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突然調離山東后，為何被雪藏七年未上前線？幕后有四大原因

1937年5月，軍西路總指揮徐向前終于回到了延安，這一路化裝潛行，所經歷的艱難困苦自不必說，然而時任中央總負責的張聞天同志，卻一點也沒有客氣，狠狠地把徐向前責怪了一番，畢竟西征的結局實在悲壯。徐帥沒有辯解什么，他后來回憶說，作為部隊指揮員“打了敗仗嘛，批評、撤職、殺頭都應該，沒什么好說的”。

毛主席很清楚，軍西路的責任不能全算在徐帥身上，因此了解了一下情況后，寬慰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能回來就好，有雞就有蛋”。

此時距離全面抗戰爆發只有兩個月時間了，因此稍后陜北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時，徐向前仍然被任命為第129師副師長，應該說職務是比較合適的。

一方面，第129師的主體是紅四方面軍剩余的部隊（紅4軍、紅軍31等），徐向前回到老部隊可謂是得心應手；

另一方面，鑒于正在批判張某燾的錯誤路線，以及軍西路新敗，由徐向前出任師長肯定又不合適，于是曾經率領過這兩個軍的“援西軍”司令員劉伯承，被任命為129師師長。

1938年3月底，徐向前副師長親自指揮了響堂鋪伏擊戰，此戰殲滅日寇400余人，同時摧毀輜重卡車181輛，成為抗戰初期的經典戰例。

一個月后，徐副師長奉命率第129師、第115師各一部，挺進河北省南部的平原地區，著手創建冀南抗日根據地。

此間陳光和羅榮桓則率115師主力挺進山東，而山東境內又原有地方武裝“八路軍山東縱隊”，兩支部隊如何形成統一的戰斗力，成為當務之急。

于是延安決定以第115師師部及第343旅、山東與蘇北地區的地方武裝合編，組建八路軍第一縱隊。

要知道，山東縱隊所轄各支隊的總兵力，當時已經發展到80000余人，再加上115師東進的數千精銳，我軍在山東的力量此時已經非常可觀，急需一位資歷深厚的帥才坐鎮指揮，于是1939年6月，徐向前就近調往山東，兩個月后出任第一縱隊司令員。

徐帥在山東的工作非常出色，一方面是德高望重，畢竟是黃埔一期的原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因此無論是主力部隊還是地方部隊，都會服從命令聽指揮；

另一方面是軍事指揮能力高超，率領八路軍第一縱隊多次重創日偽，部隊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

然而僅僅一年之后，也就是1940年6月，徐司令員突然接到了返回延安的命令，于是徐向前只帶幾名隨身警衛，穿越大片敵占區和無數條封鎖線，歷經近200天行程，1941年1月才到達延安。

并且這一去就是七年，而非網上流傳的五年之說，直到1947年夏才重返解放戰爭前線，那么徐帥被”雪藏“的原因是什么呢？

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于1928年召開的，而”七大“由于環境和形勢的變化，遲遲未能召開。

直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的1937年12月，黨中央才作出《準備召開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同時成立了準備委員會，最初擬定的會議時間為1941年春季。

”七大“原定的參會代表為450人，其中不少與會同志身處抗日前線，當時敵我態勢犬牙交錯，從各根據地趕回延安，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尤其是八路軍、新四軍的代表，自然也都是部隊高級首長，安全問題馬虎不得，因此大多要提前出發，因此徐帥提前半年多接到命令，并不意外。

可惜1941年初形勢突變，新四軍遭到頑軍的大舉進攻，于是延安的中心工作是如何破局和反擊，是故”七大“被推遲到1943年召開，再后來開展整風運動，會期被繼續推遲，所以黨的”七大“最終是1945年的4月才召開的。

在山東抗日力量的整合過程中，朱瑞、羅榮桓、陳光等軍政首長，都是一方面軍出身，山東縱隊的大部分主要干部，則是抗戰爆發后，舉行多個起義奮起抗日的本地同志，而徐司令員又是四方面軍出身，是故形成了”三駕馬車“的局面。

在羅榮桓同志最終成為山東區軍司令員兼政委、115師代師長兼政委之前，我山東軍政高層內部始終是存在一些矛盾的，如果不能形成統一而堅強的領導，必然影響對日偽作戰和其他工作的開展，所以”三駕馬車”的情況肯定不合適。

所以調離徐帥只是第一步，再后來根據各方面情況的反饋和變化，又先后調離了山東分局書記朱瑞同志、115師代師長陳光將軍回延安學習，這是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下，實現“軍政一元化領導”的必須過程。

1938年發生了張某燾叛變革命的事件，在敵人的安排下，這位原四方面軍的領導人，無恥地搞起了”策反“工作，企圖拉攏原四方面軍的一些干部反水，偏巧山東根據地又是四方面軍將領和部隊最集中的地區，是不可不防的。

比如原山東縱隊的副司令員王建安，抗大一分校校長周純全等將領，都是四方面軍出身；緊鄰的冀魯豫區軍之部分129師部隊，自然也是原四方面軍的隊伍。

甚至第115師344旅的前身紅十五軍團，嚴格來說也是四方面軍的血脈，須知紅25軍那可是從大別山殺出來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原四方面軍總指揮也在山東前線，延安方面有些擔心是在所難免的，這事千萬不要理解歪了，其實是組織上對徐帥的愛護，免得陷入困難和尷尬處境當中。

至于說參加七大，聶帥和陳老總都是1942年以后才返回延安的，這里就點到為止吧。

雖然”七大“會議延期了，但是徐向前回到延安后，仍然得到重用，先是擔任過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副司令員，跟賀老總搭班子保衛邊區，同時還要做晉綏軍的統戰工作，身為山西人氏，徐帥顯然是比較合適的人選。

再后來改任”抗大“代理校長，負責培訓抗日軍政干部，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崗位，了解歷史的讀者，當知延安抗大的歷任校長和政委，話無需多說。

因此妄言徐帥被”雪藏“也是不準確的，一方面在延安仍然擔任要職，陜甘寧晉綏聯防軍的主力也位于前線，另一方面，徐帥在延安期間，確實出現了傷病問題。

1941年2月，也就是徐向前剛剛返回延安后不久，在送別一批前往山東根據地的干部時，徐帥的坐騎受驚，墜馬受傷釀成左腿骨折，這當然是需要靜養的。

之后又查出肋膜炎，多次發生低燒癥狀，經過醫生會診，其身體狀況已經很難適應領兵作戰，必須得到充分休養。

后來在解放戰爭的太原戰役期間，徐向前的肋膜炎曾經一度加劇，已經到了只能臥床的程度，因此總攻階段是由彭老總實際指揮的，可見這個病情的嚴重性。

所以在飽受傷病困擾的情況下，中央沒有再派徐帥返回抗日前線，這也是客觀事實。

抗戰勝利以后，徐帥的身體仍然沒有完全康復，雖然當時被任命為晉冀魯豫區軍第一副司令員，但是并未第一時間趕回前線，直至1947年6月間，終于回到闊別七年的戰場，以晉冀魯豫區軍副司令員的身份，率領留在晉南的部隊，開始了對閻軍的作戰。

1948年5月，各戰略區重新調整劃分，徐向前改任華北區軍副司令員兼第一兵團司令員，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歷經艱苦作戰，終于勝利解放山西全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