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關押在上海的日本戰犯中野久勇，謊稱拉肚子去上廁所，撬開了墻上的鐵絲網越獄逃跑

1947年深冬的上海，提籃橋監獄的圍墻在寒風中顯得格外肅穆。牢房里的中野久勇裹緊單薄的囚衣，目光落在鐵窗外的天空。這個前日本憲兵隊特高課課長能說一口地道的上海話，此刻卻沉默得像塊石頭。審判的日子一天天臨近，他知道自己手上沾著的血債終究要償還。

十二月的一個清晨，中野突然蜷縮在牢房角落，額頭滲出細密的冷汗。他用帶著吳語口音的中文向看守哀求，說自己突發急病需要如廁。看守見他痛苦不堪，猶豫片刻還是打開了牢門。就在經過總務科辦公室的瞬間，中野突然像變了一個人，猛地沖進房間，利落地推開后窗縱身躍下。整個過程不過三五秒鐘，等守衛反應過來，他已經消失在圍墻外的弄堂里。

監獄里頓時警鈴大作，荷槍實彈的守衛封鎖了所有出口。第二天，《申報》在第三版刊登了越獄消息，整個上海灘為之震動。警察局在各個出城要道設卡盤查，對旅館、當鋪和藥房的巡查也變得格外嚴格。有老警察分析說，中野這種在上海待了十多年的“中國通”，很可能會躲藏在日僑聚居的虹口一帶。

事實上，中野確實沒有走遠。他鉆進北四川路的一條里弄，用事先藏好的金紐扣跟舊貨販子換了點錢，又買了件半舊的棉袍子。他把囚服卷成一團，塞進了路邊的垃圾堆。靠著地道的上海話，他很快混入了市井人流。白天在廢棄的閣樓里躲藏，夜里就睡在蘇州河的舢板船上，啃著剛從攤販那兒買來的粢飯團。

直到第四天夜里，他開始發燒咳嗽。不得不冒險去了一家小藥鋪，用剩下的錢買了些阿司匹林。坐堂郎中多看了他兩眼，但終究沒說什么。中野知道上海不能久留，決定冒險去嘉定找某個舊相識。他沿著滬宜公路徒步向北，破舊的布鞋很快就被磨穿了底。

在嘉定東門被攔下時，他正一瘸一拐地走著。警察發現他既沒有身份證件，包里又裝著可疑的白色藥粉，當場就把他扣下了。在嘉定看守所的三天里，他反而睡了幾個安穩覺——直到化驗結果證明那只是普通的退燒藥。

回到上海市區后，中野選擇在蘇州河畔落腳。外白渡橋的坡度很陡，總有過路的黃包車夫需要幫把手。他憑著在軍隊練就的體格，很快就成了橋頭的臨時推車工。每次推車能掙兩個銅板，剛夠買兩個菜包充饑。

但終究是百密一疏。某個下雨天，他推車時不小心說了句“どうも”，雖然立即改口成“多謝”，但還是被旁邊的老車夫聽出了端倪。更不巧的是，有一次彎腰推車時，后頸的疤痕恰好暴露在便衣警察的視線里——那是1937年淞滬會戰中被流彈劃傷留下的印記。

1948年臘月初八的清晨，寒風吹得人直打哆嗦。中野剛幫人推完一車棉紗，突然被三個人按倒在橋欄上。冰冷的手銬扣上手腕時，他反而松了口氣。

三個月后的庭審上，受害者家屬的哭泣聲充斥著法庭。當中野聽到死刑判決時，臉上沒有任何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