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7日晚餐后，特務開始提人。頭一個就喊劉國志。劉國志知道，最后的時刻到了。 兩個小時前殺害黃顯聲將軍的槍聲一響，白公館里關押的革命者便已明白。劉國志說：“別急，等我先做首詩！”可特務不由分說，把劉國鋕和譚謨銬上手銬，見沒機會用筆寫，劉國志索性高聲朗誦起來：“同志們，聽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軍的炮聲！人民解放了，人民勝利了！我們——沒有玷污黨的榮譽，我們死而無愧！”聲音回響在白公館通往刑場的山間小路上。 劉國志（1921-1949年），四川瀘州瀘縣人，小說《紅巖》中劉思揚的原型。1939年畢業于成都建國中學，同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經濟系。1941年在西南聯大敘永分校加入中國共產黨，曾擔任中共重慶沙磁區學運特支書記。因被上級出賣，1948年4月19日在四川榮昌與未婚妻曾紫霞一起被捕。先被囚于重慶渣滓洞集中營，后被轉囚白公館。他的親友利用上層社會關系營救，但他表示“決不背叛革命”，寧愿放棄去美國留學，拒不在“脫黨聲明”上簽字。“11·27大屠殺”慷慨就義于重慶歌樂山松林坡刑場，時年28歲。 多年以后，劉國志的五哥劉國琪從香港回到重慶，來到歌樂山。時任歌樂山烈士陵園園長的厲華記得，那是園里第一次接待香港來的烈士家屬。烈士墓前，劉國琪講起一件往事：就在劉國志犧牲前兩個月，他專門從香港趕回來營救。他帶了一張香港匯豐銀行開出的空白支票給徐遠舉：“只要放了劉國志，你愿意填多少就填多少。”徐遠舉也不愿跟錢過不去，他同意只要劉國志簽一個認錯書，立即釋放。但劉國志堅持，要釋放必須無條件。劉國琪當時跪倒在地，說“國志，你不要這樣死心眼，只要命在什么都在。” 劉國志滿面淚流，卻搖了搖頭：“我死了有黨，等于沒有死；我如果背叛組織，活著又有什么意義！” 這是這次在重慶參觀渣滓洞、白公館期間看到的一段最令人震撼的一段史實：他們中的許多人，其實都有過活下去的機會。只要寫份自白書，在悔過書上簽個字，或者僅僅“承諾”一下出獄后不再干革命，他們也許就能與親人團聚，就能保存生命、盼來解放，而那正是他們為之奮斗、孜孜以求的理想。眼看著自己的部隊已經打到跟前，隨時都可能迎來解放，卻要在這拂曉時分被推上刑場，這是多么殘酷的事情！面對如此殘酷的現實，從容不迫、慷慨赴死，又需要何等堅定的信念，何等無私的襟懷，何等無畏的勇氣！ 再看看陳然（1923-1949年），原名陳崇德，河北省香河縣人。小說《紅巖》中成崗的原型。1937年，隨父遷往湖北，并在宜昌參加了黨領導的“抗戰劇團”。1939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輾轉到重慶謀生。1947年7月，任重慶地下黨主辦的《挺進報》特支組織委員，后任書記，負責報紙油印工作。1948年4月，由于叛徒出賣，被國民黨特務逮捕。 在軍統白公館監獄，他受盡折磨，寧死不屈，他幾次昏死在酷刑之下，卻始終一口咬定《挺進報》從編輯、印刷到發行全部是其一人所為，試圖以自我犧牲保全組織和其他同志。留下了著名詩篇《我的“自白”書》感動中國：任腳下響著沉重的鐵鐐，任你把皮鞭舉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對著帶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貴的頭，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無法叫我開口！對著死亡我放聲大笑，魔鬼的宮殿在笑聲中動搖；這就是我——一個共產黨員的自白，高唱凱歌埋葬蔣家王朝。 《關于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很真實的寫道：在監獄里，“毒刑拷打，單憑個人的勇氣和肉體的忍耐，是沒法子忍受的。沒有堅強的革命意識，沒有犧牲個人、貢獻革命的思想準備，便不可能通過考驗”。 生命對于每個人只有一次，誰不珍惜？但對渣滓洞、這些先烈們來說，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比生命更加寶貴，他們選擇為信仰而犧牲，倒在了新中國的門檻前。他們是理想的殉道者，主義的踐行者，無畏的犧牲者。在他們身上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人所擁有的戰勝一切敵人的無窮力量。臨刑時大義凜然，從容就義的英雄氣概，給共產黨員和人民樹立了世代楷模。他們的鮮血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他們以寶貴生命譜寫的英雄詩篇，將永遠載入中國的革命史冊。 什么是精英？先烈們就是最好的代表！什么是脊梁？先烈們就是革命信仰的脊梁。崇高思想境界、堅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氣，這就是紅巖精神。（202312） 2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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