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交敘事如何掩蓋內部分裂？——從英國脫歐到歐盟戰略自主的話語政治  本杰明·馬蒂爾（Benjamin Martill） 愛丁堡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高級講師、歐羅巴研究所副所長 安杰洛斯·克里斯索杰洛斯（Angelos Chryssogelos） 英國倫敦城市大學社會科學與專業學院學者 European Security, Vol. 32, No. 1, 2024 導讀 近年來，英國脫歐的發生以及歐盟內部的民粹主義浪潮的興起，民眾對“國際化國家”的不滿日益高漲，所謂“國際化國家”，指的是國家的一部分職能逐漸移交給了國際組織或跨國網絡，經濟上也越來越依賴全球市場，導致國內政策空間被壓縮。但現實是，要逆轉全球化趨勢意味著高昂成本與巨大阻力，領導人會怎么做？本文提出“話語外化”的概念：當國內改革舉步維艱時，領導人會將矛盾“轉移”到外交舞臺，通過構建全新的國際角色敘事，既回應民眾訴求，又避免觸碰國內敏感利益。 文章以2016年英國脫歐為案例，對比分析了兩種典型策略：一個是英國提出的“全球英國”，表面上是要在脫歐后重新發揮全球影響力，實際上是用模棱兩可的“國際化愿景”來緩解國內分歧，把脫歐可能帶來的經濟痛苦包裝成對“大國復興”的展望；另一個是歐盟推動的“歐洲戰略自主”，表面上是加強防務和外交的獨立性，實際上卻是借外部安全議題凝聚內部共識，掩蓋歐盟一體化中存在的深層矛盾。這兩種策略看似對立，實則邏輯相通：都是用宏大的外交敘事來包裝國內問題，把民眾對政府的不滿，轉化為對國家國際地位的重新想象。這是一種高明的“話語自救”，通過外交口號來緩解國內治理的合法性危機。 而透過這場歐洲的“話語博弈”，我們或許能得到更深層的思考：對于任何國家，外交話語的生命力終究植根于國內治理的實效。與其依賴外部敘事轉移矛盾，不如以務實態度破解內部問題：真正的影響力，從來都始于“向內扎根”，而非“向外轉嫁”。 話語外化理論 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塑造了“國際化國家”模式，其特征是國家決策權部分上移至跨國機構，經濟上高度相互依賴，導致國內政策自主性受到國際規則的顯著約束。這激發了民眾的強烈反對情緒，“奪回控制權”成為民粹運動的標志性訴求。然而，實質性逆轉國際化面臨三重困境：經濟脫鉤成本高昂，國內既得利益集團阻撓，超國家政策存在“鎖定效應”（一旦形成便難以調整）。面對合法性危機，政治精英選擇通過話語重構來尋求出路，即“話語外化”。 話語外化本質上是外交領域的符號性自救。領導人通過塑造“全球角色”“戰略復興”等新的外交敘事，將民眾對國內治理的不滿，轉化為對國家國際地位的重新想象。其核心機制在于：外交議題具有一定的“安全距離”——既能避免與國內利益團體直接沖突，又能借助外交變革的象征意義凝聚民意。該策略依賴高度抽象的話語構建，將“主權”“獨立”“安全”等概念提煉為“空洞能指”：通過使用抽象、崇高且空洞的口號，來構建廣泛的共識，彌合社會分歧，并為政治行動提供合法性。從而使不同群體都能在其中投射自身訴求，從而在模糊共識中暫時掩蓋社會分裂。 這一理論揭示了一種合法置換的手法：當國內改革停滯，精英把改革承諾“外包”至外交領域。例如，將產業衰退歸因于“不公平的國際競爭”，承諾通過“強勢外交”挽回利益；或將民主赤字包裝為“反抗外部壓迫”，以主權話語替代實質性的民主改革。這種外化敘事具有雙重誤導：對民眾暗示“外部成功將解決內部問題”，對國際社會則展示“國內一致支持新外交方向”。其成功關鍵在于保持目標的開放性——外交使命被塑造為一項長期工程，既無需立即兌現成果，又能持續動員支持。 話語外化不同于兩種傳統路徑：它既不是通過主動讓渡主權以換取跨國利益的國際化，也不是徹底收回治權的再國家化。其實質是一種話語層面的妥協：既回應民粹壓力，又維護精英主導的國際化體系。該策略暴露了當代治理的深層悖論——國際化國家越是陷入合法性危機，就越需要借助外交手段來維持脆弱的平衡。 案例研究：全球英國與歐洲戰略自主 “全球英國”和“戰略自主”分別成為英國脫歐后和歐盟應對危機的話語工具。實際上，兩者都源于脫歐帶來的生存與合法性挑戰，并且兩個案例呈現出相似模式：表面由民粹主義引發或影響的國內合法性危機——如英國脫歐公投和歐盟內部疑歐情緒上升——促使精英在民眾主權訴求與維持國際參與之間尋找平衡。在這一過程中，英國和歐盟領導人重新闡述其外交政策重點，將民粹主義元素融入戰略話語，以平息公眾不滿與不安。 （一）全球英國 在英國，脫歐公投暴露出全球化歷程中的“被遺忘群體”——一群深感被經濟邊緣化和政治疏離的英國選民。盡管保守黨政府承諾“奪回控制權”，卻無力承擔與歐盟經濟脫鉤的代價。特蕾莎·梅提出“全球英國”概念，將其塑造為脫歐后新身份的基石：一方面以“全球機遇”安撫脫歐派，把帝國懷舊與“印太戰略”等愿景統合于模糊口號中；另一方面向國際社會展現“非孤立”姿態，實際延續現有合作框架。該策略的精髓在于話語的象征性置換——削減外援、簽署AUKUS等邊際調整被包裝為“主權回歸”，而核心經濟關系維持現狀的妥協被有意淡化。鮑里斯·約翰遜將這一敘事推向高潮，他以“競爭時代的全球英國”為題發布《綜合評估報告》，將地緣戰略東移等分散舉措升華為國家復興史詩，從而把脫歐的經濟代價轉化為外交劇場中的英雄敘事。 （二）戰略自主 歐盟視英國脫歐為生存危機，擔心其引發一體化進程的連鎖反應。然而，結構性改革——如解決民主赤字和經濟失衡——面臨巨大阻力。歐盟精英選擇以“戰略自主”為話語工具，將危機重新定義為“歐洲自強”的契機。這使得不同成員國乃至歐盟機構都能將自身偏好投射其中，從而整合彼此矛盾的政策立場。例如，法國借此推動更具保護主義色彩的國防工業本土化與自主化；波蘭等親美成員國則將其解讀為應在北約框架內強化歐洲的防務責任分擔；而歐盟委員會（特別是貿易總司）則提出“開放的戰略自主”概念，試圖在維護單一市場開放性的前提下平衡內部出現的保護主義傾向。在操作層面，歐盟通過啟動《里斯本條約》框架下早已存在但長期未被激活的“永久結構性合作”（PESCO）機制，并設立“歐洲防務基金”（EDF），將此前已規劃但進展有限的防務合作項目重新包裝，塑造為歐盟在英國脫歐后“強化自主、團結自強”的象征。并且，歐盟在規劃對英安全關系時，有意識地運用了“戰略自主”原則。其一是出于維護自身決策自主性，斷然拒絕英國參與歐盟防務核心決策，防止其“從外部主導”。其二則是將英國脫歐后遭遇的困境塑造為一個“反面教材”，以此警示成員國：唯有強化歐盟層面的凝聚力與行動力，才能有效應對外部挑戰。通過這種敘事策略，歐盟成功將對內治理中存在的民主運作效率低下、機構合法性不足等爭議，轉化為對外部挑戰的回應，從而使防務合作充當了轉移內部改革壓力、緩解民眾不滿的情緒安全閥。 兩個案例共同揭示話語外化的邏輯：都通過模糊的外交愿景吸收國內分歧，以外交符號替代實質改革，并借助抽象且定義靈活的“自主”概念，將現有政策重新包裝為新議程，從而獲得廣泛支持。 結論 本文指出，領導人在應對國內合法性危機時傾向于采用話語外化策略，并以英國脫歐后英國與歐盟的互動為例予以驗證。研究發現，面對脫歐引發的挑戰，英國和歐盟均通過構建新的國際角色話語作出回應：英國借“全球英國”敘事向脫歐派傳遞“有意義的脫歐”信號，同時向國際社會表明不走向孤立，以模糊表述掩蓋內部分歧；歐盟則以“戰略自主”為核心，借助安全與防務改革敘事證明一體化仍在推進，其寬泛內涵確保多方認可，使零散甚至矛盾的政策表現為歐盟影響力提升的體現。 經驗表明，“全球英國”與“戰略自主”之間存在重要共性——盡管表面對立，卻都通過外交話語轉移國內壓力。研究還擴展了相關理論的解釋范圍：不僅是民粹或主權主義行為體，就連歐盟這類自由主義行為體在應對內部危機時，也采用類似外化邏輯——本質上，所有政治派別的領導者都存在借助國際舞臺獲取合法性、規避國內壓力的傾向。 然而，這種話語策略雖能暫緩危機，卻可能埋下更深遠的隱患。它本質上是一種對政治信譽的“透支”。當“全球英國”的宏大敘事無法兌現為民眾可感的經濟利益，當“戰略自主”無法掩蓋歐盟內部的結構性分歧，民眾的幻滅感只會更加強烈。長此以往，對外交辭令的過度依賴，將導致國內民主審議空間的持續萎縮，最終使“話語自救”演變為一場“合法性陷阱”。 譯者：李卓珊，國政學人編譯員，山東大學東北亞學院國際政治專業。 審核 | 丁偉航 排版 | 陳思妍 喻俊 本文為公益分享，服務于科研教學，不代表本平臺觀點。如有疏漏，歡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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