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科學報》記者 徐可瑩 “小鎮做題家”會在人生不同階段,或多或少感受到原生家庭的“向下拖拽力”。作為家族中第一個獲得名校學歷、打破區域限制的年輕人,他們是一輩子生活在小地方的父母眼中最耀眼的“社交資本”。但在走向更大世界的過程中,這些年輕人逐漸意識到原生家庭帶來的認知局限,在與父輩傳統觀念的反復拉扯中,迎來親子關系的“冰封期”。 父母的強勢、不理解,甚至攻擊、貶低,成了這些孩子精神內耗的源頭。向前是令人眼花繚亂、不知所往的人生戰場,身后是和家人之間無法填平的觀念鴻溝,他們被迫踏上一條自給自足的孤獨之路。 他們在往上走的同時,卻成了家庭的陌生人。 ![]() “不努力,所以失敗” 論文再次被拒的那個傍晚,李優失魂落魄地游蕩在校園中。望著來來往往的行人,他“鬼使神差般”撥通了母親的電話。沒響幾聲,那頭便出現了親切的西北方言。 母親正在搟面,開著免提。聽見兒子論文又沒發出去,她突然撂下手中的搟面杖,聲音不受控制地高了八度:“是不是你沒認真寫?早讓你聽導師的話,多改改,你就是不聽!”一股無名火瞬間躥上嗓子眼,李優掛掉電話,沖路邊的石礅狠狠踢了一腳。 他30歲了,在江蘇一所“985”高校讀博,今年博四。科研進度比李優預想中慢了許多。如果這篇論文再投不出去,他連畢業都成問題。 盛夏的校園透著一股黏膩,李優隱約聞到自己身上的T恤都有點發臭了。他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焦慮過。一個月前同門為他慶生,望著蛋糕上的數字“30”,他甚至感到恐懼。“許愿的時候有一個詞就出現在我腦海,叫'一事無成’。” 回想過去的12年,李優覺得自己走了很多彎路。他出生在甘肅省的一座小縣城,父母都是當地拿死工資的“體面人”。父親在一所初中教數學;母親本來在一家基層醫院做會計,為照顧上高三的李優,她提前申請了退休。 上大學之前,李優沒坐過飛機。小學五年級的暑假,李優考了全班第一。作為獎勵,一家三口報了一個去南京和杭州的旅行團,那是李優去過最遠的地方。于是,高考填報志愿時,他只填了江浙地區的學校。 李優記得很清楚,開學后的第一個周末,室友約他去市中心逛街。進地鐵站刷票時,他刷了好幾次,閘機都沒有反應,臉蛋瞬間漲得通紅。已經進站的室友見狀折返回來,告訴他要刷在感應區。室友不知道,這是李優從小到大第一次乘坐地鐵。 高中時,李優在縣中“火箭班”名列前茅,高考后順利被江蘇一所“985”高校錄取。原以為自己能再續中學時的傳奇,現實卻將李優打擊得“懷疑人生”。在大一的期中考試中,他的總成績竟排在了全班倒數,連平時總抄他筆記的室友都遠高于他。 自信心一落千丈。李優開始頻繁逃課、熬夜打游戲,臨近考試再集中抱佛腳。大三時,保研名單公布,李優不出意外掛在全系最下游。看到同學們各有各的出路,他才開始著急,準備考研。 第一年,李優落榜了。畢業后無處可去,李優回到了老家縣城,準備再考一年。居家那段時間,李優和父母的關系變得劍拔弩張。 “只要我早晨晚起一會兒,我媽就忍不住罵我。”李優的母親性格強勢,對兒子要求嚴苛。李優本科畢業后的“失學”令她既憤怒,又失落。“本科四年我不怎么和他們聊成績的事。每次她說好好學,我就應和著,所以她不知道我成績很差。” 起初,李優還忍著。后來他發現,母親在旁人問起自己畢業去向時,總有意回避,有幾次還謊稱自己是在家等待入職。自尊心受挫的他和父母大吵了一架,隨即向父母借了一筆錢,在學校附近租了一個單間,獨自備考。 好在第二年,李優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研二時,他在導師的建議下轉了博。在他印象中,聽說自己轉博后,母親眉開眼笑了好久,在親戚朋友面前也總提起他讀博的事,還為此特意發了一條炫耀的朋友圈。 但讀博并沒有李優想象中那么順利。他越發覺得,自己不是做學術的料。導師的問詢、同門的進展都令他精神緊張。他開始頻繁失眠,身體也出現了狀況。 他性格內向,朋友不多,更沒有女朋友。有時實在郁悶,只能打電話和父母傾訴。但每一次,最后都鬧得不歡而散。在父母看來,李優的現狀都是“不夠努力”造成的。最初李優還嘗試反駁過,解釋并非所有事情都是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做成的,但父母根本聽不進去。 到后來,李優也疲了。“我約了心理醫生,想去看看自己是不是抑郁了。” ![]() 不再“體面”的女兒 韓瀟幾乎每三天就要發一條朋友圈,內容多與父母有關。在她的敘述中,自己和父母之間已經到了“話不投機半句多”的地步。 “在爸媽50多年的小縣城價值觀中,只要你不在體制內,就約等于沒工作。”最新的動態中,韓瀟洋洋灑灑寫下一大段文字,控訴父母對她職業選擇的不理解。 今年33歲的程瀟,曾是名副其實的“別人家孩子”。高考時,她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從山東省膠東地區一座人口100多萬的小城市,考入了南開大學文學院。當年,全系排名最靠前的學生有條件都會選擇留學深造。韓瀟和父母商量過后,選擇了“性價比”較高的香港地區,并拿到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錄取通知書。 去香港讀書前,韓瀟從未出過境。用她自己的話說,那個時候“土土的,沒見過什么世面”。在香港的第一個月,她對一切都感到新奇。乘坐扶梯時,后面的人會禮貌又不耐煩地說一句“excuse me”,她第一次知道,乘坐扶梯時要讓出左側通道。 雅思7分的標準分在課堂上根本不夠用。入學3個多月后,韓瀟才勉強跟得上老師的授課節奏。周末,幾個要好的內陸留學生會約著去尖沙咀購物,韓瀟一般什么也不買。時間久了,朋友出去購物就不叫她了,似乎是看穿了她口袋里的窘迫。 韓瀟的父母都是老家小城市的基層公務員,工資只有三千多塊。父母都是農村考出來的,平時生活格外節省。來香港讀碩士,差不多花光了韓瀟家中的多半積蓄。 好在韓瀟足夠爭氣。從港中文畢業后,她入職了當地一家傳媒公司。“當時內陸留學生都想留在香港,覺得在香港賺錢多一些,而且有更多國際化經驗。”韓瀟第一份工作的起薪只有一萬五左右,還要拿出一多半來付房租。 韓瀟沒有選擇狹小但更實惠的劏房,而是在旺角租下了一間十平米左右的小屋子,每月租金要九千多塊。“不管怎么樣,還是想住得舒服一些。”剛開始工作那兩年,韓瀟基本“月光”,甚至需要父母偶爾補貼生活費。 和父母關系惡化發生在3年前。韓瀟和相戀多年的男友分手,辭去原來的編輯工作,進入某地產公司做銷售。工作前期,她需要戴著安全帽下工地,穿梭在做活的師傅間做調研。 從那時起,父母開始頻繁催促韓瀟離開香港,回到北京、上海這樣的超一線城市備考公務員。但韓瀟想留在香港。為此,雙方爆發了很多次激烈的爭吵。 有次吵架,母親脫口而出:“你做的什么工作?年齡又大了,沒有對象,跟別人說起來我們都嫌丟人!”韓瀟聽見后愣了許久,淚水奪眶而出。當晚,她發了一條對父母不可見的朋友圈動態:“我不再是那個令他們榮耀、有面子的孩子了,也許這才是他們生氣的真正原因。” 從那以后,韓瀟不再頻繁和父母打視頻電話,有時會裝作自己很忙快速掛斷電話。父母的不理解已經成為她負面情緒的主要來源。“我在努力追求自己的理想,他們卻一直把我往回拉,貶低我辛苦打拼來的生活。” ![]() “但不影響愛” 程東是全村第一個博士生,也是第一位大學老師。他出生于湖北農村,本科考入華中科技大學電子專業,碩士保研上海交通大學,又在清華大學讀了博士。博士畢業后,程東入職中部地區一所“985”高校,現在已經是一名副教授了。 程東家中兄弟三人,父母都是農民。大概從中學起,程東就意識到,父母無法給予自己任何建議,托舉更是有限,這在無形中令他養成了超前的獨立性。 和父母之間最大的意見不合發生在讀博前。碩士畢業后,程東在武漢找到一份事業單位的工作,體面又穩定。但工作不到兩年,他就厭倦了這種能一眼望到頭的生活。于是,他開始申請清華大學的博士,想繼續讀書深造。 聽到這個消息后,程東的父母急了。在他們看來,能夠在省城找到一份體面工作,生活衣食無憂,離家又近,已經非常圓滿了。如果再去北京讀博,未來的日子不一定像這樣一帆風順。但程東沒有理會父母的意見,一心撲在申博上。 錄取通知書出來后,他只是通知了父母一聲。 從上大學起,程東便有意減少回老家的次數,“對村里那種文化不太適應”。程東說,他們喜歡相互攀比,常為雞毛蒜皮的小事浪費精力。他不喜歡這種氛圍。 程東有一輛代步車,車身舊了。每次開車回老家,父親總會提一嘴,讓程東換輛新車。村里家家戶戶都買了嶄新的轎車,在父親看來,這象征著面子。 程東也試過和父親說明白“不需要向外人證明自己”的道理,但總會把自己說煩。解釋一遍,父母聽不懂;再解釋第二、第三遍,程東就開始發毛。后面再遇到類似的事情,程東寧愿選擇不開口。 “他們理解不了加班這件事,還是莊稼人的那套思維:今天插不完的秧,可以明天再插。他們甚至不明白現代職場是存在很多工作時間節點的。”因此,程東基本不會和父母聊起工作上的事,因為哪怕是安慰,他們大多也安慰不到點子上。 今年高考,程東的侄子過了一本線,父母高興極了,逢人便夸小侄子厲害。程東聽見后有些恍惚,在他印象中,父母從未肯定過自己在學業上的成就,也沒有正面夸獎過自己,連清華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都沒能在他們心中激起波瀾。 程東苦笑道:“一個30多歲的男人這么想可能有些好笑,但我最近的確這么想,我懷疑自己到底有沒有得到過他們的認可。但后來想想,他們可能對這些真的沒有認知,不知道大學與大學之間還有差別。” 進入高校工作后,原生家庭的影響逐漸顯現。程東發現,自己在待人接物方面還是有所欠缺,不善于經營人際關系。之前也嘗試改進過,但意識到自己實在無法自然講出一些“場面話”后,程東便放棄了。因此,他晉升得比同齡人慢一些。 對于那句悲觀的“寒門再難出貴子”,程東是認可的。從他的個人經歷來看,隨著學校層次的升高、學歷的進階,家庭條件差的學生會肉眼可見地減少。 原生家庭造成的“隱形天花板”,會隨著年輕人的不斷向上而變得真實可感。程東至今最后悔的事就是博士畢業后沒有繼續出國深造,做個博士后再回來。現在想來,如果他能在那個時期出國,后續職業發展也許更好。 盡管讀博時的導師也勸過程東,但他顧慮太多。不僅是經濟方面的擔憂,還有對全新文化環境的恐懼。最終,保守的他還是沒能生出勇氣,放棄了這個機會。 從小到大,程東和家人的關系一直是親密又疏離,書本成了他最重要的導師和精神寄托。好在成家后,妻子成了為程東指引方向、鼓勵打氣的那個人。他的岳父岳母也是大學生,程東常和他們交流工作上的事,“他們都很理解我,我覺得不孤單了”。 “但這并不影響我對父母的愛。”現在,程東常常把父母從鄉下接到家中短住,也非常樂于照顧日漸年邁的父母。但父母總待不了幾天,就嚷嚷著要回去,說住在城里不舒服、不自在。一回到農村,父母就跑到活動中心轉悠,向街坊鄰里顯擺幾句。“感覺他們不顯擺一下就不開心。”程東笑道。 對于父母,程東已經完全做到了自洽。他沒有埋怨過父母,只是把人生的方向盤始終握在自己手中。“要明白,我們和父母的思維層次不一樣。不能說誰更優、誰更劣,誰更高、誰更低,只能說一個人長期以來受過的教育、讀過的書、經歷的事,會帶給他不一樣的觀念。” 在程東看來,“成年人很難跳出自己的固有認知去看待另外一種生活,理解另外一種思維方式。父母對我們是這樣,我們對父母也是這樣。” *文中李優、韓瀟、程東均為化名 編輯 | 方圓 排版 | 郭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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