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生于亂世，長于農村，學于“軍大”與“北大”，從事于教書與寫書。碌碌一生中，卻有幾個節點頗具點兒意味。  一、老秀才取的大名 “九·一八”事變那個秋夜，出生在浙江寧海一個小山村。祖父賴慶松興奮不已，第二天一早，便包了兩塊“袁大頭”跑了五六里路請一位老秀才取個響亮的名字。這位老先生搔了半天自個的鶴發，在堂屋里踱了十幾圈方步，然后提筆在一方紅紙上寫了“賴鴻章”三個大字——在他的頭腦里，借用古人名字，給山村孩子用，那是最合適的了。 于是，我爺爺雙手送上紅包后，接回賴鴻章的賜名帖子，興高采烈地歸來后，籌備了一桌滿月酒，在酒席間，才鄭重宣布孫子的大名。 二、由獨子遞為獨苗 我媽媽自1931年生下我這個寶貝兒子后，從無有過生育的情況，甚至連懷孕的苗頭都未有過。于是落得我卻沒有弟妹而可以嬉戲玩樂，日子里有些孤獨伶仃的味道。 可是在家里，卻成了寶貝獨苗兒。在爺爺、爸媽心里，深怕這孩子夭折而陷于斷子絕孫場面，于是，采取了兩項措施：從我出生后，媽媽的喂奶一直持續到我上小學——我是到了九歲才上學讀書的；二是買了只銀項圈，套在我的細脖子上——直到我考上寧海中學后才解套。 這就是獨苗的優惠享受！  三、我的第一件作品 我的家鄉寧海縣瀝洋區東倉鄉，在1949年8月解放。 10月間，人民解放軍準備解放隔海的舟山島，村里進駐21軍61師，我家里亦住上一個班。當時，部隊動員青年參軍，我已是新中國的青年，積極響應號召，到團部報名。接待我的那位參謀卻勸我去投考華東軍政大學：“歡迎你參軍！可你是家里的獨苗呀，恐怕父母不放心吧？再說，你到我們部隊目前只能進連隊當個士兵。我建議你去杭州報考華東軍政大學，接受些正規的軍事政治訓練，更好！” 這是個金點子！ 我就請他開一封報考的介紹信。當他提筆寫我名字時，突然覺得自己叫“鴻章”，不妥。在寧海中學里，就曉得我這名字是從滿清政府那個臭名昭著的“中堂大人”李鴻章那兒偷來的，被同學取笑過。如今將成為革命戰士，自然恥與封建官僚同名，非另取個美名不可。于是，轉身跑到門外草地上躺著尋思起來。 仰望著藍藍的天空，白云舒卷飄逸，腦海里突然蹦出兩句子古詩來：“白云在青天，可望不可接。”多么美的形象，多么深邃的詩意啊！就以“云青”為名吧！還有李白名句“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煙。”不是大詩人施與我名嗎？ 從那一刻起，賴鴻章已在人間隱退，賴云青正式登場———考入華東軍政大學的是賴云青，賴云青成了一名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十余年后，我在北大聽大胡子教授馮友蘭的哲學課時，馮先生說古詩“我來問道無余說，云在青天水在瓶”兩句，概括了禪宗的境界，表達了無所求于外界的內心的穩定和豐富，他很欣賞！這又給我的名字，注入了新的內涵。 看來，“云青”是我最得意的創作；這一改名，堪稱我人生的第一件作品——首創。  四、讀了兩所大學：華東軍政大學、北京大學 我在華東軍政大學畢業后，分配到浙江軍區政治部秘書處工作，駐地為杭州西湖邊的“柳浪聞鶯”。可是，在部隊里拿槍的日子比拿筆少，就想起了爺爺說的“別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的話來了，何不把槍桿子換成筆桿子呢——于是，就從解放軍炮兵少尉職務上退役，在上海市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 在北大整整苦讀五年。二年級時，我的一篇《串門》文章，在《解放日報》副刊“朝花”上發表，受到中文系朱德熙教授的好評，增加了寫作的信心。1964年夏畢業回上海時，我向畢業論文指導老師吳組緗教授告別，吳老師送我一句話：“任何時候不放下你的筆。” 我一直牢記在心。  北大全班照，攝于1961年秋，地點是北京北海公園白塔下。左起第一個戴頭巾女生是張少華（邵華） 右起二排第二個男生賴云青 五、被同行戲稱為“流氓作家” 在上海，一邊教書，一邊搞創作。也可以說，白天教書，晚上與星期天搞寫作。幾年下來，出版了幾本長篇，成了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特別是作家出版社給我連續出版了一套“舊上海的大亨系列作品”——《大亨黃金榮》《大亨杜月笙》《大亨張嘯林》。而《大亨黃金榮》一書，在上海《文匯報》上全本連載；而獲得優秀長篇二等獎。 在獲獎酒宴上，有幾個醉醺醺作家舉杯祝賀時，我被戲稱為“流氓作家”。一位老作家馬上提醒說“應該稱'寫流氓’作家”。我立即向他敬酒：“謝謝這個'寫’字，真是我的一字之師！” 這之后，我就被上海灘上的同仁們戲稱為“專寫流氓的作家”啦！其實，我寫其他題材的作品，更多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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