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黃博丨研究宋史，如何選擇一個“刁鉆”的角度？

星河歲月 2025-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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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前，四川大學副教授黃博在讀碩士期間，偶然發(fā)現(xiàn)一則宋仁宗與宰相龐籍討論如何處理四川“甲午再亂”傳言的史料，這一充滿現(xiàn)實感的歷史細節(jié)瞬間吸引了他。他以此為碩士論文選題，爬梳史料，考察了北宋中期那場震動朝野的謠言危機。

近日，《如臨大敵：謠言恐慌與大宋王朝1054》（中華書局，2025.6）一書正式出版，黃博帶著新書亮相上海書展。這是他重新考察這段歷史，進行通俗化寫作的作品。

《如臨大敵：謠言恐慌與大宋王朝1054》，黃博著

“歲在甲午、蜀且有變。”從唐末以降，近200年中，確實一到甲午年，四川就會發(fā)生大事。所以1054年即將來臨的時候，包括宋仁宗在內(nèi)，很多人都如臨大敵。然而，當1054年結(jié)束后，人們才發(fā)現(xiàn)，預言中的大亂并不是其他，而是預言本身引起的恐慌。

黃博還原了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并以此為線索，串聯(lián)起宋代社會豐富多彩的故事，引領讀者從“聽說”的角度認識宋代。

潮新聞·《錢江晚報》對黃博進行了專訪，從他的創(chuàng)作意圖出發(fā)，聊聊怎么更好地去讀這本書。

以下為訪談正文（《錢江晚報》記者宋浩、實習生王圣依）。

潮新聞：您研究宋史，角度“刁鉆”，這一選題與您此前的作品有何關聯(lián)？

黃博：角度“刁鉆”這個說法我喜歡。

我并非刻意追求出人意料的選題，只是平時喜歡關注一些好玩的現(xiàn)象或事件。這次的新書《如臨大敵》談的是古代謠言引發(fā)的恐慌，故事主題發(fā)生北宋中期，從這個視角出發(fā)，寫宋代歷史，角度確實跟傳統(tǒng)的政治制度、經(jīng)濟形態(tài)等切入的寫法不一樣。

四川大學副教授黃博

（受訪者供圖）

近20年前，我讀碩士時偶然讀到一則宋仁宗與宰相龐籍討論如何處理這個傳言的記事，覺得好玩，就選擇了這個題目做碩士論文。一是話題本身有意思，我們?nèi)粘Ｉ钜步?jīng)常要面對各種謠言，這個話題既在寫歷史，又在寫現(xiàn)實，體驗感完全不一樣。

二是歷史學近代以來發(fā)生幾次大轉(zhuǎn)向，整體強調(diào)史料辨析和理論范式，輕視“講故事”。這個選題的核心是發(fā)掘一個故事，因為這個故事的來龍去脈無人知曉，這需要我去找史料，通過考證還原故事。當時我在論文的后記里很得意地寫下一句話，“在研究成果已經(jīng)汗牛充棟的今天，勉強能夠發(fā)掘出一個不為人知或少為人知的新故事，這一點本身已經(jīng)可以稱得上是幸運了。”

《如臨大敵》后記也照抄了這句話。

這次將論文改寫為通俗讀物（非虛構(gòu)歷史寫作）也是這個思路，只是讓語言上更加平實曉暢，形式上更加好讀，比如不用腳注、不掉書袋、不講理論等。

這本書和《不與天下州府同》關聯(lián)性很強，但關心的問題不一樣。后者是學術(shù)專著，上編的兩章《甲午再亂》和《蜀人多變》，就是碩士論文的精華部分改寫的。而《如臨大敵》是把碩士論文通俗化，以“甲午再亂”的故事為主線，將宋代的各種傳言版本作為支線放置到主線劇情里，講述宋代人聽謠、信謠、傳謠的歷史，和讀者開啟宋史閱讀的新體驗。

比如從謠言視角看宋代的開國故事，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趙匡胤黃袍加身就是一場精心設計的計中計；再比如從謠言視角看慶歷新政的無疾而終；從王安石變法中的各種謠言看變法引起的各種社會問題。

連環(huán)畫《黃袍加身》

（河南美術(shù)出版社，1985年，資料圖）

潮新聞：當時謠言如何在四川造成恐慌？背后歷史記憶是如何運作的？

黃博：甲午再亂的謠言，本質(zhì)上是歷史問題。歷史對中國人是非常特殊的，從經(jīng)驗中追求人生智慧是中國文化的根基，因此某種程度上，中國文化就是基于歷史的文化，我們中國人的基因里對歷史是有信仰的。

它的生成機制是這樣的，站在1052年人們的視角，上一個甲午年，即994年，發(fā)生過王小波、李順起義；再往上看，934年這個甲午年，則是后唐崩盤，后蜀建國。前兩個甲午年，四川都發(fā)生了影響歷史進程的重大變亂，我們可以把這個謠言理解為歷史給四川人民和宋朝官方造成的一種記憶創(chuàng)傷。

宋仁宗像

（南薰殿舊藏帝王像，現(xiàn)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從史料看，這個謠言的興起是模糊的，不知道起源于何時。我們現(xiàn)在能看到的最早談這個謠言的記載，是1052年十二月，宋仁宗找宰相龐籍商量如何處理民間盛傳的“歲在甲午、蜀且有變”的謠言危機。這個時候，謠言已經(jīng)從四川傳到了京城，皇帝和宰相都知道了。

第二個階段是，謠言傳得很厲害，但實際上沒有任何風吹草動。就是當時四川的詩人張俞所說的，到1054年夏天之前，雖然謠言傳得神乎其神，好像四川馬上就有滅頂之災，但卻什么異樣的事也沒發(fā)生。

最后一個階段，1054年夏秋之際，在廣西作亂失敗的儂智高逃亡到大理，官方以及各種小道消息開始謠傳儂智高要從大理進攻四川，這一次引起全蜀人民的大恐慌。

四川地方當局天天加班，做各種無效、形式主義的工作，老百姓則被嚇慘了。

北宋四川地區(qū)地圖

（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合成“川峽四路”，即后來所謂“四川”〈含今天重慶市〉。這里東南與大理國接壤）

當時在眉山鄉(xiāng)居的蘇洵，繪聲繪色地記錄了謠言如何擊破四川百姓的心理防線：邊關士兵在夜里被驚醒，大呼敵人來了；鄉(xiāng)村居民被嚇得涌入城鎮(zhèn)，躲避可能發(fā)生的戰(zhàn)亂。最后，連京城都知道四川終于出大事了。

潮新聞：書中提到宋仁宗“換人、巡視、修城”的組合拳、張方平“以靜鎮(zhèn)之”的柔性策略，以這些應對方式對平息謠言有何影響？

黃博：首先是皇帝面對謠言危機的緊張與焦慮。

宋仁宗親自挑選益州知州，還提前許諾高官厚祿：任滿還朝后，提拔他進入“二府”。這充分說明仁宗開始采用不太合適的手段來治理危機。這種緊張情緒本身就反映了謠言的巨大威力。

甲午年到來的前一年，1053年，朝廷密集出臺針對蜀地的一攬子詔令，如整頓吏治、減免貢賦、派專員考察鹽政、限制親屬任官等。如果沒有謠言，這些措施大多會以漸進改革的方式推行，而不是在一年內(nèi)密集實施。

程戡到任后，先后在益州（今成都）和其他州縣修筑城防，這一輪集中筑城的規(guī)模前所未有，它不僅增強了物理防御，也在心理上釋放出一個信號：朝廷已經(jīng)做好應對最壞局面的準備。對潛在的滋事者是一種威脅，對百姓起到了穩(wěn)定人心的作用。

[北宋] 李公麟《蜀川勝概圖》

（現(xiàn)藏于美國弗利爾美術(shù)館）

盡管氣氛緊張，1054年上半年四川卻仍然維持著安定局面，7月，朝廷調(diào)程戡回朝擔任宰相，兌現(xiàn)了當初的諾言。然而，就在程戡離任前后，邊關傳來儂智高欲借大理兵寇蜀的消息，四川民眾情緒失控。“甲午再亂”說與“儂智高入寇”說結(jié)合，迅速形成“大眾的歇斯底里”。

而新任命的張方平11月才抵達益州，正是在益州知州空缺的這段時間，恐慌迅速達到高潮。當時朝廷令益州路轉(zhuǎn)運使高良夫暫代知州職責，高良夫緊急調(diào)兵、增募弓手、晝夜筑城，高調(diào)備戰(zhàn)。在信息并未確證、民心已極度脆弱的情況下，起到了放大威脅信號的效果。對成都居民來說，自然視作官方已確認敵軍在路上。

高良夫的應對，不能簡單用“對”或“錯”來評判。他本意是防患于未然，但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這種單純從軍事邏輯出發(fā)的應對忽略了“恐慌本身就是風險”，沒有意識到心理防線才是第一道屏障。

他這種高調(diào)的軍事化應對還得到了中央的“加碼”，大規(guī)模從陜西運送軍械入蜀。于是“民大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婚會，不復以年，賤鬻谷帛市金銀，埋之地中”。

出土于四川地區(qū)的宋代芙蓉花瓣紋金碗

（現(xiàn)藏于四川博物院，圖源：四川博物院）

正是在這種持續(xù)惡化的背景下，11月，張方平到達益州。他在入蜀途中便向仁宗表態(tài)，儂智高不可能帶兵入寇——大理與蜀地相隔2000余里，中間險阻重重且遍布互不統(tǒng)屬的民族區(qū)域，軍事行動幾無可行性。這種判斷并非盲目樂觀，而是一種基于地理條件和情報研判的風險評估，屬于謠言治理中的“情境還原”：先判斷謠言在現(xiàn)實中是否可行，再決定應對方式。

進入蜀地后，他首先采取了鮮明的“降溫”措施：沿途遇到戍卒和軍械，直接遣返；到成都后又解散臨時征召的弓手、停止筑城，把西北邊境移防四川的部隊撤回。這一系列舉措，讓民眾的緊張情緒自然開始回落。

同時，他公開辟謠，并下令“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用一種帶有威懾力的自信姿態(tài)向民眾傳遞信號。這既是信息干預，也是權(quán)威確認：謠言不可信，官方將直接承擔防御責任。這等于用清晰的“權(quán)威版本”覆蓋了未經(jīng)證實的傳言。更重要的是，他追查謠言源頭，發(fā)現(xiàn)是邛部川譯人策劃傳播，將其正法，同時將其同伙配流湖南。這種果斷的懲處，一方面迅速切斷了消息鏈條，另一方面使謠言的再生產(chǎn)機制被徹底破壞。

[北宋] 張方平《名茶帖》

（現(xiàn)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等到掌握儂智高早已死于大理的確切消息后，張方平更顯底氣十足。他在次年正月舉辦上元觀燈盛會，刻意“城門通夕不閉”。這種毫無遮掩的開放姿態(tài)，將公眾情緒從戒備模式拉回日常生活，讓百姓親眼看到、親身感受“危機已過”。燈會的燈光不僅照亮了夜空，也照亮了蜀人的心理空間。

張方平的成功在于，他準確識別了恐慌的根源不是軍事威脅本身，而是威脅感的恐慌放大。他通過停止制造恐懼的視覺符號、果斷切斷傳播鏈條，并輔以充滿象征意味的公共儀式，最終讓民眾的恐懼迅速降溫。

潮新聞：士紳階層對謠言的反應耐人尋味：張俞與蘇洵為何有截然不同的觀點？

黃博：這主要是反映了知識分子在謠言流行的過程中的主體自覺和局限性，他們一方面想利用自己的知識人優(yōu)勢，想運用理性分析去破除謠言的荒謬；但謠言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又使得依靠理性分析并不能得出統(tǒng)一的標準答案，見仁見智，在所難免。

具體來說，張俞態(tài)度偏樂觀，強調(diào)民眾“安居樂業(yè)”，士兵“不敢為變”，認為根源在于官府的治理，這種看法顯示他對基層社會“自發(fā)穩(wěn)定”的信心較高，很可能與他接觸到的案例和日常政務信息有關。

張俞的詩

而蘇洵則偏悲觀，著眼于民眾炫富與貧富落差激發(fā)的怨恨、軍隊系統(tǒng)內(nèi)部的結(jié)構(gòu)性沖突，認為潛在危機早已存在，這與他在地方長期生活、耳聞目睹社會微觀摩擦有很大關系，他對“表面繁榮”極度不信任。二人信息渠道與經(jīng)驗背景不同，導致推論大相徑庭。

更有意思的是，兩人對相同歷史記憶的看待方式也不一樣。張俞將王小波、李順起義等四川變亂，歸因于朝廷腐敗和治理失序。而蘇洵將這些變亂歸因于社會心理失衡與階層矛盾。這種歷史因果觀差異，使他們對“甲午再亂”的風險感知不一樣：一個覺得制度如果沒壞，百姓就不鬧；一個覺得即使制度未壞，社會張力也足以引爆大亂。

三蘇祠

（當時蘇洵正在家里教兒子蘇軾、蘇轍讀書）

盡管結(jié)論不同，士紳群體應對謠言時努力還是很真誠的。他們并非簡單地相信或否定謠言，而是試圖把謠言“理性化”、納入自己的知識體系中。二人都不采納怪力亂神的邏輯，而是把謠言轉(zhuǎn)化為“可以對策”的政治問題，從而賦予它謠言治理上的意義。

同時我們還看到，士人群體會重構(gòu)謠言，把它放進自己認可的因果框架中，從而既參與輿論流動，又不直接陷入“盲信”。但依靠理性分析并不能消除謠言的影響，即便兩人都不信“歲兇”，對社會形勢的分歧仍會讓公眾感到“專家都意見相左”，反而增加不確定性，從而給謠言更多生長空間。

潮新聞：在信息碎片化、算法推薦主導的時代，謠言傳播機制是否發(fā)生了本質(zhì)變化？對當下有何警示意義？

黃博：謠言是民意的一種特殊表達，也是古代社會的一種權(quán)力博弈。古代信息生產(chǎn)和傳播高度壟斷在官府和精英手中，民間缺乏有效發(fā)聲途徑，更難以引起統(tǒng)治階層的實質(zhì)性關注。然而，謠言這種看似無序、偶然，甚至帶有神秘色彩的流言蜚語，卻常常突破這種結(jié)構(gòu)性沉默，成為一股擾動社會平靜的異質(zhì)力量。其本質(zhì)是被壓抑輿情的非正式表達。

比如我在書中提到，“唐宋八大家”之一曾鞏將謠言與日食、地震、洪水、饑荒并列為朝廷需高度警惕的“國之大變”，視為代表“天意”的警示。這種歸類本身極具社會學意義：它揭示了統(tǒng)治精英對謠言潛在破壞力的深刻恐懼。

事實上，謠言的興起與傳播絕非神秘莫測的“天意”，而是深植于社會土壤的“人心”映射。它本質(zhì)上是一種集體行為的產(chǎn)物，是社會情緒、集體焦慮和未被滿足訴求的集中爆發(fā)。

當正式的信息渠道閉塞、社會不滿郁積時，謠言往往是弱勢群體進行象征性抵抗的一種形式。北宋“甲午再亂”謠言便是這一理論的生動注腳。它的產(chǎn)生與風靡，是四川地方社會的不滿情緒、傳統(tǒng)的文化認知框架與古代社會特有的非正式輿論傳播網(wǎng)絡交織作用的結(jié)果。

另一方面，謠言作為“原始輿情”，實際上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預警機制和權(quán)力制衡工具。它迫使高高在上的朝廷傾聽底層的聲音，促使官員更加審慎地對待地方治理和民意動向。

歷史上的謠言傳播機制跟今天并無本質(zhì)不同。當今時代，信息以標題、短視頻、單張圖片等高度濃縮的形式呈現(xiàn)，缺乏上下文，被切割成碎片，更易被重新拼接、斷章取義，成為謠言的溫床。

雖然說當今時代的信息傳播有去中心化趨勢，但隨著技術(shù)的進一步發(fā)展，平臺形成了新的“中心”，它決定了哪些內(nèi)容能被放大——如果謠言“抓眼球”，就更容易被推送到流量入口。

這跟《如臨大敵》講述的謠言故事的邏輯是一樣的，甲午再亂謠言相當于算法推薦，特供給宋代的四川和朝廷，因為這兩個群體對于四川的安危最為關心。

潮新聞：后記中您強調(diào)“聽說”在歷史重構(gòu)中的價值，將“聽覺”納入歷史研究有何意義？傳聞的不可靠性與歷史研究的嚴謹性有沖突嗎？

黃博：新文化史或微觀史學近年來對中國學界的歷史寫作影響很大，學術(shù)研究著作還是通俗歷史寫作都深受影響。我在本書中提出“歷史的聽覺”的命題，其實也是在這個背景下產(chǎn)生的，而且是有更深層面的思考。

我之前的一本書《如朕親臨》，圍繞宋代皇帝的肖像，展現(xiàn)視覺形象在宋代政治生活中扮演的核心角色，展現(xiàn)權(quán)力如何通過精心塑造的“面孔”實現(xiàn)其無處不在的滲透與掌控。這是關于“看”的歷史，權(quán)力如何被看見、被凝視、被內(nèi)化。

而這本《如臨大敵》，展現(xiàn)謠言如何像病毒般傳播，如何激發(fā)集體恐懼、沖擊社會秩序，這不僅僅是關于一則謠言的故事，更是關于“聽”的歷史，關于信息傳播的失控、集體心理的脆弱性，以及權(quán)力在應對無形恐慌時所面臨的巨大挑戰(zhàn)。

從《如朕親臨》的視覺權(quán)力到《如臨大敵》的聽覺恐慌，我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借鑒的是“感官史”視角。我們需要在歷史中去探索，如何在無聲的文獻中“聽見”喧囂的謠言？如何在靜態(tài)的圖像中“看見”流動的權(quán)力？

不過，如果把《如臨大敵》放置到聽覺史的意義上進行反思，提升的空間還有很多，比如宋代并非人人識字，聽覺在信息獲取中的地位極高，謠言的可信度往往來自“誰說的”“在哪里說的”而非書面證據(jù)。謠言往往伴隨著聲調(diào)的渲染、情緒的激化，形成一種集體心理的振蕩效應，這是我在書中討論得還很不充分的地方。

黃博自題小像

當然，視覺史依賴圖像、器物、空間布局等物質(zhì)證據(jù)，一般大家會覺得可靠性是沒有問題的，但聽覺史則沒有可以直接呈現(xiàn)的東西，因為聲音無法在歷史中保存下來，我們必須則要善于利用筆記小說、野史傳說等文字記載中“轉(zhuǎn)寫的聲音”。但這種轉(zhuǎn)寫往往帶有主觀性、情緒化甚至虛構(gòu)性，因此必須在方法上注意平衡“歷史的聽覺”中的“不可靠性”與“嚴謹性”。

首先是對各種傳聞要有史料批判的自覺，比如確認文字來源的時間、作者身份、流傳路徑（如作者是親歷者還是道聽途說），比較不同版本的相同事件，識別傳播鏈條中的增刪改動。同時還要注意分析作者敘述的立場、目的與可能的偏見。此外，對同一事件在不同類型文獻中的描述要進行橫向?qū)φ铡?/span>

[北宋]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

（現(xiàn)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不過，更重要的是，對傳聞或謠言的書寫不一定要依靠傳聞進行“客觀重現(xiàn)”，而是展現(xiàn)傳聞在被書寫、轉(zhuǎn)述過程中所承擔的社會與文化意義。我們要講述的是“謠言被誰聽到”“謠言被如何描述”“這種描述為什么重要”等等。

我們需要注意的關鍵不是謠言本身的內(nèi)容，而是它在敘述中所攜帶的情緒強度、恐慌氛圍和社會動員效應。平衡傳聞的不可靠性與歷史研究的嚴謹性，不是要“完全消除”主觀性，而是要讓這種主觀性在研究中可以被很容易地看見、可以供讀者評估。

（轉(zhuǎn)自“潮新聞”2025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