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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千（右二）與王季遷（右一）、王方宇（左二）及美國著名中國古書畫收藏家John.M.Crawford.Jr合影 來源l 收藏家 作者l 丁霏 原題l 食跖數千而后足——王方宇八大山人書畫收藏及研究方法 王方宇的本行是漢語教學，卻成為海內外八大山人書畫的最大藏家。幾十年來他不僅到處尋覓八大的蹤跡，履行著收藏家的職責，而且積極研究八大所有現存書畫，成為八大山人專項研究的著名學者。作為業余愛好的學術研究成果甚至超過了很多專門研究八大山人的專家，這一點令人欽佩，也引發我們去思考其收藏逐步建立的軌跡和學術研究的方法。本文以《天倪—王方宇、沈慧藏八大山人書畫》《荷園主人—八大山人的生活和藝術（1626～1705）》以及王方宇編《八大山人論集》為基礎資料，試圖從王方宇的收藏過程和學術研究中找到一些有價值的突破口，從而能夠更加直觀地把握其收藏軌跡和研究方法。 一、王方宇最初涉足收藏領域的情況 王方宇的收藏成就和學術視野與其深厚的學養以及中國傳統文人的知識結構息息相關。“他于1913年出生于一戶名門望族，是家里最小的男孩，在五個孩子中排行老三。這個大家族擁有很多藏品，其中就包括書畫作品。王方宇在這樣一個高度提倡學問的文化環境中成長起來，并從三歲開始學習書法。”這是其子王少方在弗利爾美術館出版的遺贈目錄中對父親早年經歷的描述，并認為父親是一位“來自于傳統中國的文人學者”。王方宇之后的經歷則更加清晰：他于1936年畢業于輔仁大學教育系，1944年負笈美國，1946年獲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先后任教于耶魯大學和西東大學，并曾任西東大學亞洲學系系主任。也就是說，王方宇是學教育出身，到美國后繼續深造，最后從事漢語教學工作。實際上在1945年攻讀碩士學位期間，他就已經執教于耶魯大學，并且一教就是20年。毫無疑問，穩定的工作、良好的收入是收藏的基本條件，而且對于王方宇而言，這項工作還讓他接觸到一些熱愛東方藝術的朋友，對日后的收藏幫助很大。① 其中一位就是鼎鼎大名的古董商兼收藏家安思遠。此人在耶魯讀書期間結識王方宇，多年關系一直在師友之間，王方宇的收藏活動也與他有直接關系。王方宇并非一到美國就開始從事書畫收藏，根據現有資料來看，有兩條記述涉及王方宇最初接觸收藏領域的情況。其一，王少方在《橫跨兩個世界》中講到：“我父親通過安思遠認識了龐耐（Ms.Alice Boney），她后來成為我的教母。”龐耐很早就從事亞洲藝術品交易，并且文中明確提到王方宇是通過她，才開始在美國收藏中國器物、繪畫的。其二，安思遠為遺贈目錄撰寫的文章也回憶了那段往事。大約在安思遠認識龐耐一年后，她決定讓他去耶魯學習中文。在這期間安思遠結識了王方宇，成為他的學生。②通過整合以上兩條記述，我們基本上可以確定王方宇進入收藏領域的時間，應該是在安思遠結識王方宇，又將其介紹給龐耐之后。
清 八大山人 行楷臨王寵書閻防夕次鹿門山作詩冊頁30×34.3厘米 弗利爾美術館藏
清 八大山人 行草書臨黃道周尺牘冊頁兩開（第二開）25.1×32.5厘米 弗利爾美術館藏
清 八大山人 椿萱圖軸172.1×92.4厘米 弗利爾美術館藏
清 八大山人 竹石小鳥圖軸164×90.6厘米 弗利爾美術館藏 龐耐是美國著名的古董商人，1924年在美國開設最早一家經營中國藝術品的畫廊，憑借其獨到的眼光，一生經手（包括收藏）大量中國文物藝術品。這些文物中多數是頂級藝術品，想必它們一定會激起王方宇欣賞的共鳴。同時，對中國文物外流的情況，王方宇也有切身體會。王少方在文章中提到戲劇性的一幕，王方宇在龐耐家見到了王家祖傳的黃釉大盤，它于抗戰時期被廉價出售，不想竟在美國古董商家中見到，這次“相遇”對王方宇的震撼可想而知。筆者認為，對于像王方宇這樣一位從小在國內長大、接受傳統教育的華人而言，在海外收藏中國文物，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種“他鄉遇故知”的心境，曾經喜歡或是見過的東西現在成了外國人的藏品，占有的欲望往往會引發最初的收藏。恰好此時作為古董商的安思遠在為他的生計忙碌，有了收藏欲望的王方宇便與他一同奔波于各個展覽、拍賣之間，王少方將那段時間描述為“課堂上他們關注普通話，但是老師和學生的心里卻都想著中國藝術品”。③不過照安思遠的說法，正是這樣的奔波使得兩人開始有了一些成功的投資，當然王方宇的收藏也就此起步。 二、王方宇所藏八大山人書畫的來源問題 幾乎所有資料在涉及這一問題時都會提到張大千。王少方在遺贈目錄中提到其父“捐贈給弗利爾美術館的很多八大山人書畫都來自張大千”，④但是未涉及具體細節，僅告訴我們一個事實。在李何《王方宇的海外“八大”情結—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八大山人花鳥畫作品賞析》中說得更為詳細。“20世紀50年代張大千旅居美國，因急籌生活之資，公開出售自己所藏石濤和八大山人的作品。作為張大千先生的多年摯交，他曾以分期付款方式，購得八大畫作20余幅。”這里交代了購藏的方式、數量以及出售藏品的原因，但是并未提及這一資料的來源，不知是否可靠。王季遷在遺贈目錄中以交易介紹人的身份談及此事，但仍未涉及具體細節，比如購得的作品名稱、交易金額、其他當事人的情況等等。⑤ 根據張大千傳記中的資料，他在美國確有一段時間生活窘迫，曾向國內低價出售了五代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五代董源《瀟湘圖》、宋代劉道士《萬壑松風圖》及一批珍貴文物書畫，⑥而至于他與朋友之間的私人交易則沒有任何記載，可能也難于有直接的材料。但是為了說明張大千舊藏在王方宇藏品中的地位和影響力，筆者以現藏于弗利爾美術館的33幅八大山人作品（原王方宇藏品）為例，通過考察其上張大千的印章、題跋來大致區分這些作品的來源。這33幅八大山人書畫由兩部分構成，一為王方宇立下遺囑，讓其子王少方代為捐贈的20幅書畫精品，二為王少方后又讓出的13幅書畫小品，由卡本特基金會出資為弗利爾美術館購藏。
下表根據《荷園主人—八大山人的生活和藝術（1626～1705）》整理而成
14 《行楷書張九齡〈題畫山水障詩〉》冊頁 √大千之寶15 《行楷書孫逖〈奉和李右相中書壁畫山水詩〉》冊頁 √藏之大千16 《行楷書杜甫〈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詩〉》冊頁 √大千居士17 《（傳）懷素草書〈圣母帖〉并八大山人行楷釋文題跋》卷 √18 《行楷書孫逖〈奉和李右相中書壁畫山水詩〉》軸 √19 《艾虎圖》軸 √ 外簽：“八大山人《艾虎圖》。無上神品。大風堂供養。”南北東西只有相隨無別離、大風堂漸江髡殘雪個苦瓜墨緣、大風堂珍藏印、張爰私印、千秋愿20 《行楷書〈興福寺半截碑〉》廿開冊 √外簽：“八大山人《臨半截碑》真跡。大風堂供養。壬辰閏五月重裝，大千居士題。”鈐印兩方。藏之大千、大風堂漸江髡殘雪個苦瓜墨緣、大風堂21 《山水圖》軸 √22 《草書耿湋〈題清源寺詩〉》軸 √ 別時容易、球圖寶骨肉情、大風堂漸江髡殘雪個苦瓜墨緣、不負古人告后人23 《芍藥圖》軸 √外簽：“八大山人《芍藥》無上神品。大風堂供養。”鈐印兩方。大風堂漸江髡殘雪個苦瓜墨緣、球圖寶骨肉情、別時容易、敵國之富24 《五松山圖》軸 √大風堂漸江髡殘雪個苦瓜墨緣、張大千長年大吉又日利、別時容易25 《行草書白居易〈北窗三友外簽：“八大山人《五松山圖》。紙本淡設色，晚年精作。大風堂供養。”鈐印兩方。詩〉》冊頁三開 √ 大千居士、大千璽、大風堂漸江髡殘雪個苦瓜墨緣、張爰、三千大千26 《椿萱鹡鸰圖》軸 √外簽：“大風堂供養，八大山人庚辰畫《椿萱鹡鸰圖》真跡，時年七十五歲。”大風堂漸江髡殘雪個苦瓜墨緣、不負古人告后人、南北東西只有相隨無別離、己丑以后所得、球圖寶骨肉情、敵國之富、別時容易27 《雙雁圖》軸 √己丑以后所得、球圖寶骨肉情、南北東西只有相隨無別離、大風堂、別時容易、大風堂漸江髡殘雪個苦瓜墨緣28 《行草書唐詩》四條屏 √ 大風堂、大千好夢、大千之寶、大風堂長物、大千游目、不負古人告后人29 《玉簪花圖并草書節錄姜菱外簽：“大風堂供養，八大山人晚歲畫《蘆雁》真跡神品。己丑以后香港所得。”〈續書譜〉》冊頁兩開軸 √ 外簽：“八大山人《玉簪》。大風堂供。”鈐印兩方。別時容易、大千游目、南北東西只有相隨無別離、大風堂漸江髡殘雪個苦瓜墨緣、球圖寶骨肉情30 《行書五言句》對聯 √31 《行楷臨王寵書閻防〈夕次鹿門山作詩〉》冊頁 √大風堂32 《行草書臨黃道周尺牘》冊頁兩開 √大風堂珍玩33 《仿倪瓚山水圖》冊頁 √
清 八大山人 荷花雙鳧圖軸184.1×95.5厘米 弗利爾美術館藏 由上表可知，這33幅作品中僅有9幅沒有任何可以證明為張大千藏品的信息，換言之，張大千的舊藏在這批作品中的比例高達73%，若以王方宇精選出的20幅為考察對象，那這一比例就為75%。當然這其中可能不僅有當年張大千轉讓給王方宇的藏品，或許還包括王方宇從別處得到的張大千舊藏。同時我們還應看到，王方宇認為的那20幅精品，除了5幅原非張大千舊藏以外，都鈐有張大千的多方印章，表明其珍視程度；并且張大千書寫題跋或是外簽的作品也無一例外都在那20幅之列。顯然，王方宇是欣然接受了張大千的鑒定結果，對張大千視為至寶的作品給予了同樣的珍視。可以說這些張大千認為的八大真跡就構成了后來王方宇鑒藏的基礎，他以這些標尺作品來研究八大山人，從而找出規律，進而再去鑒定其他作品。 三、王方宇所藏八大山人書畫精品的最終歸屬 前面已經部分提及弗利爾美術館接收的王方宇舊藏，這里再根據現有的資料盡可能復原當時的情形。 弗利爾和賽克勒美術館館長朱利安·拉比(Julian Raby)在遺贈目錄中簡要記述了弗利爾得到王方宇舊藏的經過。在王方宇1997年去世后，王少方選擇了弗利爾美術館作為其父精選的20幅八大山人書畫的永久收藏地。1998年，王少方又讓出了13幅八大書畫小品，包括12幅書法，1幅繪畫，由卡本特基金會出資為弗利爾購藏。翌年，王少方再次將其父的研究檔案文件一起捐贈給了弗利爾的檔案館和幻燈片庫。⑦ 事實上在此之前，張子寧作為弗利爾和賽克勒美術館中國書畫部的負責人，“為七十五周年館慶，曾專程走訪王方宇先生，敦請他讓出所藏八大山人書、畫各一。……王先生同意考慮，并謂將動心臟手術，讓博物館購藏一事待手術后再議。”之后，手術并不成功，“他留下遺囑要他的兒子王少方，將其精選的二十幅八大書畫及十五幅齊白石，選一適當的博物館捐出。”⑧由此可見，在弗利爾接收王方宇舊藏的過程中，王方宇本人是缺席的，其子王少方成為這場捐贈中的主導性人物。那么我們必然要問，是什么促使他選擇弗利爾美術館的呢？畢竟王方宇雖然答應考慮，但是并未做出選擇，而且多家博物館都在積極爭取這項捐贈。王少方在遺贈目錄中專門給出了理由。首先，弗利爾美術館與賽克勒美術館合為國立亞洲美術館，弗利爾美術館一直致力于廣泛收集亞洲藝術精品。其次，這一捐贈對于弗利爾而言，可以切實增強其中國畫收藏，而它現已成為對八大山人感興趣的學者、藝術家在美國的目的地。我們希望這批書畫不僅在展覽中被觀賞，而且還要引發某些問題的討論。再次，我們還希望捐贈和購藏的八大山人書法作品，能夠與安思遠先生捐贈的260件精彩的書法作品，以及美術館已有藏品，一起使弗利爾成為中國書法最富有的收藏地。⑨除了以上原因外，安思遠的協助對弗利爾獲得這批藏品至關重要。在他看來，在美國的博物館中，沒有能與弗利爾美術館相媲美的，弗利爾為學生提供了接觸遺贈的機會，大概也正因如此，他才建議王少方選擇弗利爾為八大山人書畫的永久收藏地。⑩ 四、王方宇對八大山人書畫的研究方法 王方宇在學術上的主要成果是對八大山人的個案研究。由于研究對象本身的復雜性，因此王方宇特別注意材料的搜集。“近二十余年來搜集有關八大山人的資料，其中最重要者，是他的作品。這些材料，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原跡書畫；第二類是原跡照片和印本；第三類是文字著錄和所錄詩文函件；第四類是當時以及后人撰寫之事跡和書畫題跋。”筆者沒有見到王方宇及家人對藏品數量的描述，但有學者文章中提到王方宇“收集到的八大書畫作品多達70多幅，書畫照片1000多幀”。王方宇對作品的重視，可能首先是由于他的藏家身份，他最先接觸到的是書畫本身，吸引他的也是書畫本身，而這恰恰是一般學者所不具備的條件，因此他們會著重于考察八大山人的家世或傳記，少分析作品本身。再者王方宇同時也是一位書法家，對筆墨語言的熟悉乃至精通，都一一表現在對八大的作品分析當中。 在完成材料的收集之后，王方宇將這些材料匯集一處，進行斷代分期和排比研究。由于他特別重視目睹的原跡、照片或復印本，因此在研究中常常以此為據，兼及文字著錄等其他材料。他結合八大山人的生活經歷，將公認為八大山人真跡中的畫法、書法、詩文、簽款、圖章等，分門別類進行斷代分期，確定每一時期作品的細部特征，從而為鑒定八大山人作品提供了比較可靠詳實的依據。以款印為例，王方宇對八大山人現存作品的所有款印進行排比研究，分析出各個時期使用的相同或不同的款印，以及經常組合出現的情況。比如，“八大山人是朱耷晚年常在書畫函件上簽署的別號”，見于1684年到1705年之間，因此它在早期作品中肯定是不見的。再如，“'何園’'拾得’是晚期所用的別號”，這兩種印鑒在早期作品中也不見。確定款印的使用時間可以為劃分八大山人的藝術歷程提供依據。比如王方宇將題“八大山人”為別號的21年，以甲戌（1694年）作為劃分早期和晚期的一年。他提出的劃分依據包括“八”字的寫法、“畫”和“寫”、常用的圖章、簽用的名號、畫押、書法、畫法、詩文和室名，其中款印就成為重要的證據。完成這樣一張款印的年代表不僅能夠為藝術分期提供依據，還可以為鑒定提供力證。楊仁愷高度評價了王方宇的《八大山人書畫的贗本》，認為“把偽本按筆畫、畫法、章法、簽款、圖章來分類，特別是通過印鑒找出哪些仿作是出諸一人之手的畫，再進行歸類……這種方法可以'求同存異’，發現過去忽略的問題。”而王方宇也的確通過他的比較研究，發現了7類仿品流傳于世，表明其方法在實際運用中行之有效。
清 八大山人 雙雁圖軸83.5×90.2厘米 弗利爾美術館藏
清 八大山人 落花、佛手、芙蓉、蓮蓬冊頁四開21.9×28.8厘米 弗利爾美術館藏 王方宇對八大山人作品的研究方法與鑒定真偽息息相關，并非美術史家通常的大談氣韻之舉。他以藏家身份介入八大山人研究，因此他的關注點始終不離那些可操作的領域。他的八大研究實際是一個龐大而綜合的體系，在一種近乎科學的研究態度之下，進行資料的收集、整理、比較分析，最后得出結論，這些結論又成為下次收集資料的貯備知識。這種科學的態度也可見于王方宇1975年所寫的一篇文章，其中他提出將八大山人與電子計算機聯系起來的設想，聯系的方向之一為“走向使電子計算機協助甚至于完全自動鑒定八大山人作品的真偽”。既然王方宇認為這一方向在理論上具有可能性，那就我們目前對計算機的認識而言，這一可能性就說明他認為所有的鑒定要素都是可以量化的，都是可以變成指令傳達給計算機的，換言之，王方宇認為他對八大山人作品所作的每項研究都具有可操作性。同時，他在研究中的態度極其嚴謹，依材料說話，有幾分材料說幾分話。當然，王方宇對八大的研究也相當全面，或考證八大的身世、或分析畫面中的筆墨，或對八大留下的“不盡可解”的詩文進行解讀，這種解讀尤見功力，他運用考據學的方法，找出典出何處，含義如何等等。 五、小結 王方宇給自己的書齋起名為“食雞跖廬”，大致可以反映他的收藏、研究之特點。這一典故出自《呂氏春秋》，謂“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后足；雖不足，猶若有跖。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高誘注:“跖，雞足踵。喻學者取道眾多，然后優也。”因此后世以“食跖”來比喻善學而知識淵博，還比喻廣泛搜求，點滴積累知識。筆者以為王方宇在搜求藏品和搜集研究資料上很有些“食其跖數千而后足”的干勁，他重視每件作品，不論是真跡的原件、復印件、照片或是偽作，他都想方設法獲得全部資料，而又得益于他在哲學、文學、歷史、書法上的深厚學養，使得他可以完全利用這些資料，才能成就顯赫的收藏和扎實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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