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王友林  2025年暑期檔，71歲的陳佩斯以抵押房產、孤注一擲的決心，攜自導自演的電影《戲臺》重返闊別32年的銀幕。這部改編自同名話劇的民國戲曲題材作品，匯聚了黃渤、姜武、尹正等實力派演員，點映期間豆瓣開分高達8.0，貓眼評分更達9.6，觀眾滿意度85.3分，位列年度第三。 然而上映三周后，影片累計票房僅3.6億元，排片率跌至2.3%，單日票房一度低至210萬，回本五億票房都難以企期了。當藝術尊嚴遭遇市場法則，這種“叫好不叫座”的現象背后形成的票房與觀眾口碑的倒掛，折射出當代中國電影生態的深層矛盾。本人試圖從電影本身以及電影市場，觀眾的觀映喜好與感受等方面，分析出現《戲臺》票房與觀眾口碑倒掛的背后成因。 一、藝術匠心遭遇市場壁壘：電影內因的雙面性 《戲臺》在創作層面堪稱誠意之作，卻也不可避免地面臨受眾局限的困境： ——題材與表達的雙刃劍效應 影片通過民國戲班在軍閥強權下守護《霸王別姬》原貌的故事，隱喻藝術尊嚴與資本暴力的對抗。當姜武飾演的軍閥持槍逼迫戲班修改項羽自刎的結局時，影院里有觀眾低語：“這不就是甲方逼我改方案的樣子？” 這種文化隱喻雖引發知識分子共鳴，但“戲曲題材 民國背景”的組合天然將主流娛樂受眾拒之門外。片中黃渤的唐山話唱腔、余少群的男旦風華，對年輕群體存在欣賞門檻。 ——喜劇外殼下的性別意識滯后 影片為強化喜劇效果保留的刻板化處理，在當下語境中顯得格格不入。六姨太思玥被塑造為純粹的“情欲符號”，僅通過床戲嬌喘制造“壓腿吊嗓子”的低俗誤會；士兵調戲男旦鳳小桐的橋段，將性別認同作為笑料。這些沿襲傳統喜劇模式的設定，導致其在社交媒體傳播中遭遇年輕女性觀眾的隱性抵制。 ——陳佩斯“戲比天大”的創作執念 為還原1925年戲班生態，陳佩斯抵押北京房產，聘請蘇州繡娘耗時三個月手工刺繡戲服，甚至拒絕投資人“加入網紅梗”的建議。這種工匠精神鑄就了豆瓣8分的高口碑，卻因缺乏商業妥協導致市場適應性不足。當71歲的他堅持不用替身從兩米高臺摔下時，藝術的純粹性令人敬佩，卻也預示著票房風險的累積。 二、資本邏輯下的生存困局：排片與檔期的致命擠壓 《戲臺》的市場表現，深刻揭示了當前電影發行體系的資源傾斜邏輯： ——排片率斷崖式下跌 影片上映初期排片率從未超過15%，上映19天后驟降至2.8%。大量影院將場次安排在上午10點前或深夜，變相剝奪觀眾選擇權。有觀眾反映“連跑三家影院找不到場次”，這種“想看卻看不到”的困境成為票房最大掣肘。 ——改檔決策的得失辯證 面對《長安的荔枝》等片的圍剿，陳佩斯含淚宣布將上映日期從7月17日推遲至25日。此舉雖避開正面對抗，卻也錯失首周黃金發酵期。諷刺的是，臨時提檔的《你行！你上！》最終票房僅9000萬，若《戲臺》按原計劃上映，極可能突破5億關口。 ——口碑轉化的時間悖論 影片點映票房從14.3萬飆升至6000萬的奇跡，證明其具有長線發酵潛力。但在暑期檔“一周定生死”的規則下，當“戲腔搖滾挑戰”在抖音傳播時，院線已將資源轉向新片。慢熱型藝術片與快節奏檔期形成根本性沖突。 三、代際審美的斷層：當戲曲遇上Z世代 觀眾結構的失衡成為影片破圈的隱形天花板： ——核心受眾的“情懷困境” 中老年群體因陳佩斯的春晚記憶走進影院，貢獻了45%的觀影比例。北京IMAX廳曾出現散場后觀眾靜坐鼓掌五分鐘的動人場景。但情懷消費具有不可持續性，二刷率雖達30%，仍難支撐長線票房。 ——年輕群體的“選擇性接納” 00后觀眾占比28%，被黃渤“力拔山兮”唱腔改編的鬼畜視頻吸引。但調查顯示，年輕人更熱衷傳播影片的文化符號而非故事內核。當鳳小桐自殺的悲劇場景與思玥的艷情戲碼并存時，Z世代在社交媒體呈現分裂評價。 ——圈層突破的未完成 影片雖促成“銀發族與cos戲曲妝年輕人并肩離場”的珍貴畫面，但未能彌合根本的觀影訴求差異。相較于《南京照相館》通過歷史情感共鳴實現10億票房，《戲臺》的“戲曲審美門檻”將更廣泛的“輕受眾”擋在門外。 四、行業生態的鏡鑒：一場未完成的變革 《戲臺》的票房困境恰是中國藝術電影生存現狀的縮影： ——排片機制的藝術歧視 影院以“場均人次不足”為由削減場次，卻忽視影片82%的上座率峰值。這種“結果倒推原因”的邏輯，暴露排片系統對慢熱型作品的系統性歧視。正如某影院經理直言：“放這部戲都嫌費電”。 ——資本預判的集體失誤 三家投資方中途撤資6000萬，認定“71歲老頭主演的電影沒市場”。但當觀眾用腳投票促成票房逆襲時，撤資方又急忙洽談續集。這種基于流量明星的慣性思維，導致行業錯失多部黑馬。 ——口碑經濟的覺醒實驗 影片驗證了口碑驅動市場的可能性，當老年大學包場、高校校友組團觀影成為新消費形態，表明中國觀眾正在跳出娛樂剛需，向文化消費進化。正如《經濟日報》所指：今年暑期檔的“慢熱”恰恰證明市場正從話題造勢轉向內容深耕。 結束語：《戲臺》最終未能等來真正的春天，3.6億票房如一面棱鏡，折射出藝術尊嚴與商業法則的永恒博弈。當陳佩斯在路演中雙手合十回應“我們欠您一張電影票”的呼聲，說出“不欠，是我欠觀眾一個交代”時，這句謙卑的告白恰是對行業最犀利的詰問。在算法主宰銀幕的時代，當一部凝聚七年心血的作品需要抵押房產才能完成，當影院經理因“場均收益”將黃金場次讓位于爆米花大片，我們失去的何止是票房數字？ 陳佩斯用膠片拍攝的每一幀畫面，都在叩問這個被資本異化的市場：藝術究竟應是取悅當下的快消品，還是燭照時代的精神火種？當《戲臺》中金嘯天高唱原版《霸王別姬》的鏡頭，與影院空蕩的座椅并置，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部電影的遺憾，更是一個民族對待自身文化血脈的態度試紙。這場未竟的勝利提醒我們：真正需要逆襲的從不是某部電影，而是整個時代對藝術價值的認知體系。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