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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先說清楚銀錠和夾剪，下面再說銀塊。怡紅院給大夫馬錢，懸五兩的錠子剪了一半，一塊至少還有二兩，“這會子又沒夾剪，，如果有夾剪，便還可以剪成一兩左右的兩塊；一兩一塊的如果需要，還可以再剪成五錢左右的兩塊，這樣剪下去，似乎真像“一尺之棰，日取其半，終世不竭“的道理了。實際當然不是這樣，剪成二三錢大小的碎銀子，也就不能再剪了。  實際當時人們日常使用的銀子，大部分都是大大小小的剪碎的銀塊，所以怡紅院襲人堆東西房中邵個笸籮內放著的是，幾塊銀子，不是幾錠銀子。第二十四回中所寫倪二借給賈蕓的是“一包銀子“，重十五兩三錢。賈蕓接了，走到一個錢鋪中，“將那銀子稱了稱，分兩不錯。，這肯定也是大小不等的幾塊銀子，共重十五兩三餞，只用眼睛是看不準分兩的，還必須到錢鋪里用戥子稱過，才知分兩不錯。那時這些流通在市面上的大大小小分兩不同的銀塊，收付之間，精確的重量要計算到“錢”和“分”，因而不但各種大小商號以及大小衙門中要有戥子或天平，即使一般人家，也要有個戥子，以備銀錢出入，隨時稱稱銀塊的分量。 一塊銀子，拿在手中，掂掂分量，即使是銀錢業的老伙友，也只能說個大概，很難一下說準'兒兩幾錢幾分”，何況怡紅院中的人物如寶玉和麝月各位呢，自然更不知道了。第三十七回寫襲人派人給湘云送東西去，寫道： “自己走到屋里，稱了六錢銀子，又拿了三百錢走來……”，不寫“拿了六錢銀子”，而寫“稱”，說明是用戥子稱的，但是戥子精確度比較高，有兩行細密的星兒。有兩、錢、分之別。沒有用過的，是不大會用的。因而寶玉、麝月既不知銀塊的重量，也不會用戥子去稱。在那個時代里，這種人是很多的，作者寫的一點也不過火。只不過現在讀者因生活隔閡，難以想像罷了。  整個元寶，整錠銀子，在流通中被剪得零零碎碎，最后如何處理，就是被大小錢鋪收回去，再送到爐房或錢樓去重新熔化澆鑄成元寶或銀錠。在那時市面上有大大小小的專門收碎銀子的字號和個人。那時有一種專門沿街串巷收買碎銀的小販，叫作“雜銀嵌換餞”，實際這像收破爛的一樣，樣佯都買，但主要是收兌 零零星墾的碎銀子，爛首飾。當然收鑄銀錠，主要是靠大小錢鋪收兌，小商小販，只不過是很零星的而已。 使用白銀作貨幣，除去交易之間要反復稱重量，要用夾剪夾開等手續麻煩之外，還有一個金屬純度問題也十分麻煩。客觀上“銀子”，的概念，是百分之百的純銀，所有銀器及銀錠，元寶上都鑄有“足紋”二字，同金器的“足赤”一樣，表示百分之百的紋銀和赤金。但實際上是沒有百分之百的純銀的，因之要講“成色。，這也是很復雜的。再有戥子、天平的標準程度也不完全一致，上下總有一些差別。當時以戶部銀庫出納的天平為標準衡，叫作“庫平”，北京商業銀錢界通行的天平標準叫“京平“，其他外地如四川叫”川平”，潮州叫“潮平”等等。當時“庫平”是固定納稅的標準衡，銀元通稱“七餞二”，即每個銀元含庫平純銀七錢二分，實際庫平比一般市平重，庫平一兩，要合到市平一點一九三六市兩。由于白銀在使用中還存在成色的標準和重量的標準等問題，所以換算起來是十分麻煩的。這里舉一個八十年前的實例，來看看使用白銀的復雜程度。庚子時京官四川瀘州人高枬在一九〇一年四月初一日的日記中記了一筆匯款的賬； “九弟交廖述之川平足銀五百七十七兩九錢， 匯豐俱以九七六、九八三看色， 共合漕（平）五百五十六兩七錢， 申水二十六兩六錢， 合九八規元五百九十五兩三餞， 合公砝（即法碼二字）平足五百五十三兩七錢。 述之信三箋，言二月二十二日同鐵船父子抵滬州，以數托交渝天順祥兌滬。在渝，聞以銀兌規元月易，以足銀兌足銀甚難。” 試看這筆匯兌賬該多么復雜，四川的銀子，匯到上海，匯豐是兌款字號，看色是看成色，以“九七六”看色，即一百兩算九十七兩六錢，去三兩三錢雜色。共合“漕平”，即漕運的標準平，這是沿海各省公用的標準平。“申水”是匯上海的匯費，習慣叫“貼水”。“規元”和“公砝”是當時市場上公議的白銀單位和計量單位。從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出當時用白銀作為貨幣在使用和匯兌中最多么地不便了。  我國在歷史上，宋代元代曾發行過紙幣：“交子”“會子”“寶鈔”。在清代咸豐時一度發行過，不久即停止。而各地的銀錢業、銀鋪票號爐房卻都自己發行銀票，這種銀票是用皮紙、高麗紙藍色水印空白票紙，無一定票面數字，顧客存五十兩銀子在店里，便給開一張五十兩的銀票，可在當地使用，也可到有聯號的外地使用，憑這張銀票還可到其本店或其他聯號，以及來往的字號中兌現銀。實際上這種銀票性質并不同于鈔票，卻類似現在銀行開出的本票。這種銀票全靠商號的信用。如果今日開票，明日錢鋪關張，那便是一張廢紙了。所以先必須打聽好錢鋪的實際情況，才不會上當。《道光部門記略》中記道： “京師錢鋪時常關閉，客商換銀，無論錢鋪在大街小巷，與門面大小，字號新舊，必須打聽錢鋪虛實，不然今晚換銀，明日閉門逃走，所開錢帖，盡成廢紙。” 這就是說拿銀子存到錢鋪中去開銀票，或銀錢來往，接受他人的銀票，都必須注意看看字號是否靠得住，不然是要上大當的。另外還有一種假銀票，都是假造的著名大字號的銀票，票額都不大，三兩、五兩之類，拿著去騙街頭兌換銀餞的小錢攤。《同治都門記略》所收竹枝詞《換錢攤》中所謂“帶收鋪票充高眼，錯買歸家只叫天”，說的就是這個情況。假銀子、假銀票在當年的實際生活中是常遇到的。仲芳氏《庚子記事》，九月二十日記云： “老三爺幫人設擺錢攤，因收假銀兩處，僅一月有余即被人辭回。”  擺錢攤的人還收假銀子呢，何況怡紅院中人，雖然在金銀堆中，卸不認識銀子，這是因為以銀子作為貨幣，使用起來，實在太麻煩了。對于今天用慣鈔票的人說來，是很難想像它的麻煩程度的。 閱讀鏈接  作者簡介：鄧云鄉，學名鄧云驤（1924.8.28----1999.2.9）山西省靈丘東河南鎮人。上海紅學界元老，與魏紹昌、徐恭時、徐扶明并稱上海紅學四老。青少年時期，先后在北京西城中學、師范大學和私立中國大學求學。1947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先后任教山西大同中學、天津中學。新中國成立后，在北京中央燃料工業部工作。1953年10月起，先后在蘇州電校與南京電校教書。1956年1月在上海電力學院教書，至1993年退休。  更多精彩內容 請關注京畿學堂 傳播文化 歡迎轉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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