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坤前資深檢察官、曾在檢察一線辦理刑事案件十二年，上海市優秀公訴人，上海市優秀偵查監督員，現職業律師。 本文主體內容已由作者在魯東大學盈科法學院的發言中闡述。 案情：某保險公司至公安機關報案稱，經過內部清查，發現多起事故車輛定損異常，且都在老板張某的汽車修理廠進行維修。后經過偵查，發現張某及員工與多名涉事車主串通，制造車輛損傷，以騙取保險公司理賠款。每輛車的理賠款約在1000元左右。多輛車理賠款累加共計6萬元人民幣。此類案件應該說是比較常見的。多年前就在打擊。由于是保險公司報案，所以一般也是批量案件。去年4月至11月，公安部會同金融監管總局在全國部署開展了為期7個月的保險詐騙犯罪專項打擊工作。因此類案出現的頻率更高。為了方便，此類案件我們簡稱為“車險詐騙”。此類案件在處理上存在著區域差異，但也有很多共性。很多案件的處理是這樣：1、處理對象上：只抓維修店老板、4S店員工等，而不抓車主；2、法律適用上，有的定保險詐騙罪，有的定詐騙罪；3、金額認定上，將每輛車的金額予以累加，加到起刑點后定罪。但這樣的處理方式是有問題，無論是定保險詐騙罪還是定詐騙罪。理由具體闡述如下：根據我國《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條的規定，保險詐騙罪是典型的身份犯。身份犯的特點就是，只有具備法條所規定的特殊身份的人才能成為該罪的實行犯（正犯），不具有該身份的人只能成為幫助犯、教唆犯（共犯）。因此，對于保險詐騙罪而言，只有投保人、被保險人和受益人才能成為該罪的實行犯。就案件而言，只有車主才能成為保險詐騙罪的實行犯，而汽修店老板或員工如果有幫助或者教唆的行為，則可能成立保險詐騙罪的共犯。因此，如果定保險詐騙罪，那么構罪思路應該是這樣的：車主作為投保人，伙同汽修店老板或員工，編造保險事故、或夸大損失、或故意造成財產損失，騙取保險金。車主是正犯，老板或員工是共犯。二、共犯從屬性，正犯不構成犯罪，共犯則不構成犯罪。根據共犯從屬性理論，幫助犯、教唆犯是依附從屬于實行犯的，即實行犯（正犯）不構成犯罪，則幫助犯、教唆犯（共犯）也不構成犯罪。在車險詐騙案件中，往往每輛車的理賠金額都比較低，幾百到幾千，達不到保險詐騙罪的起刑點（5萬元人民幣）。作為車主而言，大部分情況下都只參與自己這一輛車的偽造保險事故，那么金額一般都達不到保險詐騙罪的起刑點。如果車主不構成犯罪，那么，只能是共犯的汽修店老板或者員工就沒有成立犯罪的基礎。（類比同為身份犯的職務犯罪。如果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人，受賄金額達不到起刑點，無法成立犯罪，那么他的親朋好友等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人，即使為他提供了幫助等，也不可能單獨成立受賄罪。）三、教唆他人實施不可能構成犯罪的行為，教唆犯不構成犯罪。關于共犯從屬性理論，有人可能會提到我國《刑法》第二十九條第二款的規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沒有犯被教唆的罪,對于教唆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對于該條款的適用，我們需要注意：1．從司法實務來說，在實行犯不構成犯罪的情況下，單獨處理教唆犯的情況是極少的。2．很多車險詐騙案件在偵查中并沒有著重收集汽修店老板或員工實施了教唆行為的證據。3．即使有證據證實汽修店老板或員工實施了教唆的行為，也不能適用《刑法》第二十九條第二款的規定認定汽修店老板或員工的行為構成犯罪。理由如下：《刑法》第二十九條一共有兩款，第一款規定：“教唆他人犯罪的，應當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處罰......”。也就是說，教唆犯被處罰的前提是：教唆的內容是可能構成犯罪的行為（起碼在違法性要件上成立犯罪）。如果沒有教唆他人犯罪，教唆犯與被教唆的人都不應該被處罰。比如教唆他人偷了一個20塊錢的面包，那么，教唆他的人與被教唆的人都不構成犯罪。不能說，被教唆的人只偷了一個面包，金額不足以構成盜竊罪，但依據《刑法》第二十九條第二款，即使被教唆的人沒有犯罪，也要對教唆他的人予以處罰。那么偷面包的沒有犯罪，但教唆他偷面包的人構成犯罪了，這樣的理解當然是錯誤的。同樣的，本文所述的車險詐騙，我們單看每一筆，數額均達不到刑法規定的“數額較大”的標準，也就是說社會危害性達不到構成犯罪的程度。簡而言之，教唆的內容就不可能構成犯罪——汽修店老板教唆車主騙取的保險金數額達不到用刑法予以處罰的程度。所以我們不能說，根據《刑法》第二十九條第二款，被教唆的車主沒有犯罪，但教唆他的汽修店老板構成犯罪了。四、與不同人形成不同的共犯關系，相互之間金額不能簡單粗暴地累加。在很多已經處理的案件中，我們看到，由于每個車主涉案金額較低，無法構成保險詐騙罪，所以不會被抓獲或者定罪，但卻將汽修店老板或員工抓起來，而金額又是將其參與制造保險事故的所有理賠款加在一起。這是有問題的。因為這些金額是在不同的共犯關系中形成的。這些金額，是由汽修店老板與不同車主實施，每一筆金額和其他任何一筆金額都不在同一個共犯關系里面。假設在這些不同的共犯關系中，汽修店老板都分別已經構成了犯罪，那么我們當然可以對金額進行累加。但正如前文所述：單筆金額，車主不構成犯罪，作為共犯的汽修店老板或員工也無法構成犯罪。他在每一個共犯關系中都已經不構成犯罪了，如何將不同共犯關系中的金額加在一起從而定罪呢？類比盜竊罪的共同犯罪：張三先在甲實施盜竊時幫其望風，甲只偷到500元，后又在乙實施盜竊時幫其望風，乙也只偷到500元。假定該地的盜竊罪起刑點為1000元。那么，甲乙這兩個著手實施盜竊的人都不構成盜竊罪（正犯不構罪），那我們能把這兩個500元累加起來湊齊1000元從而使張三構成盜竊罪嗎？顯然不能。因為這兩個共同犯罪是處于不同的關系中，是由張三與不同的人各自形成的共同犯罪。而在每一個共同犯罪中，由于實行犯不構成犯罪，幫助犯當然不構成犯罪。本文所討論的車險詐騙也是一樣的道理。汽修店老板或員工分別與不同的車主形成共犯關系，每個共犯關系中，正犯都是車主，汽修店只可能成立幫助犯或教唆犯。由于金額達不到起刑點，車主都不構成犯罪，那么作為共犯的汽修店老板或員工當然也不構成犯罪。在正犯均不構成犯罪的情況下，把幫助犯或教唆犯的金額累加是不合法的。從以上分析可知，定保險詐騙罪時，如果是將汽修店老板或員工參與制造保險事故的小額金額進行累加從而達到起刑點，這是與法律規定以及共犯理論相違背的。定詐騙罪在法律規定及刑法理論上更通暢，但在證據收集和犯罪事實上可能存在問題。如果按詐騙罪進行定罪，構罪思路應該是這樣的：汽修店老板或員工虛構/偽造了保險事故，利用了車主及其車輛，從而騙取保險公司的保險金。車主及車輛成為完全無辜的工具，汽修店老板或員工成為詐騙罪的間接正犯。這一個構罪思路可以解決很多問題：1、金額可以累加。汽修店老板或員工是正犯（間接正犯），則我們可以認為由老板或員工實施的一系列偽造事故的行為是一個連續的行為（連續犯），多次實施而未經處理，那我們將所有涉案金額進行累加；2、車主可以不抓。許多地區在實務中不抓車主。在詐騙罪的構罪思路中，車主是無辜的，不抓就能說得通了。但這一思路最大的問題是，車主必須是無辜的，即他主觀上并不明知偽造事故騙取保險金的事實。因為一旦車主不是無辜的，他明知事故是偽造的，保險金是騙取的，他還提供車輛并予以配合，那就又完全符合了保險詐騙罪的構成要件。即使認為案件同時觸犯了詐騙罪與保險詐騙罪，那么保險詐騙罪是特殊條款，詐騙罪是一般條款，根據特別法優于一般法，也應該適用保險詐騙罪。另外，需要強調的是，詐騙罪并不是一切詐騙類犯罪的兜底條款——只要適用特殊條款的金額達不到，就都定詐騙罪。比如貸款詐騙、保險詐騙、集資詐騙等：在行為完成符合貸款詐騙、保險詐騙、集資詐騙的構成要件時，僅因犯罪數額達不到起刑點，就都定詐騙罪，這與刑法的基本原則及刑法體系是相違背的。可見，在定詐騙罪的思路中，車主必須無辜。但這與實際情況可能相去甚遠。車輛是車主投保的，哪些事故是可以理賠的他怎么會不知道呢，車輛有沒有發生過理賠事故，最后車輛是否被理賠了，錢進的是車主設定的賬戶，車主如何做到無辜呢？當然，我們也不完全排除，在有些案件中，汽修店老板或員工主導了一切，向車主隱瞞了所有，并偽造了車主的簽名等，甚至還有車主事后發現汽修店私自制造事故提高自己次年的保費而提起訴訟。那么這種案件中，我們可以認為車主是無辜的。但大部分的情況下，車主可能并不無辜。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在公安機關的偵查卷宗中看到車主的詢問筆錄都非常簡單：“問：車輛是否發生了事故？答：不知道。問：理賠是怎么來的？答：都是店里弄的，我不清楚。”這樣制作筆錄的確在表面上理順了詐騙罪的構罪模型，但證據的真實性卻打了折扣。綜上，我認為，汽修店車險詐騙案件要定罪，只有以下兩種情形：一、單個車主的涉案金額達到保險詐騙罪的起刑點（5萬元），應將車主及汽修店老板或員工均以保險詐騙罪定罪處罰。二、收集車主對整個騙保事件完全不明知的證據，對汽修店老板或員工以詐騙罪定罪處罰。*在魯東大學的發言中本來還準備了關于融資租賃合同詐騙類案件的法律分析，時間所限，來不及講。本文點贊夠多，我將更在下一篇公號文章中。朋友們有什么希望討論的話題，也可在文末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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