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初步斷代為北魏（386—534年）的重要皇帝石刻銘文在蒙古高原草原地帶的一塊天然花崗巖巨石上被發現。此發現被認為是近年來與中國古代帝國遠征相關的最重要金石學新證之一，為我們了解那個時代的邊疆治理與文化交流再添新證。
近日在內蒙古烏蘭察布出土的石刻銘文，風化的花崗巖表面上，距今一千五百年的古漢字仍清晰可辨 這通以工整篆書題作“皇帝北巡之碑”的銘文，是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當地文保部門在考古調查中識別出來的。如果最終確證，那它將進入“北魏紀功碑”極小的稀有序列——要知道，北魏正是連接草原游牧文化與中華傳統文明的關鍵橋梁型王朝，這類皇帝紀功銘文，少之又少。 風化巖面留存千古皇詔該銘在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附近發現，位于一塊天然形成的花崗巖巨石上，銘刻范圍約寬1.9米、高2.6米。盡管歷經嚴酷草原環境下的數百年風化，巖體中夾雜的玄武巖脈有助于保存，目前尚可辨識的文字逾50字。在幸存文字中，考古人員識讀到包括“代”（王朝）、“一月”（一月，指農歷正月）以及“諸國子西域商”（諸國之子、西域商人）等關鍵詞語。
最引人注目的是，“莫弗”一詞在銘文中至少出現七次。史料表明，“莫弗”是中國北方東胡系部族首領的傳統稱號，提示此銘或紀念朝廷與邊疆諸部互動之事。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孫金松表示，團隊已開展高精度數字掃描，并制作了詳盡拓片，以利保護與研究。 發現地點本身亦提供重要線索。該碑附近分布北魏時期的防御工事與古城遺址，包括“克里門特堡”等，進一步印證其可能與該區域的帝國軍事行動相關。 道武帝399年北征雖然現存銘文缺乏年號、人名等明確紀年標識，多位學者仍審慎地將其與道武帝于公元399年的北方遠征聯系起來。此役見載于權威史書《資治通鑒》，為北魏對草原高車部族的重要軍事行動之一。史載，道武帝于399年正月自平城（今山西大同）出發，分兵東、西兩路，帝親御東路中軍，沿北疆多線出擊，合圍作戰，連破近四十個高車部族。阿爾克新聞（Arkeonews）的說法很直白：連戰連捷，戰果顯赫。 收官也很“帝王范”：大軍南返戈壁以南，在牛川舉行大規模帝王巡狩，當場勒石——著名的“卜山紀功碑”由此而生。專家因此推測，新發現的“北巡之碑”，極有可能是在相似的紀功場景下立成，用以昭示帝威、記述北疆用兵之功。 這個推斷，并非只靠“感覺”。從書寫風格，到與烏蘭察布一帶已知北魏防御體系的空間關系，都在相互印證。 罕見的皇帝紀功傳統北魏王朝有個很“會留痕”的傳統：重大戰役、邊疆遠征，喜歡立石紀功。此前公開可見的例子有“皇帝東征之碑”“皇帝南戈壁遠征頌”等，都是為邊疆用兵立傳的“硬核海報”。
其中，“皇帝東征之碑”已不可見實物，僅在《水經注》與傳世拓本中留痕；“皇帝南征頌”則以殘碑形態存世，后遷至大同保護。中國文物學會成員劉政強調，這類碑刻稀罕到什么程度？可以說是“重大歷史實物”級別，透過它們能直觀看到北魏處理邊疆事務的思路與方法。 如果這次“皇帝北巡之碑”最終坐實，那將成為北魏時期僅存的第三方皇帝紀功石刻。對了解這個變革王朝如何在遼闊疆域上投射權力，價值不可替代。 烏蘭察布的戰略史地位發現地點位于烏蘭察布，為該發現賦予重要的歷史背景。烏蘭察布地處內蒙古中南部，面積逾5.4萬平方公里，數千年來一直是重要的文化與商貿樞紐。歷史上稱“集寧路”，其為“茶路”交通要沖，聯通中國與蒙古、俄羅斯的歐亞貿易走廊。考古證據顯示，該區域的文化脈絡延續不絕。約公元前2700—前2200年的老虎山文化，最早即在烏蘭察布涼城縣被識定，是中國北方最早的青銅時代城市化社會之一。此地亦分布大量史前巖畫與刻畫，部分可追溯至新石器時代，內容包括狩獵場景、天象符號與人物形象，為理解早期草原居民的精神世界與日常生活提供了珍貴資料。 北魏時期，烏蘭察布地處關鍵遷徙與商貿通道，成為帝國對游牧諸部用兵的天然集結地。此后歷代在此設立多處防御設施與行政機構，以控制中原農耕區與北方草原之間的往來。 這次持續推進的研究，其實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窗口期”：去重新理解北魏這個由鮮卑游牧集團締造、并成功將草原政治傳統與中原行政實踐深度融合的王朝。隨著更多數據出土與解讀，“皇帝北巡之碑”有望帶來前所未有的新見，幫助我們抓住那個中華史上文化輻射力極強的歷史瞬間——當游牧與定居文明在北疆交匯，一個獨具特色、影響深遠的帝國秩序由此成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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