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說說忘性大于記性  人腦是個很復雜的物件，不似倉庫般來者不拒，倒像個精明的賬房先生，手持朱筆，對涌入的萬千信息挑揀刪改。我們常自嘲“忘性大于記性”，這并非機能缺陷，其實有一套隱秘的生存策略，那些被時光沖刷而去的記憶，或許本就不該或不必占據心神的有限疆土。 所謂“刻骨銘心”方能記住，道出了記憶的殘酷門檻。神經突觸的強化，需要強烈的情感震蕩或重復到極致的機械打磨。昔日初戀的一個眼神、親人離世時的一場秋雨、金榜題名那一刻的鑼鼓喧天，都會在人的腦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記，數十年不忘。被記住的信息，早已超越了事件本身，化作灌注著強烈情感的生命坐標。那些日復一日的事兒，昨日午餐的內容、上周會議的細枝末節，除非有特殊意義，很快便沉入了遺忘之海。大腦用這種方式為我們減負，它本能地知道，若事事牢記，心智必將被瑣碎淹沒，再無余力處理緊要之事。故而，遺忘不是失敗，而是為了更有效地記住值得記住的。 記憶更深層的本質，是它的高度選擇性。我們的記憶絕非客觀實錄，而更像照相機的中黃濾色鏡，去除了三原色中的某個光影，讓照片更藍更紅；或者說是一位戴著有色眼鏡的畫師，其筆觸深受情感、立場與自我期待的扭曲。同一場聚會，有人記得歡聲笑語，有人卻對一時尷尬耿耿于懷；回顧一段歲月，樂觀者勾勒出陽光燦爛的圖景，悲觀者則強化了坎坷的陰影。我們總是在不知不覺中“創作”著自己的過去，使之更符合當下的自我認知。柏拉圖曾言的“回憶說”，將記憶視為對先天理念的喚醒，而現代心理學則揭示，記憶乃是一個每回憶一次就重構一次的動態過程。它主動篩選、修飾甚至篡改，只為編織一個能讓自我得以安頓的“人生故事”。 若說情感是記憶的第一位篩選者，那么利益便是背后那位更深謀遠慮的導演。記憶的“利益取向”在個體與群體層面皆顯露無遺。于個人，我們傾向于記住那些能帶來自我肯定、彰顯成功或推卸責任的事，而將失敗、尷尬與過錯悄然“遺忘”，將不利于自己的信息刪除和掩蓋。這是一種心理防御機制，護佑著脆弱的自尊。于群體乃至民族，記憶則成為構建認同、鞏固權力的工具。哪些歷史被寫入教科書被年年紀念，哪些被刻意淡化甚至抹去，皆關乎現實政治的需要。正如尼采所言，唯有“遺忘的迷霧”才能讓人獲得行動的力量，過度的歷史感反而會使人癱瘓。權力的本質之一，便是壟斷記憶的定義權與敘述權，通過塑造共同的“回憶”，來創造想象的共同體。 “忘性大于記性”實非憾事。它是大腦為我們設下的智慧屏障，抵御信息洪流；是心靈護佑自我的溫柔謊言，撫平生命皺褶；甚至是歷史與社會得以輕裝前行的隱秘機制。記憶未必是真實的歷史，而歷史常常被人為地閹割了。 人生在世，并非記得越多越好。真正的智慧，或許在于懂得擁抱必要的遺忘，同時竭盡全力，去守護那些不該遺忘的真誠、勇氣與正義。唯有如此，方能在記憶與遺忘的辯證游戲中，既不溺于往事，也不迷失當下，活出一種清醒而完整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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