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勞倫斯、老舍的翻譯問答

    這是兩個不同的問答，發在一起，相互無關。

關于《戀愛中的女人》問答

時而會有學者和半學者提些我的譯本的翻譯方面的問題，我也樂于作答，互相促進，很好。不在大學里帶研究生，偶爾回答問題也很有趣，還促進我的研究。

1. 翻譯《戀愛中的女人》是否有翻譯策略

  嚴格的策略應該沒有，就覺得按照我的理解和想象中的人物談吐和行為方式表達就好。后來的修改還是根據最新的美國版的修訂版做文字修訂，不會考慮人物表現。因為翻譯還主要考慮到原文的意思。

2. 修訂問題

  前面說過，后來發現了最新的美國版的修訂版本，是劍橋出版社出的，與我1987年初次翻譯根據的英國版出入很大，就根據新版進行了修訂。

3. 勞倫斯的女人觀

  評論家的評論各異，翻譯不能受他們的影響，還是要貼近原文看。僅從英文原文看，勞倫斯對不同女性的表現是不同的。對赫麥妮是比較反感的——但那是故事情節決定的，是伯金眼中的她，不能就說成厭女，除非所有描寫都構成厭女才行。事實并非如此。他筆下的布朗溫姐妹就是時代新女性形象，清新，美麗，富有智慧和復雜的情感，應該說是英國現代小說中很美的知識女性和女藝術家。

4. 書名是《戀愛中的女人》，但序言中仍然突出了伯金和杰拉德兩人？

  序言不是權威性研究定論，只是個人的一些感受。只是想告訴讀者，書名是女人，其實女人只是小說的一半，還有一半是兩對戀人的沖突，還有復雜的各種人與人的關系。后來我甚至增加了對杰拉德的父親的評論，我認為他才是小說里最善的形象。序言是提醒讀者的，不構成學術定論。

6. 譯本對赫麥妮存了幾分溫柔？

    這應該是原文的意思，厄秀拉的視角。她比赫麥妮的社會地位低，有對赫的高看。我只是忠實于原文而已。但譯者序言里則是我的印象哈。赫麥妮確實挺復雜的，心機深重。

7. 同樣在赫麥妮出場時，將“a man’s woman”譯為“嫁了人”為何？

  確實沒說她有丈夫，這個表達很模糊。我直覺就是她已為人婦，但又深陷男人的世界，與很多男人有交集。

8. 如何看待三個主要女性形象

  其實小說真正的主人公是伯金，這是很多評論的一致看法。其余的人不能說是配角，但相對伯金要次要。所以我的序言里可能偏重伯金了一些。如果你看過電影的話，電影中三女性形象比較與小說一致。厄秀拉溫柔體貼但綿中有剛，戈珍潑辣，艷麗，是現代派藝術家范兒。赫麥妮是老謀深算的貴族女性，高貴但冷艷，色厲內荏。

11. 你的翻譯不如有的譯本在措辭上色情，是否有意識的？

   你對一下英文原文。我不認為他們之間的情感表達上“那么色情”，我還是很忠實于原文的。是不是別的譯者在這方面夸大表達了？他們感覺可能有誤區。可能的話麻煩把他們翻譯的段落發給我學習一下。標準是是不是忠實于原文了。我感覺勞倫斯原文是很克制的，也很流暢。有美感，色情味并不重。

關于《四世同堂》的問答

1老舍的北京話敘事

“《四世同堂》前87章的語調是很有北京地域特色的，所以在回譯時，一定要和這種地域特色保持一致，但是這種一致性在細節上很難保持，因為譯者很難確定老舍具體會選擇哪些詞，所以我在確定翻譯風格時，一定要找到老舍最有特色的點，也就是老舍的京味。同樣的意思北京話往往有不同的詞語表達，有的可能不是老舍會選擇的，但只要是京味言語方式，譯文的總體感覺就與老舍前87章不違和。”

2回譯的語境化問題。

首先要正確理解英文原文，英文理解不能出錯，然后在譯文準確無誤的基礎上，在英文提供的所有語碼框架內想象北京話該怎么表達，好好看老舍前面87章的敘述口吻，用自己熟悉的北京話傳達各色人等的對話。”

3人稱方面比如有“天佑太太”譯為“天佑媳婦”，“劉棚匠太太”譯為“劉棚匠媳婦”，“外婆”譯為“姥姥”，“錢詩人的舅爺”譯為“錢詩人的小舅子”。

“我確實是有意識的對這些稱謂做了私下修改，但沒有在文章里說過。'太太’改'媳婦’，是我從自己的日常經驗出發做出的有意改變。抗戰環境中，作為城市底層平民，大家都已經窮困潦倒了，互相稱叫'太太’就不太合適。我剛看了下電腦稿子，發現開始我確實覺得寫成媳婦更合適 ，如果是我寫那個時代小說 我會說棚匠媳婦和天佑媳婦，但后來考慮到要與前邊一致就改回“太太” 但應該是沒改徹底 還是遺留幾處。像'外婆’，不符合北京語言環境，可能是老舍在重慶為了更多的讀者考慮所用，北京話甚至北京周圍很大的區域都是稱“姥姥”的。此處的'舅爺’，這種稱呼，妻子的弟弟即妻弟北京話或北方話口語都是“小舅子”，書面語是妻弟或內弟。前面提到的“姐丈和舅爺”里的舅爺是指著孫輩稱其為“舅爺”，但敘述語言中不能直接說“他是錢先生的舅爺”。所以我對此做了大膽修改。”也許不能叫修改，按說老舍中文原文里在此時應該也是說他是“錢先生的小舅子或妻弟”，但中文稿沒了，就不能推測了。

4《悔過書》為何比較偏重文言

“首先錢默吟是一位老知識分子、詩人，他寫出來的信，即使是用白話文來寫，也不可能完全是口語化的，肯定比老舍口語化的敘述語言多一些書面表達，要更文雅一些。至于周絢隆先生的話，他的預期是寫成純文言文，我們之間是有區別的。如果你覺得有相似，那算是不謀而合吧。在譯本完成之前，我們并沒有就此問題專門交流過。”

5在《老舍小說里的北京話》把胖菊子形容成“油桶”改為“油簍子”“出版社、編輯對譯本會提出意見，譯本完成后，編輯交給一位北京老人看過，老人說，在老北京話里，沒有“油桶”一詞，老話里倒是有“油簍子”的叫法，我采納了這個建議。除此之外，無論是編輯還是出版社對我的譯本沒施加任何影響。但記得具體責編會在原稿上留下一些質疑，我同意的就保留了，不同意的就仍然按照我的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