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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
當時的天津聚集了許多前清遺臣、政府閣僚以及財界大佬等，如徐世昌、陳寶琛、袁克定、靳云鵬、曹汝霖、陸宗輿、方若等，他們都對日本的展覽計劃表示贊同，并愿意拿出自己收藏的名品進行展出。6 月 18 日，三人從天津前往北京，經過半個多月的活動，爭取到了數十位高官、學者、畫家等的贊助和展品。
當然，對于日方策劃在東京展出中國歷代名畫的舉措，當時也有人表示強烈反對和抵制。在三人在北京活動期間，就遇到了有人散發傳單或向報紙投稿表示反對的情況。然而，盡管當時中日關系異常緊張，但贊同或協力者也不乏其人。其中，當時在北京的劉驤業、闞鐸等人對三人熱情接待，積極協助聯絡，或一起商議展覽會的實施方案。根據日本外務省的檔案資料顯示，自 6 月 30 日劉驤業拜訪三人后，直到 7 月 4 日，幾乎每天都有他們直接接觸的記錄。當三人于 7 月 6 日離開北京時，劉驤業特意前來送行，并親自陪同他們前往天津，直到 7 月 9 日三人離開天津前往大連。在此期間的 7 月 7 日，陳寶琛來訪。陳氏在批判了當時呼吁抵制此次展覽會的中方人士后表示：
“為了避免外界的議論，如果隱去宣統帝和自己的名字，我可以提供藏品，雖然沒有唐代的繪畫，但宋元明的秘藏品一定可以提供。”（《展覽會關系雜件》第四卷）
從后來的展覽會及相關圖錄來看，宣統帝溥儀出展的宋代馬和之《車馬圖卷》，就隱去了出展者的姓名。而陳寶琛出展的幾幅宋元畫，即宋趙伯駒《九成宮圖》、元代曹知白《扁舟吟興圖》、方從義《云山圖》卷和許震《鐘離權像》，都標明了出展者。估計在陳氏看來，這些畫并不是什么貴重的作品，所以無需避人耳目。此外，從這一史實中，也可以側面證明當時在處理清宮舊藏書畫方面，溥儀身邊的陳寶琛所發揮的作用之大。如果再參考溥儀的回憶（《我的前半生》），那么這一點恐怕是確信無疑的。
我過去曾一度認為師傅們書生氣太多，特別是陳寶琛的書生氣后來多得使我不耐煩。其實，認真地說來，師傅們有許多舉動，并不像是書生干的。書生往往不懂商賈之利，但是師傅們卻不然。他們都很懂行，而且也很會沽名釣譽。現在有幾張賞單叫我回憶起一些事情。這是“宣統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的記錄：賞陳寶琛 王時敏晴嵐暖翠閣手卷一卷……。我當時并不懂字畫的好壞，賞賜的品目都是這些內行專家們自己提出來的。至于不經賞賜，借而不還的那就更難說了。（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第1集，香港文通書店1964年版）
由此或可推斷，陳寶琛后來以自己名義出展的宋元繪畫，本身很可能源自內府舊藏，而且其外甥劉驤業轉賣到日本的原內府藏品，也與其有莫大關系。
之后，坂西利八郎等人經大連、青島，水陸兼程抵達上海，在上海活動一段時間后，于 8 月 1 日返回日本。
1928 年，中日關系極度緊張且微妙，濟南慘案、張作霖慘死、北伐重啟等事件相繼發生。尤其是日本田中內閣對華采取強硬外交政策，悍然出兵制造濟南慘案，引發中國民眾強烈憤慨，各地反日、抵制日貨運動此起彼伏。然而，盡管局勢如此，三人的訪華之行仍取得了豐碩成果。他們不僅獲得了眾多名家的贊助與支持，還初步確定了一批有望赴日出展的唐宋元明各時代的名作。
同年 9 月下旬至 11 月上旬，坂西利八郎與渡邊晨畝再次來華，旨在聯絡出展人員并最終落實出展作品等，甚至試圖通過政府出面借出故宮博物院的珍品，但最終未能如愿。在上海，渡邊晨畝通過王震（一亭）將自己創作的大幅《孔雀圖》贈予蔣介石，深得蔣氏夫婦喜愛，從而使聯絡工作更加順利。在天津期間，渡邊還向溥儀進獻了自己的《孔雀圖》，并再次懇請其出展。通過此次訪華，中方赴日出展人員名單也基本確定，關冕鈞、熙鈺、闞鐸、金開藩、張弧、方若、劉驤業、王震、龐元濟、荻葆賢等皆在其中。由于龐元濟和荻葆賢兩人吸食鴉片，因此要求攜帶煙土入境，否則就拒絕出展。為此，日本外務省專門照會海關及警視廳，為其“開綠燈”。為確保展品順利運抵日本，日方還通知其在華使領館提供協助。
與此同時，日本外務省專門為來日出展的中國人或相關人員調撥了一筆資金。在日本外務省關系檔案《展覽會關系雜件》第四卷中，有一份 1928 年 11 月 27 日的函件：
支那名士恭溥儒及其它二十三名
本邦視察補助金
合計壹萬五千五百圓
支出 八百圓 劉驤業（北京）前財政部科長
四百圓 橋川時雄（北京）《文字同盟》雜志主筆（翻譯）
由此可知，當時日方對前來出展的中方人士給予了優厚待遇，二十三人的補助費高達一萬五千余圓，其中劉驤業一人就獲得八百圓，屬于金額較高者。此外，從此次展覽會的收支明細資料來看，展覽會期間還支出了一筆八十四圓的招待費，其中“劉驤業氏招待費三十一點二五圓”。由此可見，劉驤業是日方頗為重視和優待的對象。
在展覽會開幕前，來自北京、上海、大連等地的出展者陸續抵達東京，而作為天津方面出展的劉驤業、張弧、方若一行直到開幕當天才到達。不知是有意逃避海關檢查還是為了避人耳目，劉驤業與張弧等人最終攜帶大量展品從東北經朝鮮抵達下關，然后乘坐列車在開幕式當天上午趕到東京上野的會場。在此之前，時任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部長岡部長景收發的電報稿中有“劉驤業、方若、張弧等似于二十四日陸路抵東京”（11 月 20 日午后 3 時發自神戶大久保氏）和“請轉達一行：敬請出席明日早十時于上野公園美術館之開幕式”（“下關開往東京第八號列車劉驤業氏”收，發自岡部文化部長）等內容。
11 月 24 日，展覽會舉行了盛大的開幕式后正式開展，參觀者絡繹不絕，獲得了各界的好評。從當時的各種報道來看，此次展覽可以說是日本有史以來中國古代繪畫展品質量和數量最高的一次展覽。
12 月 5 日，展品陳列進行了更換。次日，展覽會會長近衛文麿與正木直彥一同拜訪宮內省，奏請天皇和皇后兩陛下巡視展覽會。后來得知皇后將于 12 月 12 日前來參觀。就在前一天，即 11 日下午，劉驤業提出希望將宣統帝溥儀所藏的三件名畫獻給皇后觀賞。正木直彥在日記中記載：
午后五時至美術館。劉驤業氏攜宣統帝所藏之黃筌筆柳塘聚鳥圖卷、唐人游獵圖卷、李公麟筆五馬圖卷三件，懇望供明日來館之皇后陛下御覽。展觀此畫卷，實乃劇跡，不勝驚嘆。如李伯時之作，有黃山谷題跋，可視為龍眠山人之真跡。晚八時至東京車站，為今晚歸國之關冕鈞、闞鐸、熙鈺三氏送行。”（正木直彥《十三松堂日記》第二卷，中央公論美術出版1965年版）
于正木直彥而言，這三件“劇跡”能親眼目睹也是首次。除了李公麟的《五馬圖》卷，黃筌的《柳塘聚鳥（禽）圖》和《唐人游獵(騎)圖》也都是清室內府的秘藏畫卷。前者曾見于《賞溥杰書畫單》1922 年“十一月初十日賞溥杰”中的“黃筌柳塘聚禽圖”，后者見于同年“九月二十八日賞溥杰”中的“唐人游騎圖手卷”。此外，劉驤業選擇在關冕鈞、闞鐸等三人離開東京回國的那天拿出這三件名畫，或許并非偶然，恐怕是為了避人耳目。
12 月 12 日，皇后親臨東京府美術館，會長近衛文麿、外務省部長岡部長景以及正木直彥、坂西利八郎、渡邊晨畝等眾多委員，還有劉驤業、李文權等人隆重迎接。皇后巡覽約半小時后離開。當時皇后是否仔細觀看了劉驤業提供的這三件名畫，尚不得而知。但從當時的報道可以得知，當天正木直彥特意為皇后講解了梁鴻志展出的閻立本《歷代帝王圖卷》。（《時事新聞》1928 年 12 月 13 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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