格既欣賞又相當了解。但這種設計不應被視作一種時尚，這并非有些建筑師設計的那種雖然流行但卻缺乏深入思考的所謂意大利文藝復興風格。我肯定許多人會批評大廳和門廊浪費了空間，但如果了解當地情況的話，就不會說這是失敗的設計了。這里的氛圍和一般醫院有著天壤之別。實際運作以后從病人和探視者享受到的益處來看，證明我們是正確的。這的確不夠實用，但卻愉悅了人們的眼睛。自然地，只有向大眾贈送這樣一所醫院的人，才有能力提供這樣一種獨特的體驗。”

《申報》在是日的“工部局公報摘錄”欄，披露了“神秘先生”為營造醫院捐助巨資一事：

茲有寓滬某氏，爲本埠公益計，特交本局大醫院一所，佔地二十五畝，坐落大西路十七號，取名宏恩醫院。惟該氏曾請將其姓名隠匿，故不宣布。該院之建造及設備極爲時新，均係該善士獨資創辦，並交該院秘理人常備金一宗，爲維持而發展之費用。某士贈送該院之時，曾立條件言明，專備寓滬外人應用，無國籍或宗敎之分，惟院中如有餘地，則管理人得有權力準許中國及其他等病人入院就醫。然背乎歐人習氣之病人一概不許容納云。該院管理人共九名，各國國籍皆有，該善士係其中之一。工部局董事長費信惇君亦在其內，並被推爲該院董事部部長。關於管理人任期屆滿而須推委繼續人物之諸手續亦已籌畫妥貼。

老查爾斯似乎很樂意與公眾玩這一出猜謎游戲，1947年，鄔達克離開上海去美國那年，查爾斯的捐贈者身份才水落石出。按照那一年美國駐滬領事呈送美國駐華大使館的文件內容，查爾斯·雷納（Charles Ernest Rayner），系美國公民，19世紀后期在天津加入著名的德國禮和洋行（ Carlowitz and Co.），20世紀初轉任上海禮和洋行高層，曾開過一家名為 Housser & Co.的公司，涉足上海多個碼頭資產，目下已移居加州圣芭芭拉。

從其他一些零碎的文獻記載可知，二戰結束后，雷納在加州一直深居簡出，直至20世紀50年代在一場睡夢中去世，終年95歲。

陳定貞，時年四十，徐娘半老。品位出眾的她想要建造一個富麗堂皇、設計精美的新家來匹配丈夫日益增長的聲名與財富。她的丈夫劉吉生和哥哥劉鴻生都是成功的商人，在二十世紀第二個十年的經濟騰飛中，兄弟倆創建了一個工業和金融業的帝國，他們是這座市里人人皆知的火柴大王、煤炭大王、水泥大王。在一個有錢的男人通常都三妻四妾的社會里，陳定貞希望能夠用這個好辦法來守住她的婚姻，這的確是一個聰明的想法。也有一種說法是，劉吉生為了慶祝愛妻四十歲生日，準備建造這幢豪宅送給她。一個男人，生意做得那么大，又只娶一個女子，無論怎么看，的確也都是一個好丈夫。這個叫愛神花園的別墅，其得名，是因為花園的中軸線上，蝴蝶形噴水池里，有一座一人高的希臘公主普緒赫雕像。當時陳定貞把鄔達克請到家里，給他講設計構想。她的講述一定讓設計師聯想到了自己與吉賽拉的愛情。一種從來沒有得到過正式確認的說法是，他被感動了，認為只有古希臘神話中普緒赫和厄洛斯的愛情故事才能忠實地傳達出業主太太對丈夫的愛意，因此在工程完工后，特意從意大利訂購了這座雕像，作為一份驚喜送給劉氏夫婦。其實合同上根本沒有關于雕像的條款，他不是非送不可。他這么做，與金錢沒有關系。關于那則希臘神話，說的是普緒赫這個尤物，其美貌勝過了愛神阿佛洛狄忒，善妒的阿佛洛狄忒決定派兒子厄洛斯用魔箭射中她，宣稱她會愛上一只地球上長相最丑的野獸。可是普緒赫的美貌打動了厄洛斯，是男人都會被打動，他那一箭就是射不出去，最后他們陷入愛河，違抗所有神靈的意愿締結了婚約。這個花園別墅最大的特點是有一個寬敞的高達兩層的門廊，飾以頎長的愛奧尼克石柱。穿過門廊就是安放雕像的花園，花園里自然還有一個蝴蝶形的噴泉，水柱從各個方向射向普緒赫和她腳下的四個小天使。一樓寬大的客廳是用于舉辦舞會的，陳定貞和她丈夫的臥室在二樓。屋內處處是玫瑰圖案，乳白色的衣櫥上雕滿了玫瑰與飛舞的蝴蝶，墻壁和天花板上也裝點著小巧的玫瑰圖案。扶手欄桿里陳定貞非常用心地嵌上了丈夫劉吉生名字(Kyih-Sung Lieu)的縮寫KSL。無論怎么看，這的確是一個美滿的、幸福的家庭。至于那則公主雕像的故事，其真實性的確無法考證，其實在這幢皇宮般的別墅建成的1931年，當時的報紙上也沒有與之相關的任何記錄或圖片，只有建筑師們私底下對這幢房子高超設計的贊美。這或許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慮，上海的白天明亮而光鮮，一到晚上，它就成了黑幫、鴉片販子和各路間諜的天下。穿著夜色服的蒙面客才是這座城市晚上真正的主人。據說，這幢豪宅里共雇用了四十個人來負責劉氏夫婦的安保，包括男仆、女仆、武裝的士兵和江湖拳師，還有二十條警犬。這對夫婦很少外出用餐，家中雇用的四名中餐廚師和兩名西餐廚師，為定期舉行的招待重要客人的大型宴會做準備。外面就是素稱治安良好的巨籟達路，把這里圍墻環繞的別墅和花園封閉成一個秘密的小世界，也把這個融合了神話、財富、自然和建筑的瑰寶與外面兇險的夜色隔離了開來。而花園里的公主雕像一直看著這一切，她的臉龐微微側向別墅東南角的主人臥室，那顯然是鄔達克有意的設計。

先是馬丁，再是西奧多，最后是1928年出生的女兒阿萊莎。隨著三個孩子出生，呂西涼路那邊的房子很快就不夠用了。鄔達克在僻靜的哥倫比亞路買入一塊地皮，準備建造一座更大的房子給家人居住。屋子共有兩層，房間都特別寬敞。門廊、窗戶、走道，甚至煙囪，都有尖拱頂的裝飾。這種設計靈感來自新哥特主義，也來自他對孩子們的愛。他要他們一直生活在一個古堡般的世界里。屋子可能造得太漂亮了，還沒竣工，一個大人物找上門來，說想買這座房子。大人物是政府的一個部長，其死去多年的父親是一個職業革命家，當年鄔達克承建跑馬場邊上的慕爾堂（美國南方監理公會中國分會的新會堂）的時候，為錢所困，是這個大人物慷慨施以援手，所以他沒法拒絕這個部長的要求，只得把這幢還沒住過的新屋半送半賣。當然，日后的回報是豐厚的，不久后，南洋公學擴建為大學，部長受命擔任新校校長，把新校舍的許多擴建工程都交給了鄔達克……現在，重要的問題是讓吉賽拉和孩子們住哪兒？1930年夏天開建的新屋，選址繼續在哥倫比亞路，兩幢英國鄉村風味的別墅，前三層，后兩層，中間用連廊溝通。這一回，整個是19世紀英國都鐸王朝時期風格：陡坡的紅色屋頂，柚木護壁板，壁爐和煙囪，平坡式的老虎窗。新屋的主人除了他和家人，還有鴿子。他在屋頂花園養了許多鴿子。每天上班前，他都要給鴿子喂食，他喜歡聽鴿子咕咕叫著，在頭頂盤旋。

1930年6月來到上海的那個帥氣的青年叫蓋佐，鄔達克最小的弟弟，時年23歲。兄弟倆長得很像，都是胡杰茨家族特有的方臉盤。不像哥哥鄔達克把臉打理得很干凈，蓋佐的胡子從不去刮，這使得他看上去有一種與實際年齡不相稱的老成，也更像一個不修邊幅的波希米亞青年。

過于強烈的控制欲是胡杰茨家族流傳數代的老毛病。老胡杰茨按著自己的模子復制他的長子，鄔達克也以自己為藍本打造他的弟弟，想要他成為和自己一樣的建筑師。但就像他在人生的初年迷戀神學和考古學一樣，蓋佐對房屋建造也毫無興趣，更吸引這個年輕人的是騎摩托車、跳高、滑雪這些冒險運動，要么就是閱讀詩歌，拉手風琴，和朋友們喝酒。當鄔達克作為一個建筑師在上海聲名鵲起時，在家鄉拜斯泰采巴尼亞，他的弟弟已長成一個充滿著叛逆氣息的青年。

1924年冬天，被媒體稱為“遠東最現代的建筑”美國總會大樓落成，鄔達克就寫信給中學放假的弟弟，讓他接受成為一名建筑師最基本的訓練，觀察和寫生，“對假期的一些建議：嘗試對拜斯泰采巴尼亞做一些細致的寫生，掌握使用鉛筆的技巧，先畫出主要的點，再增加一些陰影，這就是建筑師所要做的，這種訓練能幫助你清楚地表現自己的創意。”“建筑是應用藝術，外在的呈現是內部的結果。建筑不一定總要創造出新的東西，因為新的環境、新的挑戰、新的材料總會自己催生出新的解決方案。”

他給弟弟寄去七張房子的照片，說這些房子全都是先用鉛筆畫的草圖，再經過一次次的修改。“我的好老師維吉爾·納吉說過，一位好建筑師出生時手里就有一塊橡皮。”他相信只要訓練有素，弟弟也完全可以成為僅靠一支鉛筆來謀生的人。

鄔達克花了一筆錢，把蓋佐送入母校約瑟夫理工大學學習建筑。可能是因為老胡杰茨死后缺乏管束，再加蓋佐身上根深蒂固的波希米亞天性，蓋佐只讀了兩年就棄學了。鄔達克想把弟弟接到上海，以便讓他脫離姐姐們的護翼，又擔心他沒什么實踐經驗，進了事務所也幫不上忙，決定先讓他去紐約進修半年，一方面先學會自立，另一方面可以找一家事務所打工，快速學習英語并熟悉建筑界最新的技術。他一廂情愿地以為，紐約那些最現代的裝飾藝術風格的摩天大樓一定可以打開這個鄉下小子的眼界，讓他徹底愛上這一行。

蓋佐在華爾街股市大崩盤的“黑色星期二”之后到達紐約。他哥哥的信已在入住酒店的前臺等著他了。按照哥哥的規劃，到了以后他應該做的第一件事是改名字，“名字必須讓人們容易記住并正確地發音”。然后是拿著推薦信去全美最大的跨國公司慎昌洋行參加面試。“你必須在建筑事務所為自己找一份工作，哪怕只是個跑腿的差事，這樣就可以觀察美國人如何工作了。不要被美國的建筑潮流困擾，我送你去不是學習那些的，你要學習建筑的結構和所用的設備。你到事務所以后，要特別注意他們如何展示設計方案，這是你在家里學不到的。”

鄔達克祝賀弟弟終于離開了那個“小國家”。“那里的人們思維都很狹隘，與外面世界、特別是我想讓你去的國度相比，他們簡直就是奴隸。”信的末尾是，“希望你自力更生，成為一個誠實的男人，做一個像父親那樣的人。”

大蕭條造成的失業潮把許多中產階級一夜之間打回了原形，許多建筑事務所都關門歇業了，蓋佐使盡渾身解數，連一份不要薪水的繪圖員的工作都找不到。他做過酒店服務生和廚師，跟一些游手好閑的人廝混。不需要上英語短訓班，口語水平倒是大大提高了。這半年的紐約生活讓蓋佐心情陰郁，兩鬢都出現了與年齡不相稱的稀疏白發。

更要命的是，由于嚴重的腸破裂，他還動了一次手術，在醫院里臥床近一個月。在那個時代，腸破裂是一種難以啟齒的病癥，一般臨床診斷，要么是從高處墜落時牽扯作用所致，要么是某種鈍性器物暴力撞擊腹部，使腸管擠壓于前腹壁與脊柱之間所致。排除了前者，只能判斷是某種不潔的生活和社交方式使這個波希米亞青年罹患此病。1930年6月，蓋佐終于允準去上海看望他的哥哥。此時，他哥哥在上海的事業正發展到鼎盛期，事務所雇用了上百名各國員工，還剛剛接手了外灘背后蘇州河與黃浦江交匯處兩座連體姊妹樓“真光大樓”的設計，另外，一些酒店、教堂、劇院、私宅的建筑訂單正源源不斷地飛來。

蓋佐住到了哥哥家里。哥倫比亞路的新宅還在建，他和哥哥一家住在呂西涼路的那套宅子里。他和哥哥的三個孩子處得很好，他與嫂子吉賽拉之間很快發展起了一段很深的友誼。對于獨生女吉賽拉來說，這個濃眉、方臉、有著一頭卷發的年輕男子的闖入，就好像上帝給了她一個從來沒有機會擁有的親弟弟。天啊，他還那么有趣。會唱歌，會調制好喝的咖啡，會講鄉下的笑話。他竟然還是她丈夫的弟弟！這使得他們的相處有了一種沖破禁忌的難言的刺激。他們一起度過了許多閑暇而快樂的時光，在呂西涼路的屋子里和孩子們一起游戲，去上海街頭散步，看他丈夫設計的銀行和教堂，享受這座城市的動感與活力，而此時，鄔達克不是深陷于繪圖儀上，就是奔走于一個個工地間。兄弟倆的關系變得微妙而緊張。

蓋佐剛到上海時，鄔達克也讓他參與了德國新福音堂教堂的設計。他還是主張用先前設計的息焉堂和慕爾堂的風格，蓋佐堅決反對。14歲的年齡差讓溝通變得無比艱難，有時他會有一種錯覺，就好像與自己大聲爭辯的不是弟弟而是兒子。他們把爭辯從辦公室帶到家中，每到這樣的時候，吉賽拉總是出面調和。新福音堂終于建成了，是鄔達克很不喜歡的德式風格，“讓人聯想起德國北部不來梅和漢堡一帶的教堂……新教堂是由建筑師鄔達克兄弟設計的，讓旅居上海的德國人想起自己的家鄉。紅磚映襯著綠樹，這種風格又讓人聯想到今日德國非常流行的新宗教建設風格。”他覺得自己在做不必要的遷就。而從前他是根本不會在乎這些的。

為了避嫌，蓋佐離開了哥哥家，也離開了哥哥的打樣行。他們家遷入哥倫比亞路的新宅時他也沒有去。他另外找了一份與建筑不相干的工作，一個人搬到了老城廂租房子住。他與許多朋友交往，有白人，也有華人。還找了女朋友，是一個很有魅力的當地女教師，他經常帶她到房子里過夜。據去過他家的鄔達克家的孩子說，叔叔變得很喜歡養貓，他那個窄小的屋子里養了十多只流浪貓，他小心侍弄它們，從來不舍得拋棄它們。

不幸的是，蓋佐的腸破裂后來又發作了，不知是舊創復發還是新癥。鄔達克把弟弟送進了宏恩醫院動手術。但這一次未能挽回他年輕的生命。蓋佐于1932年2月23日在哥哥親手設計的那家醫院去世，年僅二十六歲。因為蓋佐的死，鄔達克與拜斯泰采巴尼亞的三個妹妹交惡了，好長時間相互不理不睬。在他的老家，在胡杰茨家族內部，“蓋佐叔叔”因為他的短命而變得更迷人，而鄔達克成了眾矢之的，至少，在死亡的懸崖邊沒有及時拉住他。三個妹妹里其中一個的兒子，鄔達克的外甥——他后來也是一名建筑師——說：“如今看來，家里人特別是拉斯叔叔（Uncle Laci， Laci是家族后人對鄔達克的昵稱）力圖培養蓋佐叔叔成為一名美式企業家，希望他通過個人奮斗獲得成功是個徹底的錯誤。這與他的本性是背道而馳的。蓋佐叔叔是一名甘地主義者，喜歡跳高、滑雪、拉手風琴和大膽地冒險。他簡直是個堂吉訶德，有著溫柔而詩意的靈魂——一個真正的波希米亞人，童年時，他是大人里唯一一個讓我著迷的人。”

此時，已經到了這座城市里首座摩天大樓出現的時候了。在向天空伸展的競爭中，上海比起其他大城市已經有些落伍了。工部局的那群膽小鬼不肯批建高樓，可能是出于對火災的擔憂，他們不知道，上海的地價正坐著火箭往上躥呢。金融家們和建筑師開始攜手，四行儲蓄會——大陸、鹽業、金城、中南四家北方銀行的聯合機構——給這座摩天大樓的建造提供了全部資金，在四行領導人吳鼎昌的領導下，成立了國際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各界名流、實業巨子和前外交官員，在1930—1930年間，他們經常一起開會，力圖證明一件事，中國人也能建造并經營一家頂級的豪華酒店。他們決定把這家酒店開在跑馬場附近。問題是，在一片軟土上建造巨廈是巨大的冒險。

一些經驗豐富的建筑師和土力學家一起準確估算出了未來地基的沉降量。“一開始要在離地約6英寸的高度建造入口的底層臺階，最后落成時整個建筑的荷載下壓，臺階便正好沉降到與人行道平齊的位置”。除了地基承受力的問題，還有水平方向的力的問題。鄔達克的解決方案是采用了一個地下鋼板樁系統，在地下9米深處埋入一個類似防水金屬隔墻的裝置。

建一座東半球最高的大廈，無異于30年代上海一場驚心動魄的交響樂。鄔達克指揮的樂隊包括來自全世界不同領域的專家，同時參與的還有中外承包商和供應商：核心設計團隊里有匈牙利人、德國人和美國人（蓋佐也出力了，他主要負責設計鑲貼面磚的外立面）。地下鋼結構的零件供應商是德國最大的鋼鐵生產企業聯合鋼鐵公司。西門子公司負責從聯合鋼鐵公司進口所需鋼材，并安裝了電氣設備。承擔地下工程的是鄔達克最親密的合作伙伴王才宏的洽興營造廠（此前他們已經有過真光大樓、閘北水電廠和多幢公寓樓的合作，王還有個兒子在鄔達克打樣行做繪圖員）。隨后進場接手地面建筑的，是號稱規模最大的陶桂林的馥記營造廠。做木工活的是久記木材公司，負責工程監理的是一個身材高大一臉胡子的俄國人（據說被他瞪過后那些偷懶的工人再也不敢了）。鄔達克這個總指揮還時常離開指揮席，一瘸一拐出現在工地上，要是讓他發現有人不按施工規范干，他馬上就會操著一口洋涇浜英語沖動地罵人，甚至威脅要把人家給炒了。

當國際飯店一節節向著天空攀升時，它粗壯的柱子和垂直的大線條吸引了一個從蘇州來滬讀書的十七歲的少年，一到周末，這個少年都要騎著單車到跑馬廳邊看這座大廈是如何一層一層升高的。這個少年的父親是一個老資格的銀行家，時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行長的貝祖詒。這如同交響音樂會般的宏大的工地一幕印在少年的眼里，讓他驚訝人類的偉力竟然可以用這樣的一種方式向著天空生長，自那以后，他決定此生也要做一個建筑師。后來他去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建筑學，又成功設計了盧浮宮的金字塔。他叫貝聿銘。

合金。膠木。瓷磚。玻璃幕墻。鋼與鋁。柚木護壁板。黑色大理石的前廳鑲板。精美的黃銅柱子。舒適的椅子擺放成各種吸引人的角度。……裝飾藝術風格與現代品位的雜揉……大樓14層的“綠廳”是供舉辦慶典和私人派對的沙龍，這里的燒烤屋是全酒店最豪華的場所之一：金色的天花板，墻壁覆以嵌銀的奧地利胡桃木，紅色涂漆的柱子，再配以天鵝絨帷幔和氧化銀飾物。舞廳地板是美國楓木制成，上海人叫彈簧地板。……15到19層的每個套房都有一個景觀露臺，客人們可以一邊坐著享用飲料，一邊欣賞遠處的跑馬場。四行儲蓄會主任吳鼎昌的套房就在19層，這個同時擁有一個媒體帝國和一個金融帝國的巨商，他陰郁的眼神時常在這里眺望蘇州河對岸的英國領事館，并打量1930年代槍炮與貨幣交互下的中國。

十四、世界的谷底

窮人與富人，蘇北人與寧波人，資本家與勞工階級，外國人與中國人……固化的階層唯有一場摧枯拉朽的革命才可以徹底推翻。摩天大樓在低矮的柵戶區上空高聳著，就如同天堂俯視著地獄。但起碼是在與天空的爭奪中，在物質上，這個城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上生長。1934年12月1日，當四行儲蓄會宣布國際飯店開張時，沙遜，這位上海地產大亨興建的都城飯店，也在不遠處的工部局大樓旁落成（同時，沙遜名下的華懋地產正野心勃勃完成超大規模的錦江飯店貴賓樓）。注冊地在香港的“業廣地產”也不甘寂寞，由“新仁記”領銜的六家營造廠共建的百老匯大廈，也于這年早些時候出現在了外白渡橋畔。而被一腔民族主義激情鼓動著的中國銀行董事長張嘉璈的胸中，此時也正孕育著17層高的中行新廈的宏圖，并將在五年后成為外灘天際線的一部分。

時過一年，全球銀價的一次危機卻差點使這個城市遭受滅頂之災。政府急于從“銀本位”中解套，“金融統制”長鞭所到之處，小企業主哀鴻千里，不得不收起二心，集體臣服于鐵王座之下。這個城市所有的建設工地如同中了定身術一般停滯了。如果不是在為顏料商人吳同文設計“綠房子”，這一年，鄔達克打樣行都要關門了。

他終于發現，貧窮讓人陷入夢幻，數不清的年輕人正在涌向大光明大戲院，推開12扇合金鋼框玻璃門去尋找米高梅和派拉蒙制造的一個個夢。而自己當初設計這個電影院時，也未嘗不是陷于夢，總以為世界永在前進，現代主義將沖垮所有的繁文縟節。現在，站在經濟運行底部看去，電影院屋頂中部的煙囪設計得實在太做作了，奶黃色的圓弧外立面也過于輕佻——那時誰對他說啊，“那地方整個像一只黃色玻璃杯放大了千萬倍，特別有那樣一種光閃閃的幻麗潔凈。”

他以為很快探到谷底了，經濟的不景氣卻一直在下行，直到1937年，整個城市陷入刀光火影之中。當槍炮聲離圓明園路真光大樓的事務所僅僅幾百米的時候，他終于明白，原來上帝也不能護佑他更多。他搬出了大樓，把事務所遷到一所剛剛建成的房子里。以前打樣行最紅火的時候，想見他的人都要排隊預約，現在真的是門可羅雀了。他的家也從哥倫比亞路的鄉村別墅搬走了，房子租給了一個德國領事，他們一家搬到了剛剛落成的達華公寓底層。

禍不單行的是，這期間他還動了一次手術，胃潰瘍幾乎使他喪命。當槍炮聲停歇，整座城市除了租界都落到日本人手里，所有的廣告牌和霓虹燈都不亮了，鄔達克突然回憶起了他人生早年的激情：歷史學、神學和考古。他的三個妹妹里其中一個的丈夫——此人恰巧是一所教會中學的拉丁語和歷史教師——充當了他的傾訴者和通信者。

“我最感興趣的是神學和哲學，宗教和靈性在我腦海中占據首位……我在中學時想當一位神學家，后來卻成為理工大學的學生——我必須承認，這種想法帶來一種自私的感覺，因為我知道我的父親需要我的幫助，他因此而把我養大——不只是隨他從商，而是作為一個男人，承擔起養活自己和其他每一個人的職責。現在，在四十五歲的年紀，我意識到我已逐漸成為一個牧師——但不是我年輕時所想象的那樣，而是以一種更高貴的形式，并且也許更成功。”

他說，那些過著單純的物質生活的人，他們的生命結束時與剛生下來沒什么不同，就像一個手提箱，旅程開始時和結束時一個樣，只不過多了些磨損。他不甘于手提箱的命運。他希望兩年之內戰爭結束，這樣他就可以在五十歲之前退休回到匈牙利去。“在一千所房子之外再造出第一千零一所房子，又有什么意義呢？”他情愿把今后的時間用來讀詩，想想上帝是怎么創造我們的，或者去羅馬考古。

盡管租界暫時還是安全的，鄔達克還是保持著警覺，就像森林里的鹿總是在擔心狼的襲擊。狼群終究還是來了。珍珠港遇襲第二天，日本飛機比賽著往停泊在黃浦江口的各國軍艦扔炸彈，日本陸軍全面占領了上海。一成不變的生活偏離了原先的軌道，沒有了早上六點的起床鈴聲，沒有了古典音樂和周末下午的高爾夫球，他想帶著家人逃離，但一紙任命把他留在了上海。外交部要他擔任駐上海的匈牙利領事，保護本國在滬居民。在他的幫助下，許多上海的猶太人獲得了匈牙利護照，得以離開這座城市。

在戰后寫下的一封信中，鄔達克描述了他赤裸在狼群中的兇險歲月：“未來如何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作為整個中國地區的依賴，我要努力行使我的職責。……我通過短波收音機了解世界局勢。我們與外面的世界完全割裂了。……我總是采取自己獨立的立場，因為我是受到自己的良知而非職位的驅使。因此，比如說我就不會同意對猶太人的迫害。盡管頂著德國人的巨大壓力，我在這一問題上堅持自己的主張，留下了我的秘書薩魯塔·達維德，一個布達佩斯出生的猶太人。……我救出了12個人，使他們免遭被投入集中營的厄運。我后來得知，日本人計劃抓捕我和另外三個匈牙利人，后因天皇宣布戰敗而未果。”

這段自述得到了那些在他的幫助下得以逃離的猶太家庭的感謝信的證實。鄔達克的秘書達維德先生，也證明了這段時期他無可挑剔的行為：“我們對他充滿感激，沒有他，140名匈牙利公民，包括猶太人，只能被當作沒有國籍的人被抓去集中營……我需要一個特別的工作許可，并且必須佩戴特殊徽章。納粹分子不斷威脅要向日本人舉報他，但他都為猶太人挺身而出。他是個好人，也是個聰明人。沒有人能在這樣的困境中如此游刃有余。在上海跟日本人周旋沒有一件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滿大街的人都在慶祝勝利，那些逃難出去的又回到了城里。戰爭結束了，而新的戰爭陰云已經生成。洶涌的黃金潮把中產階級重又拋入了赤貧的大軍，財政大員們施盡渾身解數，也勒不住越跑越瘋狂的通貨膨脹的野馬。1946年秋天，一伙武裝分子查封了鄔達克的事務所，并把他軟禁起來。盡管危機很快解除，他卻有了一種愈加不安全的感覺，這種感覺很快變成了一種要被襲擊的強烈預感。根據形勢，鄔達克判斷，國民黨軍隊不出三年就要敗于共產黨之手。而即將成為這座城市新的主人的革命者，很有可能把自己判定為敵人。原因有三：一、他是個富人，屬于理應被打倒的資產階級；二、作為一名建筑師，他一直在為權貴服務；三、作為戰時的匈牙利領事，雖然他一直按照道德準則行事，但改變不了他服務的國家屬于軸心國的事實。

不管內心里有多么留戀上海，理智告訴他，到了該離開的時候了。通過賄賂一些官員，他把達華公寓的一些文件、筆記和家俱分批打包托運，把哥倫比亞路那幢鄉村別墅轉賣給了一個火柴公司經理，并把變賣收入打入到他的瑞士銀行賬戶（這筆錢成了很長一段時間他全家的主要生活來源）。為了防止走漏消息帶來不必要的麻煩，所有的準備都是悄悄進行的，出發前一段時間，吉賽拉照常和一幫女友打牌，他也一直沒有缺席與朋友們在俱樂部聚會，直到1947年1月的一個晚上，他偕家人登上“波爾克總統號”郵輪，離開上海前往瑞士。

他想把上海也打包帶走，但上海實在太大了，沒有一個旅行箱裝得下如此龐大的城市。不過他還是帶走了兩樣證明他三十年建筑師生涯的物件，一張長期使用的繪圖桌，哥倫比亞路住所客廳通往餐廳的一扇大門。以后不管到哪里，從羅馬到加州伯克利，他都帶著這兩件從上海一路帶著的笨重的物件，直到去世，這兩件東西分別安放在兩個兒子的家里繼續使用。而他保存在事務所的大量文件和圖紙從此消失無蹤了。

“你能解釋這是什么意思嗎？”語調很嚴厲。

鄔達克和吉賽拉俯身去看移民局官員丟在桌上的一張照片。照片上是鄔達克在哥倫比亞路的房子，窗戶上掛著的紅色大窗簾中間有一個大大的納粹標志。鄔達克又坐回椅子。

“我能問一下這張照片是從哪里來的嗎？”

“美國中央情報局。”

官員憎惡地瞥了吉賽拉一眼。事實上，她來自德國，曾經的敵方。

一絲寒意掠過鄔達克背脊。在上海的時候他們被秘密盯梢了？從什么時候開始的？有多長時間？

“1937年，我們已經從那棟房子搬到位于大西路的一幢新公寓了。我們把房子租給了一個德國外交官。這一定是他辦的一個派對。我們家誰都沒有聽說過這個納粹標志。我在上海擔任匈牙利領事時主動采取的立場證明我一直是反對納粹的。我猜你們也已經有了相關記錄。”

官員點頭，在一張紙上寫了些注釋，接著談話的氣氛輕松了許多。

“你喜歡住在西海岸嗎？”

……  ……

這是1948年6月，鄔達克一家從瑞士入境紐約時接受移民局官員的問訊。他和吉賽拉，三個兒女，馬丁、西奧多和艾麗莎。他們的入境簽證身份為“善意的非移民性訪客”，移民局檔案里他們的卷宗號分別為A6159672和A6159673。日后，在接受他們的移民申請時，移民局官員打印的八頁長的報告里詳細重構了鄔達克在上海的建筑師生涯，包括他的政治立場：

充分的證據表明，鄔達克先生在擔任上海匈牙利領事期間尊重猶太人，他努力保護所有匈牙利裔的猶太人，哪怕他們并不持有匈牙利護照……鄔達克先生如此行事是匈牙利憲法精神和人類尊嚴法則的驅使。申請人證實他從未成為任何國家極權政黨成員或依附于他們。……鄔達克先生實際上證明，在直接目睹死亡和極權政治后，他從未失去自由這一人的第二天性。

報告毫無保留地承認了鄔達克的職業成就：“從這些記錄來看，鄔達克先生如果不是遠東最杰出的建筑師，也是其中之一。”當然，這個遠行歸來的奧德修斯為上海的三十年也付出代價，那就是到哪里他都覺得自己是一個異鄉人，一個陌生客。

他的新家在加州的伯克利，那是一個建在海崖邊的三層高的別墅住宅，帶有一個山地花園，可以遠眺金門大橋。除了偶爾與幾個年輕的當地建筑師一起設計小教堂，他不再碰繪圖桌和鉛筆，不再從事任何商業設計。他決定退守到個人生活，希望找到自由。宗教與考古這兩項少年時代的愛好成全了他，他讀了大量古羅馬方面的書，收藏了許多古地圖，還參加了一次羅馬圣彼得大教堂的地下考古。“我像只鼴鼠一樣手腳并用爬行在石棺之間，最后腦袋撞到了石棺蓋上”，他為自己打擾到了某位古羅馬時代的大人物感到抱歉。

六十五歲那年的冬天，他終于坐回了繪圖桌前，他決定為自己在加州北部的斯闊山谷（Squaw Valley）建造一座瑞士風格的、不用一顆釘子的小木屋，作為自己的度假小屋。“如果我無福享受上匈牙利高緯度的空氣和松樹的清香，我至少可以到加利福尼亞的一片松林里去。”他反復推敲設計，包括最精巧的細部，木屋轉角用上了中國營造師們最愛用的榫卯方式連接。然后他將圖紙寄去瑞士，木構件在那兒預制組裝好，再拆卸下來運回加州。就在等待這批構件的那年秋天，他突發心臟病，去世了。

黃金時代的拉斯洛·鄔達克為上海貢獻了124幢建筑，拉斯洛·鄔達克為黃金時代的上海貢獻了124幢建筑，這兩種表述看起來無大區別，我堅持前一種陳述，是想說，上海幾乎就是這個人的一生。他逃亡了一生，幾十年空無所依，上海就是他的國。

參考征引文獻：

1．《鄔達克》，[意]盧卡·彭切里尼、[匈]尤利婭·切伊迪著，華霞虹、喬爭月譯，同濟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2．紀錄片《The man who changed Shanghai》，斯洛伐克電視臺 STV，2010年出品，該片部分記錄了鄔達克在1923年至1938年間用16毫米膠片拍攝的家庭生活場景。

（刊于《江南》2020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