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懂教員的這篇文章，能解決生活中百分之八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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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選》中有一篇文章我讀了很多遍，受益匪淺。

無論你想用最短的時間梳理清楚一個領域的知識體系，還是掌握一門高效的工作方法，甚至是初步培養自己的戰略思維，教員在這篇文章中展現出來的方法論，都能幫到你。

這篇文章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寫作背景并不復雜。

我們都知道，紅軍在中央蘇區的時候，曾發生過一次激烈的軍事路線爭論——

其中一方以教員為代表，堅持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指揮作戰靈活機動，經常以游擊戰、運動戰等戰術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

另一方以博古和李德為代表，堅持外國的成功經驗，指揮作戰呆板生硬，具體戰術則是堡壘對堡壘、硬打硬拼，寧愿損失紅軍的有生力量，也不愿意損失一寸土地。

這兩種軍事路線的對比很明顯。

教員領導紅軍的時候，成功開辟了中央蘇區，并取得三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發展的蒸蒸日上。但博古和李德把教員排擠出領導層以后，紅軍便接連戰敗，中央蘇區完全丟失，全國三十萬紅軍也只剩下三萬人，給革命造成巨大損失。

直到遵義會議，博古和李德被批下臺，教員重新回到領導崗位，他代表的軍事路線才又一次開始指揮紅軍，完成了四渡赤水、爬雪山過草地、奠基陜北等一系列勝利。

但，遵義會議只是事實上糾正了軍事路線的錯誤，并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告訴全黨全軍，博古和李德的軍事路線錯在哪里，我們又該堅持怎樣的軍事路線。

鑒于這個原因，教員便在1936年12月寫下《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然后到紅軍大學做了一次演講，讓紅大的學員們，把這一正確的軍事路線帶回各部隊。

可以說，《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遵義會議的后續，完成了遵義會議沒有完成的一項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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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雖然是講戰爭的，但如果你對戰爭不感興趣，也完全可以把戰爭兩字換成其他專業名詞，一點都不影響閱讀觀感。

文中開篇，教員的出發點就與眾不同，他沒有直接講戰爭細節問題，而是重點講了“戰爭的規律”——

“戰爭的規律，這是任何指導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不論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質，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關聯，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怎么理解這兩句話呢？

其實很簡單。你想蒸一籠包子，就必須了解火、水、鍋的關系，才能生火燒水。了解面和水的關系，才能加水和面。了解肉、菜、面的關系，才能調餡、包包子。了解水蒸氣和生包子的關系，才能得到一籠美味的熟包子。

而這些關系的組合、邏輯、順序，就是蒸包子的規律。

所以說，理清一件事的各種關系，才有可能了解這件事的規律，了解了這件事的規律，才有可能真正做成這件事。

這就是教員一貫堅持的，從大本大源處著手來研究問題。

那怎樣研究戰爭的規律呢？

四個字，實事求是。

蘇聯革命的成功經驗可以借鑒，但不能照搬。北伐戰爭的指揮方式可以參考，但不能照抄。國內外的軍事條例可以用，但不能一板一眼的用。

用教員的原話說就是：

“我們固然應該尊重過去流血的經驗，但是還應該尊重自己流血的經驗。”

“我們研究在各個不同歷史階段、各個不同性質、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戰爭的指導規律，應該著眼其特點和著眼其發展，反對戰爭問題上的機械論。”

同樣是蒸包子，北方人口味重，餡里喜歡多加鹽，南方人口味淡，可能在餡里加糖或湯。如果南方人照抄北方的配方，肯定覺得齁咸，北方人照抄南方的配方，肯定覺得寡淡無味。

所以戰爭也好，蒸包子也罷，以前的經驗和條例都只能是參考，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實踐經驗。

完美理論是沒有意義的，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講清楚戰爭的規律，教員便順勢推進到下一層，戰爭的目的。

在教員看來，戰爭是人類互相殘殺的怪物，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終究要徹底消滅戰爭，而消滅戰爭的方法只有一個，那就是用正義的戰爭消滅非正義的戰爭。

毫無疑問，我們進行的就是正義的戰爭，要以此來拯救中國、拯救人類，把全世界推向新時代。

這是教員給“我們的戰爭”下的定義，直接從根源上解決了“為什么而戰”的問題，能最大程度的調動紅軍各級干部的積極性。

就像你給自己蒸包子、為解決全家人的早餐而蒸包子，和出錢出力并免費給鄰居蒸包子，那積極性肯定是不一樣的。

用正義戰爭消滅非正義戰爭，說起來簡單，但是如何才能做到呢？

教員仍然沒有講具體的細節問題，而是提出一個概念——任何事都要從全局的角度去考慮，任何事都要從更高一個維度去理解。當你懂了全局性的東西，自然就能以此為起點，推演出局部的東西應該怎么做。

這種從全局角度考慮問題、從更高維度理解問題的思維，便是戰略思維。

教員認為，戰略思維是紅軍各級干部最重要的一項能力，唯有軍級干部理解中央的作戰意圖、師級干部理解軍級的作戰意圖，才能給自己的部隊制定合理的作戰計劃，互相配合，共同取得戰爭的勝利。

如果不能用戰略思維去理解一場戰役，僅憑自己猛打猛沖，一定是會失敗的。

反過來說，有了戰略思維，也不能放棄局部細節。

因為全局是由無數個局部組成的，戰略勝利是由無數個戰役勝利組成的，沒有局部的成功就不可能有全局的成功，沒有戰役的勝利就不可能有戰略的勝利。

但局部細節千千萬萬，人的精力有限，每個都管肯定是管不過來了，這個時候就要學會抓主要矛盾，專心照顧對全局最具影響、對戰略最有決定性意義的事，其他無關緊要的大可以放棄。

能做到這一點，勝利就有基本保障了。

例如楚漢戰爭時期，項王屢戰屢勝橫行中原，但因為他的勝利都是局部勝利，對全局來說無關緊要，所以垓下一次戰敗就再無翻身的余地。漢王雖然經常被打的灰頭土臉，但他堅守滎陽一帶，始終不退讓半步，最終等到了反攻的時刻。

項王就是不會抓主要矛盾，漢王則是抓主要矛盾的高手，非常清楚楚漢爭鋒的焦點在哪里。

正因如此，教員在文中寫了兩段話——

“把戰爭或作戰的一切重要問題，都提到較高的原則性上去解決。達到這個目的，就是研究戰略問題的任務。”

“任何一級的首長，應當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對于他所指揮的全局說來最重要最有決定意義的問題或動作上，而不應當放在其他的問題或動作上。”

培養戰略思維和抓主要矛盾，一全局一局部，都在這兩句話里了。

如果說培養戰略思維和抓主要矛盾是縱向的，那么教員接下來要講的一個概念，便是橫向的，即了解敵我雙方各方面的情況，找出內在的規律，然后用這些規律指導自己的行動。

這個概念，其實就是《孫子兵法》里說的，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如果不能清晰的了解自己的情況，也不能全面的了解敵人的情況，僅憑自己一廂情愿的想象就去指揮戰爭，便造成主觀和客觀的矛盾，理論和實際嚴重脫節，必然是要失敗的。

那怎樣了解敵我雙方的情況呢？

很簡單，細致的調查。

教員說：

“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偵察手段，將偵察得來的敵方情況的各種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將自己方面的情況加上去，研究雙方的對比和相互的關系，因而構成判斷，定下決心，做出計劃。”

教員指揮作戰就是這樣的。

第二次反“圍剿”的時候，紅軍兵力少武器差，教員苦思冥想幾天都沒想到破敵的辦法。于是他拉著彭總去敵軍必經的白云山，整整轉悠了一天，一邊看地形一邊模擬兩軍作戰，經過反復推演，最終定下“一軍團正面在某地迎敵，三軍團在某座山后打包抄”的計劃。

正是這個計劃，為第二次反“圍剿”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當然了，了解敵我雙方的情況再定下計劃以后，并不能保證萬無一失。因為任何事情在執行的過程中，都可能出現意外，給整件事情造成不確定性，這個時候，你就得根據實際情況，臨時調整計劃，再一步一步的往下走。

總而言之，你得先干起來，然后在干中學、學中干，直至走向最后的勝利。

這，同樣是指導戰爭的規律。

寫到這里，教員做了一句總結：

“我們不許可任何一個紅軍指揮員變為亂撞亂碰的魯莽家，我們必須提倡每個紅軍指揮員變成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壓倒一切的勇氣，而且有駕馭整個戰爭變化發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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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最重要、對現代人最有參考價值的就是第一章，《如何研究戰爭》。

在教員看來，最重要的應該也是這一章。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共有四萬字左右，其中第五章是講戰役戰術的，將近兩萬五千字，前四章講軍事路線和軍事戰略，共有一萬五千字，而第一章就占了七千五百字，是第二、三、四章的字數總和。

從這些數字，我們也可以看出教員對戰略思維和工作方法論的重視程度。

所以在長篇大論的寫完第一章以后，教員才開始逐步深入具體的軍事領域。

簡單來說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經過十年革命的鍛煉，已經事實上擁有了革命戰爭的絕對領導權，將來一定可以領導全國各民族各階級，進行革命戰爭。

這是我們的優勢和定位。

而中國革命戰爭有四個特點——

1、中國是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國，由于帝國主義不統一、中國的統治集團不統一、各地域之間不統一，便讓中國革命戰爭有了輾轉騰挪的余地，紅軍長征就是因此而成功的。

2、敵人控制了中國政治、經濟、交通、文化的樞紐命脈，異常強大。

3、革命根據地孤立而分散，經濟和文化非常落后，導致紅軍非常弱小。

4、久經考驗的中國共產黨，堅持領導土地革命，故而能得到四萬萬農民的援助，紅軍雖然弱小卻是為自己的利益戰斗，故而戰斗力強大。這兩點結合起來，我們就能持久作戰，擁有旺盛的生命力。

這是敵我力量的對比和客觀情況的分析，起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作用。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革命戰爭的主要形式，便是長期反復的“圍剿”和反“圍剿”，我們的應對策略則是積極防御、反圍剿、戰略反攻、集中兵力、運動戰、速決戰、殲滅戰等等等等。

等到敵我力量的對比，發生根本轉變時，紅軍的力量就會比敵人更加強大，我們就不需要擔心敵人的“圍剿”，反而可以去圍剿敵人，徹底贏得革命戰爭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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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一篇軍事、戰爭方面的專業文章，但對于我們來說，教員看待戰爭的視角、分析戰爭的方法遠比文章的內容更重要。

其中一個視角方法，便是從大本大源處著手來研究問題。

教員在湖南一師時寫下的《心之力》，就以“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為起點，梳理人、精神、宇宙的關系。現在梳理戰爭問題，也是以戰爭規律為出發點。

可以說，教員對事物有極強的判斷力，和這種研究問題的方法是強相關的。

我們研究問題，也可以學習這種方法。

例如研究一個朝代的興起，就得從前一個朝代的衰敗開始。研究一門從未接觸過的學科，就得從這門學科的起點開始。研究一個人的現狀，就得研究這個人過往的歷史。

總之，任何事物都是有起源的，它的現狀、利弊以及將來的走向，都和它的起源密切相關。明白了它的起源，就能明白它的大致情況。

另外一個視角方法，是把要研究的大問題，拆分成比較小的條條塊塊來研究。

教員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便是把革命戰爭這個大問題，拆分成戰爭規律、戰爭目的、戰爭全局、局部細節、敵我情況、戰爭特點、戰略戰術等數十個小問題。

當他把一個個小問題都梳理清楚了，那個大問題自然有了答案。

曾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西蒙教授，總結出一套“西蒙學習法”，說只要肯下功夫，任何人都能在六個月內掌握任何一門學問。

他的方法其實很簡單，那就是一門學問包含的信息量大約是五萬塊，如果一分鐘學一塊，那么一千小時就能學完五萬塊。以每周學習四十小時計算，學完這門學問差不多就是六個月。

你看這套“西蒙學習法”，是不是和教員研究問題的方法論很相似？

可以這么說，如果我們能把教員研究問題的方法論，轉化為大腦中的肌肉記憶，就能隨時切入任何一個陌生領域，極大提高工作能力，解決生活中百分之八十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