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郵說醫學史242：邵恩鮑爾——傳奇醫者的輝煌與爭議

在人類歷史的滾滾長河中，總有一些人物以其獨特的經歷和卓越貢獻，在不同領域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利奧波德·邵恩鮑爾（Leopold Sch?nbauer）這位二十世紀奧地利醫學界的傳奇人物，便是其中之一。他的一生如同一部波瀾壯闊的史詩，交織著醫學的探索、戰爭的考驗、政治的風云以及爭議的漩渦。

1888年11月13日，邵恩鮑爾誕生于奧地利下奧地利州塔亞鎮。父親是一名醫學顧問，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從小就對醫學產生了興趣。他在家鄉接受了基礎教育后，前往捷克普拉查蒂斯文理中學深造，1907年以優異成績畢業。翌年，他考入布拉格德意志查爾斯大學——彼時德語區最負盛名的醫學學府，從此將青春交付給教室與實驗室。1914年，憑借一篇關于骨膜血供的論文，他獲得了醫學博士學位。

倏然間戰火驟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炮火將剛畢業的邵恩鮑爾推向了最前線。作為奧匈帝國“機動外科手術隊”的一名外科軍醫，他隨軍轉戰東線，在硝煙與血泊中淬煉技藝。加利西亞泥濘的戰壕、喀爾巴阡陰冷的山地，成了他最初的戰地手術室。1916年春，完成最后一次前線輪值后，他在整編中被調至維也納總醫院第一外科診所，任“戰時合同醫生”，處理從東線、意大利戰線送來的重傷員，同時開展戰傷感染、截肢后康復等臨床研究。

1918年11月奧匈帝國解體，軍隊醫院體系隨之解散。邵恩鮑爾轉入平民醫療體系，翌年即被聘為維也納總醫院第一外科助理醫師，負責處理戰后大量慢性骨髓炎、假關節與殘疾人員，無數殘缺的生命在他手中重獲新生。1922年，作為唯一的外科代表，他加入了奧地利衛生部“戰傷撫恤條例”修訂委員會，與法、德專家共同制定傷殘分級標準，自此在政界與學界都備受關注。1923年，他晉升高級助理醫師，獲洛克菲勒基金會旅歐獎學金，赴柏林、哥德堡研習骨折內固定新技術。1924年取得外科手術資格后，他又受基金會資助遠渡重洋，在波士頓開展學術訪問。世界的大門為他豁然敞開，而他則將光芒帶回了維也納。

1930年，邵恩鮑爾出任維也納總醫院外科主任；1931年，他接掌世界最早的癌癥治療中心之一的放射治療研究所。在他的領導下，研究所擴展成為大型中心，腫瘤的深部X線與鐳針治療技術日臻完善。1933年，他晉升為維也納大學副教授，與同事攜手建立了維也納首個癌癥咨詢處，將“多學科協作”的雛形寫入歐洲腫瘤學史。1939年，他榮升第一外科診所主任、正教授，成為德語區最年輕的外科學掌門人。

在刀鋒與射線交織的腫瘤外科疆域，邵恩鮑爾收獲了累累碩果：他協助老師安東·艾澤爾斯貝格率先在歐洲成功實施了垂體瘤及脊柱腫瘤全切除術，將神經外科禁區變為通途；他將放射治療從“輔助手段”推向“有效治療武器”，為無數晚期癌癥患者點燃了生機；他堅信“教學是醫學的未來”，對學生言傳身教，門下弟子遍布歐洲。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霾籠罩歐洲大陸時，維也納的夜空也被火光映得通紅。邵恩鮑爾再一次將白大褂變成戰袍，把第一外科診所整體改造成大型戰地醫院。他將神經外科的雛形嵌入戰地救治鏈，使顱腦、脊髓損傷第一次有了專門通道。1945年4月，維也納戰役打響，蘇軍兵臨城下。炮聲逼近總醫院，他獨自冒著流彈奔走于盟軍指揮部、市政廳與教會之間，以拉丁語、俄語、英語交叉陳情，終于讓醫院被劃為“中立醫療區”。戰后統計，建筑損毀率不足5%，設備完好率逾九成，維也納人因此稱他為“醫院的救星”。

戰爭的結束并未帶來安寧，短短數月后邵恩鮑爾就因戰時行政任命而被解職，所幸國會通過“Lex Sch?nbauer”（當時國會為邵恩鮑爾制定的個人豁免條款）確認他“以醫術救人、以人格抗暴”的事實，使其迅速通過了去納粹化審查。1946年，他出任維也納總醫院院長，一任十五年。期間，他主持新建東翼病房、放射治療樓與神經電生理中心，使醫院床位由800張增至2000張，手術量翻三番，癌癥年收治量躍居歐洲前三位。

1953年至1954年，邵恩鮑爾兼任維也納大學校長，以“科學無國界，大學有良心”為校訓，重啟與歐美27所院校的交換計劃，把戰火中斷裂的學術脈絡一寸寸重新焊接。卸任校長后，他仍擔任校董。1959年至1962年，他以奧地利人民黨國會議員身份投身立法，力主通過《癌癥防治與國家賠償法》，將煙草稅10%專項用于腫瘤早期篩查；又親自督導總醫院擴建直線加速器中心，奠定了奧地利現代放療格局。

醫學之外，邵恩鮑爾以筆為炬，他主持醫學史研究所，先后出版了《維也納醫學》《醫學史貢獻》《麻醉史》等著作。其中，《維也納醫學》以編年史詩般的筆觸，梳理了從中世紀行會到現代分子醫學的千年脈絡，被譽為“城市與醫學的雙向傳記”。面向公眾，他寫下《更健康地生活，更長壽》一書，用通俗語言闡釋均衡飲食、有氧運動與心理調適，掀起了戰后奧地利第一次全民健康運動。1963年9月11日，他在維也納逝世，享年75歲。

邵恩鮑爾的人生并非只有輝煌的一面，他與納粹時期的關聯深受到人們的關注，并引出許多爭議。在納粹時期，他加入了納粹黨，擔任了多個重要職務，包括維也納大學醫學系副主任、市衛生與人民護理顧問委員會委員，并獲得了納粹黨的“銀質忠誠服務獎章”。在他的診所里，曾根據納粹意識形態，對被認為“遺傳不健康”的患者進行強制絕育，冰冷的手術刀從此被迫沾上了意識形態的污血。這些行為在戰后成為無法抹去的倫理污點——無論他如何辯稱“保全醫院”“保護學生”，都不能改變個體權利被粗暴剝奪的事實。

盡管邵恩鮑爾在醫療實踐、保護醫院、醫學教育與實踐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但納粹期間的污點也無法被掩蓋，使得他的人物形象變得復雜而充滿爭議——一面是戰火中守護醫院的功臣，另一面是極權機器上沉默的齒輪，正是這種撕裂，讓后人無法以簡單的“英雄”或“罪人”蓋棺定論。他的人生經歷，讓我們看到了歷史的多面性和人性的復雜性，在評價他時，必須讓這兩束光同時照進記憶——既不因功績漂白罪惡，也不因污點湮滅真實。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學會與晦暗共處的謙卑，并在下一次抉擇時聽見更清晰的良知回聲。

王平，南京醫科大學醫學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華醫學集郵研究會副會長。

編輯、審核：夏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