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自隋唐以來實行科舉取士制度,一改過去靠出身門弟和當權者推薦選拔官員的路徑,通過公開考試,按照一個相對客觀的標準,測試考生的政策理論水平和文字表達能力,擇優錄用。這一制度一直沿用至清末,大批優秀人才由此進入仕途,如韓愈、蘇軾、范仲淹、張居正、林則徐,等等。這是人類政治制度發展史上重大的創舉。 歷史學家錢穆在《國史大綱》一書中,對科舉制歷史進步意義的分析,可謂精辟,現摘錄如下: 唐代士人出身,可分為三途:一生徒,由學館。二鄉貢,由州縣。三制舉,州縣貢舉又分諸目,最著者有秀才、明經、進士。而優以“進士”科為盛。貢士得懷牒自列于州縣,集試于中央。這一制度,亦像上舉尚書六部制以及州、縣劃分制度一般,同為后世所遵用,直到清末,不能改變。此制用意,在用一客觀的考試標準,來不斷的挑選社會上的優秀分子,使之參預國家的政治。此制度的另一優點,在使應試者懷牒自舉,公開競選,可以免去漢代察舉制必經地方政權之選擇。在此制度下,可以根本消融社會與階級之存在。可以促進全社會文化之向上。可以培植全國人民對政治之興味而提高其愛國心。可以團結全國各地于一個中央之統治。這一個制度的根本精神,還是兩漢的察舉制度推進,并無差別,不過是更活潑、更深廣的透進了社會的內層。( 錢穆 《國史大綱》上冊,404至405頁,商務印書館2010年12月第1版) 錢穆先生認為,科舉制度,用一個客觀的標準,突破了階級出身的限制,不斷地挑選社會上的優秀分子參預國家政治,這一制度培植了全國人民的愛國心,客觀上鞏固了統治,維護了中央集權政體。 錢穆先生的分析是中肯的,科舉制籠絡了讀書人,在全社會高調宣示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現實路徑,消融了一部分社會矛盾,維護了統治秩序。 關于科舉制的好處,唐太宗李世民一語中的。據《唐摭言》卷一記載:“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李世民看到新科進土魚貫而入,為朝廷所用,不僅大喜感嘆:天下的優秀人才,已在我的掌握之中。豪無疑問,李世民所謂的“彀中”,即科舉制的設計模式。 科舉制雖已退出歷史舞臺,但其平等、公開、公平、公正選拔人才的理念在今天仍有可資借鑒之處。 ( 本文系原創,作者在“心向諸子”公眾號首發,感謝關注“心向諸子”公眾號,歡迎分享轉發。轉載須注明來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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