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體看“昆侖石刻”的性質與真偽

?【學術爭鳴】??

??“昆侖石刻”學術爭鳴以來，各界專家就諸多議題展開了對話，觀點碰撞，新見迭出。本期學術爭鳴，樊波成撰文《從文體看“昆侖石刻”的性質與真偽》，從文字釋讀、文體性質等方面辨析，認為“昆侖石刻”不屬于“銘”“詔”等文體，而是具備行政效用的行程記錄文書；吳毅強撰文《辨偽與述真——從“昆侖石刻”談起》，介紹了歷史上石鼓文等文物的認識過程，以及近年來何君閣道碑、燕然山銘、皇帝北巡之碑等發現的過程，佐證古代刻石“重現人間”的合理性；祝帥則撰文《“昆侖石刻”中的“魏晉新體”之疑》，從書法角度分析該石刻不太可能出自秦人筆下，或為清代金石學“訪碑”之風氣興起后，當時一些好古之士的游戲之作，其書法價值不大。

??本報提倡爭鳴，即使觀點迥異，均提供充分闡發的平臺。

??文章詳見8版《學術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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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爭鳴】 

　　作者：樊波成（中山大學中文系〔珠?！掣苯淌冢?/p>

　　6月8日以來，“昆侖石刻”的質疑之聲主要集中于六個方面：風化痕跡是否可信、紀年是否合乎歷法時節、文字釋讀與字形是否可靠、“采藥”一詞是否晚出、書法氣息是否屬秦代刻石、內容是否符合史書記載。針對這些質疑，劉釗先生《我對昆侖刻石的看法》《再論昆侖石刻》二文已逐一論證回應。在劉釗先生等學者的研究基礎上，筆者擬就文字釋讀、文體性質等方面作進一步探討與補充。

　　“臣翳將方技采藥昆陯”考辨

　　“昆侖石刻”所述“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將方（見上圖）采藥昆陯”中殘存的“方（見上圖）”一詞，學者釋作“方支（技）”“方士”或“方策”。劉釗先生認為“將（率領）”之下應是人名或職官名，“方技”作為職官名似未見記載，故而傾向于釋作“方策”。實際上，“方技”既可以指醫藥養生等專業技術，也可以指掌握這些技術的職業群體?！稘h書·食貨志下》載“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此處“方技”即泛指工匠、醫巫、卜祝在內的技術群體。昆侖采藥團隊中，領隊“翳”僅稱爵位（五大夫）而未署官職，其所率領之人不大可能是官員，而是工匠、醫巫、卜祝等技術工種，這些專業技術人員保障團隊車行至昆侖，采摘仙草。據《史記·淮南衡山列傳》，秦始皇派遣徐福求藥時，也是“資之……百工而行”。因此，殘損部分釋為“方技”于文意和史實皆更為契合。

　　胡文輝先生認為“'采藥’的'藥’，卻是人造物”。筆者認為這是對“藥”字的誤解?！八帯弊謴钠H，古音在藥部，“療”字古音則在宵部，宵藥陰入對轉，兩字音近可通，“藥”與“療”同源，“藥”的本義指可用于治療的草木，《墨子·貴義》就說：“譬若藥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譯為：就好比是藥，本來只是一種草，天子服用了它卻可以調治疾病，難道會說“不過是一棵草”而不吃它嗎？古書所載“仙人不死之藥”也多是草木等自然造化之物，而非“人造合成”之物。至于胡先生所謂“采藥”等辭例未見載于秦代文獻，此說哪怕真的成立也不足以證明石刻內容屬于偽作。大凡高水平的作偽行為，需要依托既有史料及其研究成果，因此，那些未能重見于傳世文獻或出土材料的辭例、體例、形制，只要不違背古代語言、物質和技術等客觀條件，其獨特性反而能增加可信度。反觀晚出古文《尚書》，雖然多有辭例、句段重見于先秦古書，卻是后世之人所偽造。

　　書法和文本性質的關系

　　對“昆侖石刻”的質疑，很大程度上源于對其書法風格的審視。例如衣雪峰先生《書風與場合：“昆侖石刻”的破綻》認為“章法沒有縱橫界格，其書風不能與其使用場合應有的莊嚴、鄭重、典雅相符合”。這類觀點的核心邏輯，是將“昆侖石刻”的書法風格直接與泰山刻石、瑯琊刻石等秦代紀功刻石進行比對，得出“昆侖石刻”書法氣息較弱、與莊嚴性場合不符，從而質疑其可靠性。這種比較方法存在兩點可商榷之處：其一，書法氣息的強弱本身具有一定主觀性；其二，“昆侖石刻”和泰山刻石等秦代紀功刻石性質不同，不應置于同一標準下衡量。

　　就文體和性質而言，目前所見的秦漢刻石在文體上多屬于“銘”或“詔”，其體式以四言韻文為主（其中“詔”或“序”的部分可用散文），其核心功能在于頌德紀功、宣示威儀，其文風典雅莊嚴。部分學者推測“昆侖石刻”的性質亦屬于“銘”，如湯惠生先生將石刻類比于“勒石銘功紀德”，辛德勇先生也稱石刻為“昆侖山銘”。與這些說法相對，劉釗先生認為其性質與今日“到此一游”的刻畫相近。而劉紹剛先生則認為“到此一游”的說法缺乏依據，刻石“將所見各類秦文字資料匯于一起，卻難免有章法雜亂、字勢不統一之嫌”。由此可見，準確界定“昆侖石刻”的文體與性質，對判斷其真偽至關重要。

　　文體與性質、真偽考辨

　　先秦秦漢時期，“銘”或是“有意于慎”的文體，或是“功績銘乎金石”的文體，“銘”體整飭典雅，間或用韻。而“昆侖石刻”全文僅三十七字，內容簡略，純粹記錄事件（皇帝派遣）、人物、到達時間、地點（“此”）及后續行動（前行約二百五十里），既無褒功頌德之意，亦無整飭典雅之風，與“銘”體特征不符。同樣，“昆侖石刻”的內容對于“到此一游”式的隨意刻畫而言，又顯得過于正式和詳細。與其說它是一種個人興之所至的刻畫，不如理解為官方性質的行程記錄文書。

　　考諸秦漢行政制度，人員、物資、文書到達某處，相關行政單位均需用簡牘將行程軌跡記錄在案。例如《里耶秦簡》9-2256：“甲寅到西亭……乙卯夕到閻郙……丙辰夕到田官渚?！薄独镆睾啞?-963：“書以廿八年三月丁未到啟陵鄉。”敦煌漢簡1392AB：“十二月戊戌朔,博望隧卒旦徼跡西與青堆隧卒會界上刻券；十二月戊戌朔，青堆隧卒旦徼跡東與博望隧卒會界上刻券。”這是說，雙方戍卒到達匯合點之后，在預先準備好的符券上刻畫特定記號，各執一半作為此次巡邏任務完成的證明。這些相互驗證的剖符刻券，是上級或監察部門驗問的主要依據。由此可見，在秦漢嚴密的行政體系中，文書傳遞、物資轉運乃至刑徒、士兵的行蹤皆需記錄行跡，并以“刻券”形式相互印證。那么，對于耗費巨資、關乎“國本”的皇帝采藥團隊之行蹤，其記錄要求必然更為嚴格。然而，昆侖求藥之地遠在國境之外，沿途除團隊自身之外，沒有任何機構能與之“剖符刻券”來證明他們的行跡。這樣一來，團隊行程及所采“仙藥”是否確系源自昆侖，便無從稽考。為便于日后監察機構查驗，團隊需要在方便車馬抵達且醒目的位置鐫刻記錄行跡，以備未來核驗人員尋訪確認。

　　可見，“昆侖石刻”的內容既非興之所至的“到此一游”，也非莊重典雅的頌銘詔令，而是一份具備行政效用的行程記錄文書，這類文書本當隸寫在簡牘上，只因采藥團隊身在境外、無人交接，故轉而篆刻到石崖上，以備未來查驗。這一使用場景決定了其文體并不追求莊重典雅，其書寫章法無需縱橫界格。此外，石刻的書寫者與刻工大概率出自隨行的醫巫、工匠群體，其書法造詣自然無法比肩李斯等御用書家所寫之紀功刻石。加之石材等客觀條件也不像紀功刻石那樣完善，即便其書寫氣息相對較弱，風格略顯不統一，亦在情理之中。

　　有學者推測“昆侖石刻”是王莽時期、元代或清代為了“巡視宣威”或祭祀河神所作。不過，只要確定了該石刻不屬于“銘”“詔”等文體，也就排除了這種可能性。此外，筆者也不贊同部分網友稱其是“當地為旅游開發造假”等說法。理由有二：一方面，石刻內容僅言翳率領團隊以昆侖為目的地，于某年某月抵達刻石處（即“車到此”），并明言繼續前行約二百五十里，因此刻辭中的“到此處”未必等于“到昆侖”，更可能指抵達秦人認定的昆侖附近或通往昆侖的要道，若刻石處即為昆侖，則無需再言“前□可二百五十里”；若為旅游開發造假，實無必要增添此句徒增煩擾與潛在破綻。另一方面，若意圖制造“秦始皇昆侖石刻”以促進旅游，按常理當模仿泰山刻石偽造莊重典雅的銘文，申明昆侖方位并凸顯其紀念意義（此類文本偽造的技術難度反而較低），斷無可能選擇行程記錄文書作為文體。

　　從秦漢行政文書的視角來解讀“昆侖石刻”，也有助于理解司馬遷《史記》為何對秦始皇尋求仙藥的故事進行選擇性記載。昆侖求藥團隊，因有行程記錄可資查驗，程序上合規，無論結果如何，皆屬“《春秋》之法，常事不書”范疇，故無需特載于史；反觀徐福之流，無法提供可靠行程記錄來證明他們到達蓬萊附近，故在接受核驗時只能謊稱海中有“大鮫魚”阻撓。對于這種無法驗證、不合程序的謊言，秦始皇竟能一再相信，足以讓史家載之書策，用以說明始皇帝晚年的偏執與荒唐。這也正是史家寓褒貶于敘事的高明之處。

　　稿件統籌：光明日報記者 張玉梅、陳雪

　　《光明日報》（2025年08月29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