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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
趙文深（原名文淵，因避唐諱改今名）原本是北方有名的書家，最初也改學王褒的書體，但后來發現無法達到王褒的水平，于是致力于以王羲之的法度書寫大楷，用于書寫碑榜，這是王褒做不到的。趙文深因此開創了碑由書家書寫，匠工刻石的先例，并因此名聞南北。《北史》中首次將碑榜合舉的記錄，僅在趙文深的本傳中出現。趙文深在北方被譽為學習王羲之書法成績最優者，與另一位趙孝逸學習王獻之書法，同被視為高手。
竇蒙在《述書賦注》中說“這兩人獨負二王之法……臨二王之跡，人間往往為貸”的話，但葉昌熾在《語石》中仍然認為：“他們的書法雖然險勁，但仍未脫去北書獰惡之習。”后來，趙文深因書法深得朝廷寵愛，不僅因此獲得美職，而且在國家需要書寫大楷的地方，非他莫屬。因此，書家書寫碑文實際上是從趙文深因學王羲之不及王褒，另辟蹊徑，利用王褒所不能達到的方面以求勝過他開始的，之后王褒果然因此退讓，歷代相傳的石刻法也因此而轉變為刻石。
書家書寫碑文，這在古代是前所未有的。王褒最初從南朝來到北方，并不習慣于這種做法。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中記載了這件事：“王褒入關，以書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耶。”書家書寫碑文的風氣，由北周的王褒和趙文深開始，到了隋朝流行并推廣開來，如丁道護書寫的《啟法興國寺碑》中就自署其名于碑上。而《隋龍藏寺碑國寶級唐翰本》毫無疑問是用“二王”筆法所書寫的。隋朝還有與智永齊名的智果，張懷璀在《書斷》中稱贊他“工書銘石”，這些都是書家書寫碑文的最早實錄。《書斷》還提到“隋煬帝……曾對智永說：'你得到王羲之的肉，智果得到王羲之的骨。’”王體書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隋朝，之后唐代的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等相繼出現并傳承，唐楷由此形成。
二帖之發生與普及
1、“帖”的五次變遷
“碑”與“帖”這兩個字的原始含義都與石刻文字無關。在《說文解字》中，“帖”被定義為“帛書署也”，其中“帛”是古代對絲織品的總稱，現代語言中稱為綢。《辭源》解釋說：“帖，以帛作書也，書于帛者曰帖，書于竹木者曰簡冊。”這是“帖”字的本義。在古代，人們不知道如何使用紙張，書寫時使用竹簡木板，或者在帛上書寫。后漢時期發明了造紙技術，竹木簡冊的使用逐漸被淘汰，帛和縑素與紙張并用于書寫信件，這種用法持續了數百年。到了隋唐時期，帛書仍未完全消失。當時，所有較小的書寫篇幅都被稱為“帖”。
帖是書寫件的名稱，這是“帖”字作用的一個變化。這種習俗始于后漢，民間喜歡收藏書家的手跡，視為珍寶，書家所寫的短札、尺牘等被留作世間的寶貝，稱為“帖”，如陸機的《平復帖》、王羲之的《奉橘帖》（見《王羲之墨跡摹本全集聯卷》），名人墨跡被稱為“帖”，這是“帖”字作用的一個再次變化。宋代開始有收集古代書家手跡刻石的行為，稱為叢帖或匯帖，“帖”字開始用來指稱石上的刻字。石上刻字的體制有大小之分，大的稱為“碑”，小的稱為“帖”，這是“帖”字作用的一個第三次變化。民間臨摹練字時，選取碑帖的拓本裝裱成蝴蝶式的冊頁以便閱讀，稱為“帖”，有時包括碑在內，統稱為“碑帖”。帖作為習字的范本，這是“帖”字作用的一個第四次變化。近代書法家分為碑學和帖學兩大流派，學習漢魏六朝碑碣字跡的稱為碑學；遵循鐘繇、王羲之的書法，大字以唐楷為標準，小楷行草兼學宋、元、明、清所刻之帖的稱為帖學。帖代表書體的一派，這是“帖”字作用的一個第五次變化。
2、盛世刻帖，書道為尊
叢帖刻印的最早形式是宋代的《閣帖》。《閣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后漢時期士人對于書法的熱愛。漢元帝時期，史游匯集當時流行的草隸而成《急就章》，開始有了“章草”的流行，上下通行方便，毛筆因此開始在書寫中發揮其獨特作用，字體逐漸從實用性向藝術性發展，引起了社會人士對字畫的喜愛。從那時起，擅長書法的人所寫的書信簡牘往往被人收藏視為珍寶，從帝王到臣民都形成了這種習慣。《前漢書·陳遵傳》中提到陳遵“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弆以為榮。”后漢北海敬王睦，光武帝的兄長伯升的孫子，“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及寢病，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又后漢中葉至魏代，草書的名家輩出，由章草變為今草，再變為行草，最終演變為真書（即楷書），期間張芝、鐘繇、索靖、衛覬等人的片紙只字，得到的人視為珍寶，已與今人玩賞字畫古董無太大差異。
永嘉兵亂時，世家大族紛紛南遷，多隨身攜帶張芝、鐘繇、索靖、衛瓘等人的墨跡，見于史冊的例子，如王導將鐘繇的《宣示表》置于衣帶中過江，還有王導的族弟王廙，王羲之的老師，得到索靖的《七月二十六日帖》，四疊衣中以渡江。當時士大夫攜帶張、鐘、索、衛等人的墨寶南下的人，這只是史冊所記載的，實際人數應遠超過此。張、鐘、索、衛等人的書法包括真書、行書、草書在內，由此流傳江南，蔚成風氣。王、謝、庾、郗等大族子弟，莫不以書法相互傳習，幾乎人人能書。王羲之父子繼承張芝、鐘繇，創造新體，極為精妙，無人能及，尤其受到同時代書家的欽佩贊嘆，其書法爭相收藏，視同拱璧，一尺一寸的紙張，得到的人都感到幸運。王羲之父子的墨寶受到珍重，在他們生前就已經如此。孫過庭在《書譜》中提到的“老姥遇題扇，初怨而后請，門生獲書機，父削而子懊”等傳聞，當時必定不少。王獻之的書法被人珍藏，不遜色于其父，與簡文帝書十紙，題其后云：“下官此書甚合作，愿聊存之。”
“二王”的墨跡在他們去世后價值愈發昂貴，一旦入手，往往會被精心裝裱成冊，以便欣賞。例如，桓玄曾經挑選王羲之的縑素和紙書中的最美者各成一冊，常置左右，即使在南逃時非常狼狽，也仍然隨身攜帶，臨敗時，他將這些冊子全部投入江中。
中國歷代內廷收藏書法墨跡，實際上是由南朝的王室開始開創的。最初的收藏只限于“二王”，分卷貯存，以宋孝武帝為最早。宋明帝整理舊藏，將縑素、紙書、扇書分為三類，訂立了卷帙分類制度，為后代建立了內廷藏帖的規模。齊武帝在收集的范圍上更為廣泛，除了“二王”外，還包括古今名家，遠的如鐘繇、張芝、索靖、衛瓘，近的如王恬、王凝之、王允之等，無不收錄，如后世歷經輾轉的《王羲之臨鐘繇千字文三希堂本》。
梁武帝對秘閣收藏最為用心，即位時，內府積貯前朝的藏品已經非常豐富，于是他命人拆卸舊裝，重新裝裱，華貴精美一時無兩，當時有“珊瑚軸，織成帶，金題（題，端也），玉躞（躞，軸心也）”之稱。侯景篡位時，書府的藏品遭到破壞。侯景被平定后，梁元帝即位江陵（今湖北省），王僧虔將所有收藏移至朝廷所在。梁元帝承圣三年，魏軍襲擊荊州，元帝將要投降，將古今圖書和“二王”的遺跡全部焚燒，歷代積累的藏品一時化為灰燼。陳朝滅亡時，周將于僅等收羅遺珍，還得到四千卷，準備運往長安北都。
隋朝建立后，煬帝在大業末年幸江都，秘閣圖書隨行，中途船只傾覆，大部分沉沒，幸存者寥寥無幾，使得王氏墨跡又一次遭遇劫難。煬帝被殺后，圖書先被宇文化及收去，后又幾經易手，最終歸唐所有。王羲之的墨跡經過如此三次的掃蕩，到了唐朝開國之初，更加顯得珍貴稀有。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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