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1945年8月15日，中國人民經過自1894年甲午戰爭以來51年的不懈斗爭、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14年抗爭、1937年以來8年血戰、1941年太平洋戰爭以來4年奮戰，終于取得了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當天，日本無條件投降！在此之前，意德法西斯分別與1943年7月和1945年5月被徹底打敗。

日本最終決定無條件投降經歷了一個讓日本極端軍國主義者們痛苦而又無奈的曲折過程。中國人民長期堅決的抗戰，使日本在中國找不到出路，日本預定的大陸政策的關鍵因素“征服中國”不僅沒有實現，反而深陷中國全民抗戰的漩渦，因而注定了稱霸世界的大陸政策的破產。越是到戰爭后期，日本越是存在日趨嚴重的軍事、經濟、政治危機。加上世界反對日本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發展，日本已經走投無路，注定了必將失敗的命運。在頑抗到底還是繳械投降的問題上，日本統治集團內部之政府、軍部、重臣之間矛盾日益尖銳，難以調和。

1945年4月7日推出鈴木貫太郎組閣，曾經企圖謀求有條件停戰，但日本法西斯的這種幻想無異于癡人說夢。如日本一度試圖與中國謀求“和平談判”，但中方明確表示：在《開羅宣言》后便不存在日華的單獨和平，必須放在世界和平也就是與全體盟國的共同和平，使日本中日單獨議和的幻想完全破滅。在蘇聯對日作戰前，日本又寄希望蘇聯以“中立國”的身份在日本和西方盟國之間進行調停，但蘇聯對之反應冷談。這說明，日本的野蠻侵略行徑已為全世界人民所不齒，惟有接受無條件投降。與此同時，日本狂熱的軍國主義者們不甘失敗，不自量力叫囂本土決戰，創造了類似當代世界一小撮恐怖分子“人肉炸彈”式的“自殺性”襲擊方式的滅絕人性的“神風特攻隊”。甚至不惜將全體日本人民拉著為之殉葬，叫囂所謂“一玉億玉碎”，但只是徒勞無功。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共同發表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加入《波茨坦公告》國），日本先還負隅頑抗表示對《波茨坦公告》“不予理睬”，但在盟國一致堅決的打擊下，以日本天皇為代表的最高當局不得不決定投降，以“天皇圣裁”的方式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10日，日本發出乞降照會，當晚，消息即傳遍全世界。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過廣播向全日本和世界宣讀《終戰詔書》，正式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無條件投降。17日，發出飭諭，令世界各地所有日軍繳械投降。9月2日，反法西斯同盟國與日本舉行簽降儀式， 9月9日，中國戰區在南京舉行受降典禮！

中國人民偉大的抗日戰爭，終于和世界人民一道，迎來了最后勝利的光輝時刻！消息傳開，全國人民歡欣鼓舞，熱烈慶祝。長期被日本侵占、割裂的臺灣、東北等一系列領土，重新交還中國。9月3日，被定為抗戰勝利紀念日。

整個抗日戰爭中，中國付出了3500萬人員巨大傷亡、6000億美元的巨大財產損失，表現了偉大的民族犧牲精神和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抗日戰爭的勝利，洗盡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一百多年間的民族恥辱，譜寫了近代中華民族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史上最輝煌的篇章。抗日戰爭的勝利成為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偉大轉折點。

1945年日本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取得了全面勝利。當時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滯留在海外的日本人約有660萬人，其中軍人300萬人，非軍人330萬人，而滯留在中國東北的日本僑民就有130多萬。如何處置這些日本僑俘成為中國政府亟待解決的問題。1945年底，美、蘇、中共、國民黨三國四方就遣返日僑俘問題進行磋商，原則上確定將所有在華日本僑俘一律有組織地遣返回日本。

1946年4月中旬，大遣返開始，在東北各地居住的日僑分期分批集中到葫蘆島，從這里登船啟程開始了他們歸國還鄉的第一步。

從1946年至1948年，歷經三年時間，約有105萬日本僑俘從葫蘆島港口遣返回國，期間中國人民從人道主義出發，對遣返的日僑俘給予了無私的幫助。100多萬人，長達三年的遣返歷程，是中外歷史上重要的歷史事件，也是世界歷史的重要一幕，更是一部世界戰爭的災難史。這段歷史在中國過去幾乎很少有人了解，但是在日本卻很有影響，日本的福崗博多港、左世堡崗都建有遣返紀念碑及和平公園，記錄這段歷史，讓人們遠離戰爭，珍愛和平。

“任憑戰犯逃到天涯海角，也一定要捉拿歸案，嚴懲不貸”。這是中、美、蘇、英等同盟國決心嚴懲日德意法西斯戰犯的誓言。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一些惡貫滿盈的日本戰犯自知罪責難逃，紛紛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罪惡的一生。第一個畏罪自殺的是日本陸軍元帥杉山元，原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原內閣首相、侵華主謀之一近衛文麿等也相繼自尋短見。

1946年1月19日，盟國占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發布特別公告，宣布在日本東京成立由中美英蘇等11國法官、檢察官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并于同日公布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法庭有權審理三種犯罪：破壞和平罪，違反戰爭法規及慣例，違反人道主義罪。犯有以上三種罪行的為甲級戰犯。國際軍事法庭以審判甲級戰犯為主，乙、丙級戰犯由設在各受害國的法庭單獨審理。

4月29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以東條英機為首的28名日本甲級戰犯進行正式起訴。28名戰犯是：頭號戰犯東條英機，提出滅亡中國“廣田三原則”的廣田弘毅，特務頭子、“中國通”的土肥原賢二，九一八事變主謀之一板垣征四郎，南京大屠殺的罪魁禍首松井石根，殘酷虐殺戰俘的木村兵太郎，參與南京大屠殺、制造馬尼拉大慘案的武藤章，耍盡陰謀、擅長權術的天皇首席機要顧問木戶幸一，積極策劃發動侵略中國的小磯國昭，日本法西斯極端組織“國本社”總裁平沼騏一郎，日本軍閥“皇道派”分子之一荒木貞夫，原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 俊六，日本法西斯組織“政治會”總裁南次郎，東條英機的得力助手島田繁太郎，《何梅協定》的策劃者梅津美治郎，偷襲珍珠港的主要策劃者之一永野修身，狂熱的法西斯分子鈴木貞一，日本外務省“少壯派”白鳥敏夫，擅長發動政變的橋本欣五郎，日本海軍“少壯派”岡敬純，勾結德意法西斯的大島浩，日本陸軍“少壯派”佐藤賢了，用鴉片毒害中國人民的星野直樹，日本戰時外交路線的策劃者和執行者東鄉茂德，拖著一條腿簽訂投降書的重光葵，日本“法西斯主義之父”大川周明。

東京審判從1946年5月3日第一次開庭至1948年11月12日宣判止，持續時間長達兩年多，共開庭818次，審判記錄48412頁，判決書長達1231頁，可謂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審判。

巧合的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設在原日本陸軍省大樓，庭長室設在東條英機的原辦公室。在這幢大樓內，戰犯們曾炮制并推行過危害人類的侵略計劃。現在，那些破壞世界和平與安寧、摧殘人類的法西斯戰犯卻要在這里接受懲罰。在這幢大樓內，戰犯們曾經試圖決定世界命運，而現在軍事法庭卻將決定他們的命運，被告人往昔的“成功”均被定為國際性滔天罪行，成為走向斷頭臺的階梯。

1948年11月12日，經過二年多的正義與邪惡、機智與陰謀、巧辯與詭辯的激烈較量，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最終判處東條英機等7名甲級戰犯絞刑，木戶幸一等16名甲級戰犯無期徒刑，2名甲級戰犯分別判處20年和7年有期徒刑。另外3名甲級戰犯，一名因患精神病中止審判，另外二名因在審判期間死亡免于追究。

1948年12月22日24時整，在東京草巢鴨監獄開始執行絞刑。執行絞刑的是美國陸軍中士約翰·伍德，兩年前于德國紐倫堡用雙手結束了納粹德國戰犯的罪惡的一生。后人有幸從電影紀錄片中清楚地看到，約翰·伍德熟練地分別將惡貫滿盈的7名甲級戰犯分別蒙上頭罩，系好絞索，然后雙手松開，一具具僵尸終于將日本軍國主義的丑惡埋葬地獄。

——甲級戰犯東條英機

素有“戰爭狂人”之稱。他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并列為三大法西斯頭子，對日本對外侵略擴張負有主要責任，是雙手沾滿中國及東南亞、太平洋地區幾千萬人民鮮血的劊子手。其父東條英教在中日甲午戰爭中號稱“智將”。東條英機從軍以后辦事專斷兇狠，人稱“剃刀東條”。1935年因在關東軍憲兵司令任上屠殺中國東北民眾升任中將。1937年春任關東軍參謀長。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后，東條英機率部侵略中國。1941年10月，東條英機出任首相，隨后將陸相等職位集于一身，大權獨攬。他野心勃勃，殺氣騰騰，妄圖稱霸世界。同年底發動太平洋戰爭，對美、英宣戰。1944年7月，因日軍節節敗退，東條英機被迫辭職。日本戰敗后，東條英機立即為千夫所指，連他的親人也要他自殺以謝罪。1945年9月11日，東條英機自知罪責難逃，企圖開槍自殺，但自殺未遂，最終難逃被送上絞刑架的懲罰。

——甲級戰犯廣田弘毅

1933年任外務大臣，10月發表了企圖吞并中國，將中國置于日本控制下的“廣田三原則”。1936年出任內閣總理，1937年初參與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的決策，是發動對華全面侵略戰爭的主謀之一。由于其罪行嚴重，是被判處絞刑的7名甲級戰犯中唯一的文官。

——甲級戰犯土肥原賢二

被稱為“中國通”，擅長于特務工作。曾參與策劃、制造皇姑屯炸死張作霖事件和九一八事變。最有名的“杰作”是劫持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前往東北，組織偽滿洲國。參與策劃所謂的華北自治運動。1935年6月迫使國民黨當局簽訂《秦土協定》并在同年底策劃制造冀東事變，組織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可以說，日本每一次侵華行動，都有他的策劃和參與。1944年春出任駐新加坡日軍第7方面軍司令官。日本戰敗投降后，被指控犯有對中、美、英發動侵略戰爭等10項罪行，被送上了絞刑架。

——甲級戰犯板垣征四郎

參與策劃了九一八事變，與土肥原賢二炮制了偽滿洲國，隨后策劃內蒙“獨立”。1937年任日本陸軍中最精銳的第5師團長。盧溝橋事變后率部參加對中國的侵略戰爭。1939年調任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協助指揮全面侵華戰爭。1941年底轉任朝鮮日軍司令官。1945年調任駐新加坡的日軍第7方面軍司令官。日本投降后作為28名甲級之一被起訴，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

——甲級戰犯松井石根

1937年7月出任日軍上海派遣軍司令官及華中方面軍總司令官。12月13日，日軍侵占南京，制造了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日軍攻占南京前，他下達了“以日本武威懾服中國”的命令，企圖用殘暴恐怖的手段懾服中國人民。他是制造南京大屠殺的罪魁禍首。被判處絞刑也是其應得的下場。

——甲級戰犯武藤章

1937年擔任侵華日軍華中方面軍副參謀長，12月協助松井石根攻占南京，是指揮制造南京大屠殺的主謀之一。17日，在舉行攻占南京入城儀式時，他與松井石根以及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朝香宮鳩彥等一同耀武揚威，檢閱道路兩旁的日軍部隊。1941年升為中將，1943年至1945年先后任日本駐蘇門答臘第2守備師團長等職。在此期間，他對當地的和平居民進行屠殺，犯下了累累罪行。與松井石根一道被遠東國際法庭判處絞刑。

——甲級戰犯木村兵太郎

被冠以“緬甸屠夫”的惡名。1939年以前，木村兵太郎是日本的炮兵專家，以提高日本的大炮殺傷為己任。1939年3月，他被任命為第32師團長，晉升為中將。隨后被派到中國山東對敵后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命令士兵屠殺手無寸鐵的民眾，犯下了累累罪行。1940年10月，被調任關東軍參謀長，專事討伐東北地區的抗日武裝。1944年8月30日，被調任駐緬甸方面軍司令官。在與中國遠征軍作戰中，他所率的日軍損失大半。他將失敗遷怒于當地民眾，一手制造了仰光大屠殺血案，并因此得到“緬甸屠夫”的惡名。日本戰敗后，他在仰光舉行的盟軍受降儀式上放下了屠刀，立即作為甲級戰犯押送回日本。后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是七名甲級戰犯中最后一個被絞死的“屠夫”。

中華民族處于生死存亡最危險的時刻，一些民族敗類為了個人的利益，不惜出賣民族利益，喪失國格和人格，認敵為友，充當了日本法西斯侵華的工具和幫兇，成了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這些民族敗類最終的下場與日本法西斯一樣，永遠被釘在恥辱柱上，成為人人討而誅之的對象。他們最終也逃脫不了正義的審判。下面所介紹的這些民族敗類，均在抗戰勝利后受到了正義的審判。

殷汝耕——華北第一個傀儡偽政權主席

殷汝耕，浙江省平陽人。早年留學日本，并通過日籍妻子與日本軍政界取得了聯系。回國后，在各軍閥之間進行投機活動，后投靠國民黨親日派、新政學系首領之一的黃郛。1927年，殷汝耕以國民黨政府駐日代表的名義，代替蔣介石與日本勾結、密談。

1933年春，日軍大舉進攻長城沿線的主要隘口。國民黨駐守長城沿線的軍隊進行了英勇抵抗。但是，國民黨政府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竟派代表與日本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在塘沽簽訂了賣國的《塘沽協定》。從此，整個華北門戶洞開，日本侵略者可以隨時進占冀察和平津。而作為親日派的殷汝耕，此時被委任為冀東非軍事區的薊（縣）密（云）區行政公署專員。

《塘沽協定》簽訂后，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進一步實施大規模的擴張，先后制造了張北事件和河北事件，攫取了河北和平津兩市的大部分主權。接著，積極策動華北五省實行“自治”，對中國主權進行粗暴的踐踏。續“香河事件”后，又唆使在冀東的得力看家犬——殷汝耕，制造“冀東事件”。早在1933年9月，國民黨政府就批準將冀東劃分為兩個區，在通縣和唐山分別設立薊密、灤榆兩個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由殷汝耕、陶尚銘分任公署專員。陶尚銘不歸附日本，為日方所排斥而辭職，殷汝耕則由日本侵略者推薦改任灤榆區行政督察專員，冀東地區的大權實際上完全被殷汝耕一人掌握在手中。殷汝耕是一個死心塌地的漢奸，他公開與日本侵略者勾結，使冀東非軍事區成為日本帝國主義嚴密控制的勢力范圍。1935年11月15日，殷汝耕為配合日本“華北自治”的陰謀，聯合冀東各地一批親日分子致電宋哲元、韓復榘，攻擊南京政府內外政策，要求實現“華北自治”。11月23日，殷汝耕又在天津日租界召集有非軍事區各保安隊長等人參加的會議上，密商非軍事區“自治”。翌日，殷日耕在通州召集非軍事區各縣及寶坻、香河、昌平縣縣長，非軍事區各保安隊長臨時會議，并于當晚發表脫離國民黨中央政權宣言。決定“自本日起，脫離中央，宣布自治，樹立聯省之先聲，謀東之和平”。25日，殷汝耕在專員公署“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成立大會，自任“委員長”（后改為“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任“主席”。）公開打出其叛國“自治的旗號，成為偽滿洲國之后的第二個在日本帝國主義卵翼下的漢奸傀儡政權。偽“自治委員會”宣布非軍事區所屬18縣以及昌平、寶坻、香河和察哈爾省的延慶、赤誠、龍門，均屬“委員會”管轄。12月，偽保安隊又占領塘沽并強行將塘沽、大沽劃入轄區。

殷偽冀東政權成立后，全面奉行親日賣國政策。在軍事方面，與日本及偽滿、偽蒙疆政權先后簽訂了軍事性質的政治同盟，商定冀東海防由日本海軍艦隊負責；冀東接近東北的長城沿線，由偽滿政權負責治安；冀東與偽蒙邊境防務由雙方共同負責；各方實行軍事上的共同防共。在政治方面，殷偽政權各部門大批聘請日本顧問。為了尋求日本帝國主義的庇護和支持，殷汝耕還多次派人或考察團赴日本和偽滿等地活動。在經濟方面，一方面尋求日本和偽滿的經濟支持，另一方面又大肆出賣華北經濟主權，使國民政府在財政上蒙受了重大損失。打著“自治”旗號的殷偽冀東政權，已成為日本帝國主義徹頭徹尾傀儡政權，它的出籠，使得華北政局更加動蕩不安。于是，全國各界愛國人士十分憤慨，一致聲討殷汝耕的叛亂行經，紛紛要求國民政府明令討伐賣國賊。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南京國民政府曾經數次與日本交涉，要求取消該政權，但未得結果。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在日軍向北平大舉進攻之時，駐通縣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所轄的保安隊第一、第二總隊官兵，在總隊長張慶余、張硯田率領下，于同年7月28日反正，將駐通縣城內的日本侵略軍一個中隊及特務機關人員等400多人全部殲滅，并活捉漢奸殷汝耕，收復通縣。可惜，殷汝耕在押送途中被日軍劫走。之后，他失去利用價值，逐漸被日本冷落。

抗日戰爭勝利后，殷汝耕被捕，接受審判，被判處死刑。1947年，在南京老虎橋監獄被處決。

王揖唐——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

王揖唐，安徽省合肥人，早年留學日本東京振武學校學軍事。抗戰爆發后，王揖唐投敵，頻繁與日本侵略者接洽。偽臨時政權在北平成立，王揖唐作為“創始”人之一，撈了個行政委員會常務委員兼賑濟部總長的職位。1938年9月，華北臨時政權和南京維新政權在北平成立“聯合委員會”，王揖唐任委員。

汪偽政權成立后，王揖唐出任偽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汪偽政權考試院院長。王揖唐還利用汪精衛的勢力和影響，趕走了王克敏，自己當上了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內務總署督辦，成了華北漢奸的頭號人物。

1943年1月，王揖唐發表聲明，為配合汪偽政權協助日本進行“大東亞戰爭”，宣布華北全面開展“東亞解放新國民運動”，并集中華北全部力量完成“大東亞戰爭”。然而，由于與汪精衛的矛盾，1943年2月，王揖唐被迫“辭”去了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的職務，未能完全實現自己的“賣國抱負”。

抗日戰爭勝利后，王揖唐在北平被捕，被關進炮局監獄。河北高等法院在起訴書中列舉了他投敵賣國的罪狀，其中有為敵宣傳戰功，叛國親日，五次舉行治安強化運動，供敵糧食、金錢及其他物資，增強敵人實力等。

1948年9月10日，王揖唐以漢奸罪在北平姚家井第一監獄被處以死刑。

梁鴻志——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行政院長

抗日戰爭爆發后，梁鴻志（福建省長樂縣人）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劃下，在上海淪陷區組織偽維持會。1938年，梁鴻志在日本人的直接操縱下，在南京成立所謂“中華民國維新政府”，管轄蘇、浙、皖三省的敵占區和寧、滬兩個特別市，梁鴻志任偽“維新政府”行政院院長兼交通部部長。日軍顧問部與梁鴻志簽定的秘密協定明確規定：“維新政府”未經與顧問協議，不得施行其政務。行政院會議內容及決議案，均由顧問事先按日方意見定調。連偽政權這群漢奸的生活起居，也要受到日本顧問的監視。

梁偽政權成立后，訂立賣國條約，出賣華中資源，發行偽鈔，掠奪人民財產，對淪陷區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最大的劣跡，就是在經濟上幫助日本侵略者對淪陷區人民進行掠奪，為其擴大侵略戰爭服務。首先，梁鴻志等漢奸以“政府”的名義，劫收了上海海關和中國政府在蘇、浙、皖地區的稅收機關。這些機關，名義上由偽政權管轄，實際上是日本侵略者的御用機關。其次，與日本侵略者簽訂了一系列出賣經濟利益的賣國協定。1938年11月初，在上海成立了“華中振興股份有限公司”，由日本著名資本家兒玉謙次任總裁。從此，華中地區的交通運輸、電力、通信、礦產、水產、煤氣等基本上為日本侵略者所控制。再次，開辦華興銀行，發行偽鈔，破壞中國金融。最后，為了向日本主子獻媚和自身的揮霍，公開實施“煙、賭、娼”三大毒化政策，喪心病狂地毒害同胞，榨取錢財。在偽政權統治下，淪陷區一片烏煙瘴氣，不知有多少人傾家蕩產，有多少家庭慘遭拆散，有多少良家婦女論入火坑。

1938年秋，梁鴻志與華北臨時政權頭目王克敏、王揖唐等在大連商討成立“中央政府”問題。早在同年7月，原名興亞會的漢奸組織改稱為“大民會”，總部由上海遷往南京，組織機構成委員長制。次年9月，梁鴻志與王克敏等南北漢奸頭目在南京舉行會議，又將大民會的委員長制改為總裁制。梁鴻志任大民會總裁，溫宗堯任副總裁，并聘請日本侵略者陸軍少將、駐北平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為首席顧問。偽大民會在日本侵略者的監護下，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工具，進行大量投敵賣國的活動。

汪偽政權成立后，梁鴻志任汪偽政權有名無實的監察院院長，很不得“志”，變成一個“旁食者”。1944年11月，汪精衛病死后，梁鴻志改任立法院院長。

1945年日本投降后，梁鴻志躲在蘇州。同年10月2日，梁鴻志在蘇州被捕，隨即被解押上海，送到楚園里作了“楚囚”。次年6月21日，梁鴻志以漢奸叛國罪被判處死刑。11月9日在上海提籃橋監獄被執行槍決，結束了其罪惡的一生。

陳公博——汪偽政權第二號大漢奸、代理“主席”

陳公博，廣東省南海縣人，出生于一個封建官僚家庭。1920年秋，陳公博從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回到廣州后，在陳獨秀的幫助下，參加成立廣州共產主義小組，成為領導人之一，并因此出席了中共“一大”。1922年，赴美國留學后，即被開除出黨。

抗日戰爭爆發后，陳公博竭力鼓吹“抗日必亡”，散布“亡國論”。1938年12月，他由成都經昆明，逃往河內，追隨汪精衛投敵賣國，做了第二號漢奸人物。汪偽政權成立后，他任立法院院長、廣東省政府主席等要職，成為汪一人之下，群奸之上的“漢奸權貴”。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陳公博鼓吹上海當前除“擔任后方任務”外，將來“為與日本同生共死，必將擔任一部分之戰線”。因此，“上海應以東亞共榮圈之中心地及聯絡線之資格，成為中日提攜之軸心”。陳公博還以上海市市長的名義，發表《告上海市民書》，要上海市民與日本合作，務使“全面和平”得以早日實現。1943年3月底，汪偽政權為實現“中日”共同協力建設東亞新秩序這一目的，特派陳公博為訪日“特使”。陳公博抵達日本東京，向日本主子表示：“深愿竭其人力物力貢獻于大東亞戰爭，但求能與貴國攜手邁進，并肩作戰，無論任何犧牲所不能辭”。日本天皇獎給陳公博等人各一枚“一級旭日大勛章”。為此，陳公博離開東京時稱：此次“奉令訪日，承天皇陛下寵遇”暨內閣總理大臣等人的“隆重款待”，感到“無限光榮”，完全是一副奴顏婢膝之相。

汪精衛病死后，1944年12月，陳公博代理汪偽政權“主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政院院長等重要職務，集大權于一身。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汪偽政權日暮途窮。1945年8月25日，陳公博夫婦等人乘機秘密離開南京飛抵日本，10月3日又被強行引渡回南京，關押在老虎橋監獄。1946年2月，陳公博與陳璧君、褚民誼等三人被押往蘇州獅子橋監獄關押。隨后，江蘇高等法院在蘇州道前街第一法庭對陳公博進行公開審判法官認為對陳公博應 “從重處斷，以為叛國者戒”，并在判決書中指出：“陳公博通敵謀國，圖謀反抗本國，處死刑。”6月4日，江蘇高等法院奉命將陳公博在江蘇第三監獄執行死刑。陳公博的家屬將其尸體運到上海，連墓碑也不敢立，悄悄地將其埋葬在一處公墓中。

周佛海——汪偽政權“三巨頭”漢奸之一

周佛海，湖南沅縣陵縣人，早年留學日本。他曾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并代表日本小組出席過中共“一大”，1924年冬脫離共產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周佛海投靠蔣介石。

抗日戰爭爆發后，周佛海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隨著全國抗戰的呼聲不斷高漲，周佛海與汪精衛一伙組織“低調俱樂部”，與抗日唱反調，鼓吹“戰必敗，和未必大亂”的投降主義言論。還與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結，進行謀求“和平”的勾當。1938年12月，周佛海先于汪精衛等逃離重慶，經河內到香港。之后，由香港潛入上海，開展賣國活動。

汪偽政權成立后，周佛海任財政部部長兼行政院副院長等重要職務。1941年3月，汪精衛去日本治病期間，周佛海代行行政院長一職。8月初，汪病情惡化，周佛海應日本政府之召抵達名古屋探視汪，并與陳璧君商談人事調整問題。后又抵東京，分別拜訪日本首相、海相、陸相、軍令部長、參謀總長等，討論對重慶民政府的誘降及汪死后的人事安排問題。汪精衛病死后，周佛海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等職。

抗戰勝利前夕，周佛海感到前途不妙，便暗中與國民黨聯絡，尋求后路。抗戰勝利后，周佛海曾被蔣介石任命為軍事委員會京滬杭行動總指揮，后改任“總司令”，負責維護京滬一帶的治安和秩序，等待重慶國民黨軍隊的到來。他向蔣介石表示：“與其死在共產黨之手，寧愿死于主席之前。”

當國民黨大批人馬到達上海后，周佛海失去了利用價值。1945年9月30日，周佛海等被押送重慶。次年9月押到南京。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對周佛海進行公審。 11月7日，法庭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行，判處周佛海死刑。周佛海被送往南京老虎橋監獄。

次年3月，蔣介石發布特令，以“響應反正”、“戴罪圖功”，“以觀后效”為由，將周佛海“減為無期徒刑”，免其一死。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在慘呼哀號之后，一命嗚呼。

梅思平——汪偽政權“開路先鋒”

抗日戰爭爆發后，梅思平(浙江永嘉縣人)上廬山參加蔣介石、汪精衛等人召開的談話會，聽到馬君武等民主人士的“焦土抗戰”呼聲，頗不以為然。回到南京便參加了以汪精衛、周佛海等為中心的“低調俱樂部”，譏笑抗日是唱高調，還多次想辦法托人向蔣介石“進言和平”。1938年11月，梅思平與高宗武、一道潛入上海，與日本代表進行秘密會談，經過幾天討價還價，達成了所謂《日華協議記錄及諒解事項》草案，主要內容有：汪精衛一伙表示參加“建設東亞新秩序”，同意締結日華防共協定。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一伙人逃出重慶去河內。之后，梅思平因其“先鋒”作用，被視為與汪精衛等人一樣的“首義分子”，并組成了“最高委員會”。

1939年，梅思平任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組織部長等職，其地位僅次于周佛海，并且成了周的大紅人和以周為首的“實力派”的重要干將。1940年11月，梅思平參與了同日本政府簽訂出賣中國人民利益的《中日基本關系條約》。

抗日戰爭勝利后，梅思平在南京被捕，關押在南京寧海路25號臨時看守所內，后被送進老虎橋監獄。1946年5月，南京高等法院第一庭公開審判梅思平。法庭內外，人山人海。梅思平在法庭上百般狡辯，拒不認罪，但鐵證如山。5月9日，高等法院下達判決書：梅思平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死刑。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需生活費外沒收。他汪偽政權中在南京受審的第一個人。9月14日，梅思平在南京被執行槍決，結束了他可恥的生命。

褚民誼——汪偽政權“總管家”

褚民誼，浙江省吳興縣人，曾赴日本留學，在法國獲得醫學博士。在此期間，他結識了汪精衛、陳璧君，并由汪陳做媒，同陳母的養女陳舜貞結婚，于是成了汪精衛的連襟。

抗日戰爭爆發后，汪精衛一到上海，就立即召見褚民誼，讓他談對“和平”運動的看法。他參加了汪精衛一伙的“和平”運動，積極與日本勾結，進行賣國活動。1939年8月底，在汪精衛召開的偽國民黨“六大”上，褚民誼任大會主席團副主席，被推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委員。隨后，在偽國民黨六屆一中全會上，褚民誼任秘書長，成為汪偽國民黨的“總管家”。當時，人們對汪陳夫婦手下的漢奸，以“陳公博的嘴，周佛海的筆，褚民誼的腿”并稱。

日本投降后，褚民誼與陳璧君等被軟禁在廣州。后又被押送南京寧海路25號看守所。1946年被關入江蘇高等法院第三監獄。同年3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審判褚民誼，后被判處死刑。同年8月23日，褚民誼在蘇州被執行槍決。

同盟國除在東京設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甲級戰犯外，還在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貢、伯力等地，對乙、丙級戰犯進行審判。乙、丙級戰犯的罪狀主要是指違反日內瓦紅十字條約等國際公約或違反戰時法規，直接從事或指揮實施殺人、強奸等殘暴行為或虐待戰俘、拘禁人員等不人道行為。據統計，被同盟國起訴的各類日本戰犯總數為5423人，被判刑者4226人，其中被判處死刑者941人。

中國作為戰勝國，也是日本侵華的最大受害國，分別在保定、東北、南京、廣州、上海、濟南、武漢、太原、臺灣等地設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審判在侵華戰爭中犯有嚴重罪行的日本乙、丙級戰犯。從1945年12月中旬起至1947年底，中國各地的軍事法庭共受理戰犯案件2435件，死刑110件，其中包括南京軍事法庭審判的南京大屠殺的主犯之一谷壽夫和屠殺中國平民300余人的劊子手田中軍吉、在南京進行殺人比賽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

1946年2月15日，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成立，主要審理制造南京大屠殺慘案的日本戰犯。法庭根據調查和民眾的控告信，向東京盟軍總司令部提出，要求將南京大屠殺的主犯和其他罪大惡極的戰犯引渡到中國，接受中國對他們的審判。1946年8月1日被盟軍總部關押在巢鴨監獄的戰犯谷壽夫由中國駐日代表團派人押送至中國，入上海戰犯監獄，后關押在南京小營戰犯拘留所。1947年5月22日，中國外交部要求引渡殺人比賽戰犯向井敏明、野田毅。9月2日，向井敏明被盟軍總部捉拿歸案，10月25日，被引渡到上海，11月關押在南京小營戰犯拘留所。戰犯野田毅也與向井敏明一樣于同年被引渡到中國，11月被關押在南京小營戰犯拘留所。戰犯田中軍吉也沒有逃脫，于同年5月被引渡到中國接受審判。

——戰犯谷壽夫

日本東京人，1882年出生，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1928年參與濟南慘案，屠殺中國外交人員。1937年8月，率領第6師團入侵中國華北等地。因侵略上海、南京的需要，第6師團被調至華東，一路殺向南京，是制造南京大屠殺的罪魁禍首之一。1938年2月，在世界輿論的譴責下，日本當局被迫將其召回國內，不僅沒有受到處分，反而被加官進爵。1946年2月2日，谷壽夫被盟軍總部逮捕，關入東京巢鴨監獄。1947年2月6日至8日，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在中山東路勵志社大禮堂對谷壽夫進行了為期3天的公審。審判期間，數以萬計的南京市民要求旁聽。由于法庭面積有限，不能讓更多的人參加旁聽，所以從庭內拉出了有線廣播大喇叭，讓更多的人能聽到審判戰犯實況，也能讓更多的人更清楚地了解戰犯的罪行。經過公審，1947年3月10日，石美瑜庭長當庭宣判戰犯谷壽夫死刑。4月26日12時35分，戰犯谷壽夫在南京雨花臺結束了可恥的一生。

——戰犯田中軍吉

日本東京人，1905年出生，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937年8月隨侵華日軍入侵華北，時任日軍第6師團第45聯隊上尉連長。1947年12月12日，南京戰犯軍事法庭對戰犯田中軍吉進行了公審。18日法庭對其宣判：“查被告田中軍吉，在谷壽夫攻陷南京城實施屠殺時，曾攜'助廣’軍刀參與，…且在混亂斬殺中，我被俘軍民于該被告所攜'助廣’軍刀下者逾三百人，且有日本軍官山中峰太郎所編《皇軍》一書，刊登該被告之軍刀照片標載'曾殺三百人之隊長（指田中軍吉）愛刀助廣’等字樣可稽，并有該被告親自揮刀斬殺平民之照片獲案，可資印證。……依法判處死刑。”

1948年1月28日正午12時，田中軍吉被綁赴南京雨花臺執行槍決。

——戰犯向井敏明、野田毅

戰犯向井敏明，日本山口縣人，1937年任日軍第16師團片桐聯隊富山營炮兵排長。

戰犯野田毅，日本鹿兒島人，1937年任日軍第16師團片桐聯隊富山營副官。

兩名戰犯在1937年12月攻占南京時，相約進行殺人比賽，看誰最先殺150人。比賽的結果是向井敏明殺106人，野田毅殺105人。他們殺人比賽的消息被當時的日本東京《日日新聞》以“斬殺百人”并配以照片加以報道。1947年12月18日，兩名戰犯被公審，最后法庭宣判兩名戰犯死刑。1948年1月28日，兩名戰犯在南京雨花臺被執行槍決。

日本戰敗投降后，一部分日本軍人參加了閻錫山等國民黨部隊，繼續與中國人民對抗，最后被中國人民解放軍逮捕，這部分日本戰犯共140人，被關押在山西省太原戰犯管理所。1950年7月，蘇聯將出兵中國東北時逮捕的部分日本戰犯移交中國，這部分戰犯共969人，被關押在遼寧省撫順戰犯管理所。

為了徹底清算日軍的侵華罪行，1956年4月25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頒布《關于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犯罪分子的決定》。根據這一決定，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分別在沈陽和太原設立法庭，對在押的日本戰爭罪犯進行公審。

鑒于1062名日本戰犯（共關押1109人，關押期間死亡47人）在關押期間成功地進行了人道主義的教育和改造，對自己的罪行已有不同程度的悔改，中國政府決定僅對部分犯有嚴重罪行戰犯進行起訴，對次要和一般戰犯不予起訴，寬大處理。

1956年6月9日至1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在沈陽對前日本陸軍第117師團中將師團長鈴木啟久等8名戰犯進行公審，并判處鈴木啟久有期徒刑20年，其他7名戰犯分別被判處13—18年有期徒刑。7月1日至20日，沈陽特別軍事法庭對前偽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長武部六藏等28名戰犯進行了公審，這些戰犯分別被判處12—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6月10日至20日，太原特別軍事法庭對戰犯富永順太郎等8名戰犯進行公審，8名戰犯分別被判處8—18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與此同時，最高人民檢察院先后分3批對關押的1017名罪行較輕、悔罪較好的日本戰犯宣布寬大處理，不予起訴，立即釋放回國。

中國政府對日本戰犯進行人道主義的改造后普遍給予寬大處理，到1964年全部日本戰犯被釋放回國，在國際社會上引起強烈的反響，同時也在日本引起積極的反應。他們釋放回國后，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幾十年來為反對侵略戰爭、促進中日和平友好的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的成員以自身經歷為主出版了上千種書籍，在日本各地舉行各種形式的和平演講和集會，與日本右翼勢力歪曲、否認歷史的行徑進行了堅決的斗爭！他們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實踐了自己為和平事業奮斗余生的誓言。事實證明：中國政府和人民當年對1000多名關押的日本戰犯實行的人道主義教育和改造政策，是極其正確的。

當年拘押日本戰犯的撫順戰犯管理所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后關押戰爭罪犯的場所，是當今世界上現存的，保護比較完整的唯一一處戰犯羈押場所。1986年，撫順戰犯管理所作為改造戰爭罪犯的舊址，正式對外開放，現已成為對外進行和平教育，對內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