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珩：我是熱愛生活的“守藏家”

星河歲月 2025-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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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來，全社會越來越熱衷收藏。全民收藏熱是好事，但很多人更關注的是什么？是藏品的經濟價值，而對于其背后的文化、藝術價值所知甚少。我覺得文化傳承的使命感和責任感，還有家國情懷，也是收藏應有的內涵。”六月末，北京三聯韜奮書店（美術館店），文化學者趙珩在其新作《五十小物》發布會上這樣說道。

《五十小物》展示了五十件趙珩的家藏“小物”，其中有他自己的出生證、父親少年時的日記、母親年輕時的畫稿、陪伴四代人童年的玩具等帶有個人印記和親情溫度的物件，有匠心獨具、設計巧妙又實用的中外文玩、擺設、用品，還有他的曾祖父、祖父、父母等幾代人搜集、珍藏的董祖源、王宸、楊文驄、蔣衡、趙之琛等明清書畫和金石名家的山水、人物、篆刻、碑帖作品，以及陳半丁、啟功等近現代文化大家的手跡。對北京城市史、民俗、戲曲、書法等領域頗有研究的趙珩是個興趣廣泛、熱愛生活的人，他欣賞書中這些“小物”的工藝、技法，解讀其審美上的價值，熟諳其背后的文化意蘊，更在乎其承載的時代變遷、情感溫度與個人回憶。這些物件中，不乏市場潛力可觀的藏品，可是趙珩認為，“我不太關注它們經濟價值的漲落。我是看著它們長大的，與我的家人、親情、記憶息息相關，每件背后都有一些記憶，很多感受，所以對我來說具有另一重意義”。

與趙珩此前講述昔時文化民俗、生活方式與回顧舊聞掌故、紀念故人的《舊時風物》《彀外譚屑》，暢談飲食文化之妙的《老饕漫筆》《老饕續筆》以及追憶童年經歷的《二條十年》相比，《五十小物》無論成書過程，還是書中圖文相映的呈現方式，乃至文字中凝聚的個人情感濃度都有所不同，“是一本體例特殊的小書，它既不是文物畫冊，也非有關收藏的著述”，“所錄的不過是我家部分藏品，而我更多的則是敘述些小物件背后的故事”，他在這本新書的“自序”中寫道，“談不上是什么'著錄’，更沒有'子孫永寶之’的奢望，但是，對文化承傳的愿望卻是在的”。與其說這本書是寫物，莫不如說是寫寄托于物件之上的情感、情懷，關注留存于物件之上的時代印記，抉發物件背后的歷史和文化內涵。

多年醉心古代名物研究的學者揚之水也出席了前文提到的新書發布會。她和趙珩是同代人，對書中所寫小物特別是日常器物、字畫碑帖自有其鑒賞力。她認為，《五十小物》是把物作為講故事的依托，“書中寫到的每件物件都附著了生命或者生活的氣息，它暫時屬于某個人，但本質上是屬于一個時代”。她很佩服作者講故事的能力，“他是會講故事的人，把人生活成一部厚實的故事書。他講故事能夠講出學問，他的每一本書都是以不同方式在講故事。這本書就是用小故事寫出大時代，物中有情，情寓一物，是水乳交融的狀態，并不需要刻意升華”。

“人應該熱愛生活。”日前，在他的“彀外書屋”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年逾古稀的趙珩不止一次地提到這一點，他感嘆人生有限，坦然面對時代變遷，對于從生活中發現美則興致盎然。聊到興起，他起身拿起一件舊物，或展開一幅墨跡，一段生動的故事娓娓道來。他身旁那一面墻的書架上，《五十小物》中提及或未寫到的若干物件位列其上，繼續陪伴他讀書、寫字、寫作的充實人生。

趙珩

《五十小物》，趙珩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5年5月出版

中華讀書報：《五十小物》是我讀到過您的幾本書中裝幀設計最美的一本。在“后記”中您提到，這本書源自2024年春節三聯書店領導和您閑聊家中藏品時的建議，這些“小物”陪伴了您大半生，在此之前沒有考慮過專門為它們寫一本書嗎？

趙珩：從來沒想過要寫這么一本書，說起來這事兒是“被逼無奈”。當時三聯書店老總宋志軍和綜合分社社長王競跟我提議寫這本書，我沒太在意。十幾年前我還在出版社工作的時候，宋總也還沒到三聯，他當時約我寫一本回顧1928～1937年的北京的書，記得書名都定了，但后來因為種種原因，計劃沒能實施。這次建議我寫寫這些舊物，也算“舊話重提”。

出版方認真而高效，很快確定了這個計劃，三四月份就組成了一個班子，王競、責任編輯張靜芳還有美編薛宇在接下來的大半年時間里幾乎每個星期四上午都到我這兒來，聽我聊這些物件的故事，我也給他們展示我說到的物件，他們會拍一些圖片回去。初稿完成后，我和責任編輯再一篇一篇磨合。大概到了十一月，這本書的文字部分基本上完成了。出版方又請專業攝影師來我家拍了十三個小時的照片，就是拍現在書中的這些物件。

所以，這本書的成書過程還有體例和我之前的那些書相比有些特殊。書出來之后，也有人跟我說，您這是露富了。我就說，第一，我談不上富；第二，我也沒把這些視為多么有經濟價值的財富。

中華讀書報：您家里的“寶貝”還有很多，書房這面墻的書架上大大小小的物件都不止二三十個，書中寫到的只是一部分。這些物件，有些是具有公共意義、歷史文化價值的，有些看似平凡，但與您的生活、記憶、情感有關，為什么選擇這五十件來寫？

趙珩：我家的東西是還有很多，題字的扇面就有十多件。我選這些物件時并沒有像書中這樣分出五類（這也是編輯分的，分得非常好），我選的時候很隨意，想起什么是什么。

你看這個我在書中《四代人的玩具》中寫到的鐵皮小炮（趙珩從書架上拿起交給記者），原來還能打出火星來，你按一下底下那個鈕試試。這個小玩具大概1921年左右出廠的，德國制造，是我祖父買的。我父親小時候就玩這個，我小時候玩的頻率最高，還擺一些小兵什么的，我兒子也玩過，我孫子這一代孩子太卷，報這個班那個班，沒有那么多時間玩這樣的玩具了。所以，它沒有任何經濟價值，卻是我們家四代人童年時的玩具。

德國生產的玩具炮

中華讀書報：《五十小物》“自序”中，您說自己“不是收藏家，充其量算是個'守藏家’”，如果與您的祖輩父輩相比，似乎確實如此，這是您的主動選擇，還是時代、環境等客觀因素造成的？

趙珩：收藏和守藏大不相同。收藏得有財力和鑒賞能力，守藏不需要財力，守著而已。我說我是守藏家，就是個看倉庫的，既是個人選擇，也有客觀因素。首先我沒有收藏家那樣的經濟實力，沒那么大的地方放藏品，也沒有那么高的鑒賞力，比如碑帖等我也不是太懂。

多么貴重的藏品都很難為一家一姓永遠擁有，不可能子孫永寶之。這句話可以與每一位收藏家或愛好者共勉，就連古代皇帝的藏品都是如此，大收藏家張伯駒也不可能什么都擁有。收藏者對于藏品應該有這樣達觀的看法，但對于文化的傳承要有使命感，對于這些藏品所承載的家國情懷需要有責任感。

很多東西無法簡單地用價值衡量，如果社會動蕩，它可能分文不值，在某個時期，可能價格又浮動很多。我從來不太關心這個問題。很多我感興趣的文物、字畫，在博物館呢，到那里也可以欣賞啊。

中華讀書報：您什么時候形成看待“小物”（哪怕是名家字畫、古代文物）這樣的態度？

趙珩：我是從年輕時就這么想的。當年我父親（趙守儼，中華書局原副總編輯）可以說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主持中華書局古籍整理及“二十四史”點校工作上，反倒是我母親在翻譯工作之外有些閑工夫，買了一些有意思的小物件，也沒花多少錢，這些我在書里寫到一些。要說這一百年來我家東西損失最大的時期，不是文革期間，而是抗戰那些年，那時我們一大家子人沒有經濟來源，我祖父（趙世澤，收藏家）當時堅決不出來做事，陸陸續續把他從1929年到1937年間收藏的大批藏品都變賣了——直到今天，故宮里有些展品上還有我祖父的鈐藏印。

這讓我想到李清照的《金石錄后序》，寫到她和趙明誠搜集碑文字畫“得之艱而失之易”。戰亂動蕩的年代，他們品茗賞畫、到大相國寺游逛的好時光已成記憶。他們那時看上了南唐徐熙的牡丹冊頁，回去欣賞了兩天，但買不起，就奉還了。等到靖康之變，他們逃難時帶不了那么多東西，反復考慮帶什么不帶什么，那種為難！而且逃難路上有些帶出去的東西也變賣掉了。我讀《金石錄后序》很有感觸，還錄過兩遍。那么多碑帖、字畫、器物，尋找、購買、收藏的過程很艱難，但散失就很容易。

可見任何一家的收藏，都會受家族興衰、社會動蕩的影響，這關系到收藏的聚與散。近百年來，改革開放之后這幾十年的安定與繁榮使得文物價值不斷攀升，收藏也成為很多人的愛好。所以，這些東西就是與世沉浮。我希望那些文物字畫無論在哪兒，無論屬于誰，都能夠得到妥善保存。畢竟這些東西承載了很多，小到個人，大到家國，關系到文化傳承，所有經手的人都應該有對這份傳承的責任感。

趙之琛《無量壽佛圖》

中華讀書報：《董祖源山水冊頁》那篇寫到“這本冊頁，不一定有多高的經濟價值，但是對于研究董其昌的技法、董其昌的傳承”非常重要，您祖父當年收藏并且極為珍惜這件冊頁，顯示他的“士大夫氣”，“他重視的不是一件東西的經濟價值或一時的風尚，他更看重的是筆墨，是中國文人畫的內在氣韻”。

趙珩：這本冊頁經濟價值確實算不上高，我懷疑祖父當年買下時也很便宜。雖然這比祖父當年收藏的董其昌啊查士標啊要“差得多”，而且很多人也不認，但這是董其昌三兒子董祖源唯一傳世的墨跡，也是“民抄董宦”事件的見證。

說到“士大夫氣”，我祖父那個時代的文化人很講究欣賞書畫作品的筆墨氣韻。作為董其昌的三兒子，董祖源衣食無憂，所以他畫畫不是為了賣錢，而同時代很多知名畫家，無論是祝枝山、唐伯虎或者仇英，畫畫還是有為了生存的成分在，董祖源沒有這方面考慮，他的畫追摹董源，沒有順應市場標準的造作和刻意，筆墨隨意。我認為中國畫的魅力就在筆墨之間，董祖源就很在乎這一點，他的這件冊頁是能代表明末文人筆墨氣韻的，不追求技法上如何完美，而是用筆用墨上有個性。

董祖源山水冊頁

中華讀書報：時至今日，工業化、技術進步，您珍藏、書寫的這些帶有創作者智慧、藝術審美甚至手工痕跡的藝術品乃至日用品難得一見了，其實您筆下那些風味美食在今天也被預制菜“取代”了，這樣的情況是時代發展的必然吧？

趙珩：現在就是快餐文化盛行的時代啊，我們的很多文化也是拼湊的，追求到處引證，追求新觀點和新立意，語不驚人死不休。一部著作提出一些哪怕經不起推敲的觀點，但只要有“新意”，或許就能得到很多年輕人的共鳴，或者書就賣得很好，出版社有時也會追求這些。但實際上很多東西經不起沉淀，而雋永的東西是能經得起推敲、能傳世的。

中華讀書報：這本書中《番禺何氏青蛙硯》一文，您一開篇就寫“我不懂硯臺，甚至對硯的種類辨識也屬外行”，印象中您在不止一篇文章中這么寫過，說自己并非某些領域的專家，但文章中往往寫得頭頭是道，頗有信息含量和可讀性，所以，這是您的自謙之詞？

趙珩：實事求是，很多方面我確實是外行。我這么寫，是因為我寫文章不想繃著，也不想讓讀者讀得繃著。現在各行各業的專家太多了，有時候說誰是專家恐怕也不是什么好詞兒，得算諷喻。當然我這么寫不是為了諷喻，確實有很多真正的專家存在。

我跨界很多，愛好太廣泛了。我喜歡歷史文化、民俗，寫飲食文化。我五歲就進戲園子看戲，一直看到現在，有些戲曲界的事就會來找我，聊掌故，查史料。前幾天北京京劇院來借戲單子，從我的一千多張戲單中借了一百零七張。我還集郵，專門搜集世界各地的動物主題郵票。年輕的時候我還滑冰，是花樣滑冰的三級運動員。除了科技，我感興趣的東西太多了。這樣的人生很有樂趣，活得很值。

中華讀書報：這些年，您寫了飲食文化，寫了老北京的風土人情、市井民俗，也寫了記憶中的前輩、親人、朋友，寫了自己的童年，這次又寫到家中的“小物”，有什么題目是您一直想寫還未動筆的？

趙珩：其實沒有，我這個人的寫作有些“被動”，人家都是不用揚鞭自奮蹄，我是揚鞭之后才能走兩步。去年我給不同領域的新書寫了十四篇序，都是應約而寫。

（中華讀書報記者丁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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