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提升審查調查筆錄制作質量

題記：職務犯罪審查調查，是根據犯罪構成要件要求，整理形成案件事實的過程，筆錄制作是其中的重要流程。犯罪過程沒有影音監控資料，無法回放獲取“完全真實”的自然事實；也沒有“腦機接口”，可供提取嫌疑人、證人主觀方面的“真實想法”。從這個角度說，筆錄制作是以構成要件為“圖紙”，客觀書證為“原材料”，“加工”形成言詞證據的過程。長期從事審查調查的人員，對筆錄制作都有深刻體會，那就是“關鍵不在于對方說什么，是我們需要什么”。經過長期的實踐訓練，發現筆錄制作的方法精髓，是做足基礎性準備工作，有“說是做筆錄，實則是通知對象簽字確認”的內心確信。

如何有效提升審查調查筆錄制作質量

筆錄制作是高質量開展審查調查工作的基礎，好的筆錄就像“真實生動的故事”，語言通順流暢，重點突出，情景感強，當事人心悅誠服簽字確認且不翻供，審理、檢察、審判等后續辦案人員閱看后無疑惑。想要形成高質量的審查調查筆錄，談話人員問好很重要，記錄人員記好也很關鍵。實踐中，總會遇到各種問題，需要摸索、總結和交流，通過實戰不斷提升筆錄制作能力。

一、高質量筆錄的評價標準

（一）要件要素齊全

筆錄從形式到內容都有明顯特征，涵蓋程序要素、格式要素和實體要素三個方面的內容。程序要素，是指筆錄制作必須符合監察法及實施條例等紀法規定的程序性要求。比如，首次訊問應當出具《被調查人權利義務告知書》,詢問證人應當出具《詢問通知書》且在法定地點進行；談話人員身份、回避情形、同步錄音錄像等程序性告知規定。格式要素，是指筆錄文本應當符合有關紀法規定對于言詞證據的格式要求，以及紀委監委內部約定俗成的形式規范。例如，筆錄文頭、起止時間、頁碼格式、核對、簽名、捺印、排版、字體等，以及書證辨認、物證出示的記錄方式等，應當符合有關格式要求且全案統一。實體要素，是指筆錄記錄的案件事實滿足犯罪構成要件條件，符合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證據標準。筆錄應圍繞主體、客體、主觀方面、客觀方面證明目的和標準記錄，確保結合書證等其他證據材料，能充分證實嫌疑人客觀上實施了犯罪行為，主觀上存在故意或者過失，且應當追究刑事責任。

（二）邏輯結構合理

高質量的筆錄，邏輯結構合理是前提，案件事實情節緊湊，既有起承轉合的法律邏輯關系，又符合現實生活經驗常識，具備真實性和可信度。主要體現在時間邏輯、事理邏輯、體例邏輯三個方面。時間邏輯，是指事物在時間維度上體現出來的先后關系。每起犯罪行為從預備、實行到結果完成都有先后順序，筆錄應當清晰反映犯罪事實從開始、發展到結束的漸次遞進關系，次序不能顛倒。好的筆錄，善于通過時間順序鋪展內容，以不同時間節點為線索來串聯文字。比如，謀利事項較多、行賄事實與謀利事項并非一一對應的案件，一般先按時間順序分別記錄行受賄事實，再分別記錄謀利事項；行受賄事實與謀利事項有明確對應關系的，則在記錄一件行受賄事實后，緊接著記錄相對應的謀利事項；事后有退贓、訂立攻守同盟的，應當先記錄退贓、訂立攻守同盟的背景情況等。事理邏輯，是指客觀事物所遵循的自然規律，即任何事物的發展和演化都有其規律性。犯罪學研究表明，犯罪行為在不同地域、不同時間、不同群體中的分布存在差異。也因此，筆錄制作得按照“常理”來，這樣才能反映案件全貌，否則就會千篇一律或者天馬行空，影響可信度。比如，行受賄案件中，一般應當先記錄行受賄雙方認識交往情況，因為沒有認識及逐步熟悉的過程，行受賄一般不會發生；“被圍獵型”與“主動貪婪型”行受賄案件事實，實踐中表現形式差別較大，筆錄要能夠精準呈現。體例邏輯，是指不同文種所特有的框架結構、表述范式。出于表達需要，起草文字必然要做綜合與分析，既論述整體，也考慮局部；既講面上的情況，還要看點上的情況。復雜案件的筆錄，應當考慮行文體例問題，必要時順序、倒敘、插敘相互結合，使主題切入更自然、邏輯更順暢，使得閱看人員對案件事實有更立體的理解，避免產生分歧。特別是“代持”“合作投資”“保管”“許諾”“借貸”等新型賄賂案件的筆錄，利益輸送這條主線必須十分明確，通過記錄雙方交流互動的所有細微環節，呈現“合法形式”掩藏的非法利益，徹底揭露權錢交易、以權謀私的本質。

（三）關鍵細節到位

筆錄最關鍵地方往往就幾句話，細節處理得當，待證事實一目了然。主要體現在用語得當、表述準確、關聯性強三方面。用語得當，是指筆錄用語要恰當，不能認為“意思到了”就可以。有時候，往往回答的某句話、某個詞就能反映出案件要點和本質，遣詞造句不當，則會給案件帶來負面影響。問話也一樣，稍不注意就成了指供或者誘供。筆錄提問要規范使用紀言紀語、法言法語，回答內容要符合談話對象身份特征，避免缺乏嚴肅性，甚至出現歧義。比如，一個文化程度低的對象說大量的法律專業術語，這樣的表述就顯得不真實。表述準確，是指筆錄內容既“周延”又“干凈”，沒有歧義。簡單來說，筆錄“周延”，強調“該有的都有”，既要正面問，也要反著“堵”。比如，行受賄案件中，不但要讓對方正面回答收受錢款問題，還要設問排除狡辯其他經濟往來的可能。筆錄“干凈”，著重強調“不該有的都沒有”，內容目的性明確，適當取舍，不“拖泥帶水”。關聯性強，是指筆錄內容與待證事實之間具備強關聯性。筆錄是為了證明案件事實，與之無關的內容不要出現。在案筆錄要互相銜接、相互印證，形成完整閉合的證據鏈條。筆錄自身前后內容，以及配合出示的書證，要互相銜接；新做的筆錄與之前所取筆錄、書證、視聽資料沒有矛盾，能相互印證；必要時，筆錄制作還要充分考慮后續取證可能出現的新情況，適當留有余地，確保補強效果。

二、如何制作高質量的筆錄

（一）站在全案角度思考筆錄，明確目標任務

接到筆錄制作任務，不能有就事論事完任務心態，只站在事務性角度思考問題，這樣很難做出高質量的筆錄。要有大局觀念和整體思維，站在全案視角審視具體筆錄的制作目標要求，思考需要制作的筆錄在全案證據鏈體系中的位置和證明作用。要樹立以審判為中心的工作理念，多站在法官、檢察官、律師的角度換位思考看待案情，在參與談話筆錄制作前，充分了解談話的意圖、步驟、策略、方法等，明確要收集哪些言詞證據，解決什么問題，防止筆錄制作簡單隨意。

（二）圍繞構成要件分析案情，擬定談話提綱

除突發性案件外，筆錄制作前，應當事先擬定談話提綱。要圍繞犯罪構成要件，吃透前期調取的證據材料，盡力掌握談話對象文化程度、所屬行業、性格特征等“活情況”，深入分解待證事實，做到對來龍去脈、時間節點、關鍵地點、謀利事項、商議過程、關聯證人等了然于心。要初步構建筆錄敘述體系，明確重點要記錄什么，先記錄什么，后記錄什么；如果配合得好應該怎么記，萬一對方不夠配合，至少要記到哪個程度。這些問題，要盡最大可能做到心中有數，據此擬制出相應的談話提綱。

（三）靈活控制談話節奏，掌握記錄主動權

筆錄制作，是在不偏離當事人所講原意前提下，根據犯罪構成要件提煉出案件事實的過程。某種程度上講，案子是“做”出來的，關鍵的筆錄做好了，案子也就成了。記錄人員要堅持循循善誘，不管對象說什么，不管表達方式和用語習慣有何不同，都能始終不脫離犯罪構成要件要求，不遺漏任何能夠證實犯罪問題的細節。形象地講，必須掌握好記錄主動權，“不是對方說什么，我們就記錄什么，是我們需要記錄什么，就讓對方說什么”，絕不能跟著對象的思路天馬行空。否則，就可能導致不該記錄的記了一大堆，該記錄的卻記錄不到位。

（四）認真做好后期校對，適當調整修訂

筆錄完成后一定要認真校對，必要時適當調整修訂。重點檢查犯罪構成要件涉及的內容是否完備，時間、地點、人物、因果關系等構成要件要素是否清晰，前后是否存在邏輯矛盾。要與前期取證到位的證言、書證等材料進行比對分析，梳理下一步證據補強方向，通過梳理重新審視筆錄內容是否記錄到位。最后，要檢查制作時間、地點、頁碼、調查人員簽字等程序、格式內容是否齊全，有無錯字、漏字、語病、模糊詞語等瑕疵，字體、行距、排版是否美觀等等。

三、實踐中常見的問題及建議

（一）缺乏過渡和銜接，“一逗到底”現象明顯

問題：習慣性使用“你今天有什么問題需要主動向組織說明”方式設問，頻繁使用“接著講”“接著說”進行銜接，談話過程和談話目的不直觀。一個問題的回答內容多達兩三頁，連續兩三頁都不分段，逗號、句號不分。這種“一逗到底”的筆錄，邏輯性不強，內容凌亂，讀起來很費勁，證明效果也不好。

建議：一是按照構成要件條件設問，克制簡單設問的“偷懶”習慣。比如，行受賄案件客觀方面，是否請托過、如何請托、如何答復、是否為對方提供幫助、如何提供幫助等等，不能簡單認為只要對象談到了就行，關鍵內容必須以單獨設問、回答方式體現在筆錄中。二是按照構成要件要素設問，避免過度使用“繼續講”“接著講”等無針對性的設問。疑難復雜案情，先充分聽取談話對象陳述，再細分時間、地點、人物、起因、經過、結果等要素，拆解案件事實，歸納提煉段落大意，再按要素正式提問和記錄，形成完整敘事。常見的，多次收受賄賂或多次利用職權，采取“一事一記”，避免同一份筆錄混雜諸多問題，就是出于這方面的考慮。三是聚焦問答、主動斷句，關鍵內容少用長句，多用短句。對涉及多要素的復雜事實，分層設計短促、聚焦的提問，引導對象多角度回答問題，逐點分布記錄，不搞“一勺燴”。養成“句號強迫癥”，每記錄完一個意思表達相對完整的片斷，要條件反射地想想，“這個地方能用句號了嗎”，要做到能用則用。

（二）書證結合運用不夠，達不到主客觀相統一的標準

問題：書證沒有“吃透”，筆錄內容與客觀書證“脫節”，甚至相互矛盾。在案書證先后順序、自身關聯，與供述、證言支撐印證的“點位”不精準，不能很好地證實主觀方面的犯罪故意。比如，書證反映行賄目的為事前請托，筆錄記載是事后感謝。新型復雜案件中，對犯罪主觀方面的敘述沒有預案，被嫌疑人“牽著鼻子走”，客觀上嫌疑人明顯利用職權獲取了巨額經濟利益，但有關主觀方面的供述卻貌似“符合情理”，達不到主客觀相一致的定罪標準。

建議：一是全面收集書證材料，搭建客觀方面的敘述邏輯。堅持從客觀到主觀的辦案思維，筆錄制作前，全面收集職責分工、立項、審批、撥款等書證材料。要特別注重調取有關簽批件、過程稿，搞清楚請托事項發生的背景，所涉及的人員及職權、職責、動議、審批環節，查明謀利事項辦理的所有環節。必要時，對有關資產價值進行鑒定，搞清行賄金額與謀利事項的“匹配度”。在此基礎上，搭建好犯罪客觀方面的敘述邏輯架構。二是條分縷析書證材料，明確主觀方面的敘述邏輯。犯罪主觀方面，不是嫌疑人想怎么說就怎么說，而是客觀證據證明其主觀方面是怎么樣的，就應該怎么說。比如，對行受賄目的具體是事前維系關系、感情投資，事中請托幫忙，還是事后感謝，通過分析書證資料，要做到心中有數。對于“借貸”“合作投資”等新型賄賂案件，要搞清“借貸”、“合作”行為發生的時機、方式，與受賄方利用職權給行賄人提供幫助的時機、進度之間的關聯性，明確雙方主觀上明知二者是互為因果的“伴生”關系，沒有割裂狡辯的空間。力爭在筆錄制作前，對嫌疑人應該怎么陳述，且只能怎樣陳述，有足夠把握。三是“推演”預判問答內容，構建主客觀統一的入罪邏輯。要結合法律法規、司法解釋、指導案例，“吃透”客觀書證，深入分析書證背后掩藏的犯罪故意，提前“推演”問答內容。通過“推演”，預判嫌疑人“應該怎么回答，必須怎么回答”，明確入罪方向，確保公權與私利交換的因果關系清晰。新型賄賂案件中，要明晰用以實現利益輸送的合同、協議等“合法形式”，只是權錢交易的“幌子”；確保從預謀、商議到實施等所有環節，行受賄雙方始終明知自己在實施違法行為，且刻意在“包裝”和“掩飾”。通過步步為營的問答，凸顯嫌疑人既想非法獲利，又擔心受到法律追究的“理虧”心態，突出嫌疑人主觀方面的犯罪故意。

（三）重要情節背景鋪陳不夠，致使案情“失真”

問題：審理人員、檢察官閱卷后難以內心確信，達不到“自由心證”標準，甚至在聽取筆錄制作人員還原談話場景后仍將信將疑。這往往是因為案件事實的關鍵情節僅記錄“發生了什么”，對“為何如此”卻未予充分交代。比較常見的，雙方交往信任過程交代不明，直接記錄行受賄經過，情節離奇；對象思想轉變過程不予交代，之前多次拒絕供述且有大量辯解，新的筆錄中突然認罪悔罪態度極好，不可思議。新型賄賂案件高度隱秘且充滿人性博弈，如果僅作平面記錄，極易使事實情節“失真”，陷入“行為突兀、邏輯斷裂”的窘境。

建議：一是要遵循客觀規律，不放過任何有證明力的“碎片”。注重交代“來龍去脈”，對可以間接證實犯罪行為，能夠起到證據補強作用的細節，即使不是構成要件內容，也要記入筆錄，使犯罪事實情節翔實、邏輯通順。主動記錄對象的思想波動，讓對象心理“舒服”，間接達到證據補強效果。比如，嫌疑人急于陳述自己并不貪婪，只是沒有把持住或者存在僥幸心理等，記錄類似表述，對其情緒上起到“安撫”作用，不僅有利于增強可信度，也可以起到防止其翻供的作用。二是構建犯罪事實的同時，有意識給對象“畫像”。適當記錄談話對象的性格、動機、顧慮等人性特征，增強情景感，使得后期閱看筆錄者，通過字里行間的描述，看清談話對象這個人和所做的事。例如，“借貸”、“交易”等行受賄行為演變的每個環節，其背后均粘著盤根錯節的動機與考量；雙方的每次對話、互動，目的是設立“防火墻”，企圖通過“合法手段”掩蓋非法目的。這類案件的筆錄制作，要有意識穿透冰冷的行為表現，耐心梳理當事人內心隱秘的權衡和掙扎，構建合乎人性和社會經驗的脈絡，讓閱卷人員看透并認可犯罪本質。三是隨時“回看”制作過程，及時補充完善細節。筆錄不是自己認為記得好就好，而是后續閱卷人說記得好才是真的好，要有這樣的責任意識和心理自覺。筆錄制作過程中，要適時考慮一個問題，未參與談話、記錄的人員，閱卷后可能會有哪些疑問。通過深入思考，將案件事實“立體”“飽滿”作為工作目標，增強“服務意識”，確保后續辦案人員通過閱卷，就能像全程參與過審查調查一樣，能準確把握案情完整性和連貫性。

（四）關鍵問題補充發問不夠，核心問題沒有“問透”

問題：涉及定性的關鍵問題止步于表面，“為什么”“何時”“如何”“誰主動提出”“當時怎么考慮”等未被深究追問，致使定性困難。比如，行受賄案件，送錢、收錢、辦事過程都問到了，但是否被索賄沒問；通過他人轉送，他人是否知悉錢款性質沒問。還有一種，雖然對象配合較好，主動承認收錢且提供了幫助，但重要情節存在遺漏，或詞語模糊留下辯解空間。比如，謀利事項的表述，“我給主管基建的副處長黃某說過張某公司實力不錯”的回答之后，不繼續追問這樣交代目是什么、起到了什么作用、黃某如何領會、后續怎樣落實等。新型賄賂案件，筆錄制作缺乏穿透力。比如，“借貸”型賄賂案件，“我聽說社會上的老板經常需要資金周轉……”回答后，不詳盡追問雙方交流的時間、地點、有無證人、是否明確資金需求、有無其他借款途徑、其他途徑借款利率、用途是否真實、實際流向等關聯性問題，致使“被迫接受借款”“無實際需求”等關鍵要素無法證實，罪與非罪模糊。

建議：一是牢固樹立防止翻供的工作意識。不輕易相信對象被“談服”了就不會翻供，避免將重心寄托在對象身上，期望其主動說出符合構成要件的犯罪事實。許多當事人毫無紀法概念，雖然態度很好，但很難清晰陳述出符合構成要件要求的內容。這就要求辦案人員根據認定犯罪的邏輯，結合其思維特征，通過補充發問方式“抽絲剝繭”，細分案件情節，準確記錄案件事實。二是站在辯方角度，反向思考案件事實。站在嫌疑人、律師角度看問題，看哪里有漏洞可鉆，哪里辯解空間大。養成“桿子插到底，細枝末節捋直”的工作習慣，針對關鍵事實、矛盾點或模糊表述追問到底。盡量不用“總體上”“大部分”“主要”“基本”等副詞，以及“印象中”“好像是”“大概”等詞語，不留想象的空間。三是層層遞進補充發問，完善案情細節。筆錄既要消除陳述中的不確定性，堵塞證據“漏洞”，還要提高真實性。比如，通過他人轉送賄賂款案件中，受賄人對轉送人說“這錢我暫時用不上，你先拿上用去吧”，必須詳細追問真實意思，直至得出“這筆錢我收下了，我不便于保管，讓他幫我保管，我想用的時候隨時支取”的結論。

（五）存在內容雷同、時長不匹配、排版不美觀等常識性問題

問題：筆錄行文與當事人身份特征不符，真實性受到合理懷疑。比如，同一案件中，同一類型多份筆錄，或多個人對同一事件的描述，高度雷同。這主要是做筆錄走形式，在預筆錄上簡單修改，大量復制粘貼，或者拿其他筆錄“套作”等原因造成的。還有一類現象，筆錄內容長，但筆錄制作間隔時間不夠。或者時間間隔長，但內容短，主要是中途如廁、休息、思考及情緒變化等情節，在筆錄中沒有反映。再就是一些貌似簡單的問題，例如，字體不統一、數字格式不正確、行間距不一致，法定代表人簡稱法人代表等文字使用不當等，形式不“美觀”。

建議：一是堅持實事求是，筆錄語言用詞因人而異。筆錄制作過程中，盡可能用當事人的話講當事人的事，內容要符合談話對象的語言風格、文化水平等，讓談話筆錄更加客觀真實，增強可信度。比如，對文化程度較高的干部可以用語言精煉、表達流暢、邏輯性強的表述來記錄；對文化層次較低的證人則應用平簡樸實、通俗易懂的語言表達方法記錄，包括方言、土話；對特殊行業的專業人士，使用的特定行業術語，以補充發問方式解釋術語含義。二是還原談話場景，客觀反映談話過程。正式筆錄制作時，即便提前準備了“預筆錄”，也只能作為參考，要重啟新的文檔制作現場筆錄，待制作完成后與“預筆錄”比對檢查。必要時，對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對象情緒變化和思想轉化過程予以記錄；對談話對象如廁、休息、思考等細節，在筆錄中如實反映。三是在簽字確認前交叉校對。打印簽名前，認真做好校對工作，最好是交由當事人、談話人、記錄人交叉校對，確保無錯漏。對于筆錄制作日期、起止時間、結語、簽名、捺印是否規范等等，這些貌似不容易出問題的地方，也不能忽略，避免出現常識性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