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期間，日本什么時候就已經感到無法戰勝中國了？

作者：張嵚

1：“僅僅一個中國，日本的力量就很勉強。”

1941年7月2日，日本御前會議做成了“跨出南進步伐”的決議，即把侵略的戰火燒到東南亞等國，擴大戰爭范圍。但得知消息的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畑俊六，卻直接一句哀嘆：“僅僅一個中國，日本的力量就很勉強”。

這時的日本，在中國的力量“勉強”到什么地步呢？在進入1941年后，日本大本營陸軍部，就決定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各根據地發動“治安戰”。單在這年春天，華北日軍就傾巢出動，發動了三次大掃蕩。這年八月到十月，日寇更是出動十萬軍隊，在晉察冀根據地瘋狂掃蕩。同年二到三月，日寇在蘇北地區發起“清鄉”，目標是趕走當地新四軍。但這些猖狂進攻，最終都被各根據地軍民粉碎。

而在第二年，即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的1942年，為了從中國戰場抽身，日寇還制定過兩個瘋狂計劃。一是奪取西安，1942年5月24日，日本華北方面軍做出戰略計劃，準備動用七個師團加兩個旅團奪取西安，但計劃“上奏”給日本天皇后，卻換來對方一句吐槽：“維持治安也是大事吧。”連日本天皇都明白：由于廣大敵后根據地的牽制，日寇動用這么大兵力打西安？根本不現實。

第二個計劃，就是奪取四川。這個計劃，日本大本營從1942年4月起就開始醞釀，到這年八月完成了“五號作戰”的規劃：即日本本土出兵十二萬，關東軍出兵十八萬，東南亞日軍出兵六萬，三十六萬日軍分兩路出擊，從華北和武漢兩個方向夾擊四川，甚至一舉拿下重慶。但日本參謀總長杉山卻反對說：“中國派遣軍（侵華日軍）只能按照當前任務作戰，特別要努力提高占領區的治安”。即對抗日根據地的掃蕩，才是它們此時的頭等大事。

在艱苦的抗戰相持階段里，蓬勃發展的抗日根據地，漸漸成為捆住日寇腳步的鐵鏈。

2：反掃蕩戰斗有多殘酷？

熟悉抗戰的朋友，都熟悉一個詞“反掃蕩”。但“反掃蕩”到底有多殘酷？很多人卻未必知道。

這里首先要明確一個常識：侵華日軍到底有多難打？抗戰時期八路軍一一五師某部旅長，未來的新中國大將，就曾經這樣描述過：日寇單兵作戰能力很強，三五人一組就能發起進攻，被打散之后也能各自為戰。火力極強，飛機大炮的配合很熟練，“習慣于機械化戰斗”。作戰時通信聯絡非常靈活，部隊“協同一致很迅速”。進攻時擅長隱蔽，而且作戰意志頑強，“即使剩下最后的幾個人，也不容易繳槍”。

這就是艱苦的抗戰時代，廣大根據地面臨的敵人，不但兇殘頑固，更有著極高的戰術水平。

而從抗戰相持階段起，日寇進攻的重點，就是廣大抗日根據地。以華北地區為例：僅僅在1942年這一年，華北每個地區都要遭到上萬日寇的掃蕩，平均每個日本兵每半個月就要參加一次掃蕩。1942年“五一大掃蕩”里，日寇集中五個師團的部隊，動用大量坦克飛機汽車，一路燒殺搶掠。還在冀中平原八萬多村莊，修筑了一千五百多個據點，挖了近千公里長的封鎖溝，意圖將八路軍徹底“鎖死”。

一個被俘日本兵的供述，為我們展示了當時的殘酷場景：參加掃蕩的每個日寇，接到的命令是“完全殲滅八路軍及八路軍根據地內的人民”。因此每支日寇大隊里，都要設立“放火中隊”和“撒毒小隊”，因為一路上經過的村莊，都必須要燒光，還要投毒。他所在的日寇223聯隊第一大隊，一路上就殺害了3000多人，“沿途的房子也燒光了”。

單是這一次掃蕩，冀中軍民遇害者就多達五萬多人。這種規模的掃蕩，在1942年的冀中地區，前后有75次。

這樣的景象，當時不止發生在冀中平原，而是每一塊敵后根據地都曾遭受的劫難。敵后抗戰也一度蒙受了巨大損失。以山東抗日根據地為例：1942年日寇的大掃蕩里，山東抗日根據地的面積和人口都損失高達三分之一。有的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村莊淪陷，能堅持下來的不到百分之九。一位在1942年受中央委派來到山東工作的干部回憶說：“很多地方，幾十里范圍內沒有一頭牲口”。足見局面之困難。

但就是在這樣艱苦的年代里，廣大根據地軍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克服重重困難，不但粉碎了日寇一次次殘酷的掃蕩，更逐步開創了抗戰新局面：到了1943年底，華北等地的抗日根據地，已經基本恢復到百團大戰前的版圖規模。許多根據地還組建南下部隊，開辟了中原、湘鄂贛等新的根據地。這一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廣大根據地，已經牽制了百分之六十四的侵華日軍。

無論在二戰法西斯戰場上，還是二戰歷史上，這都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軍事奇跡。

3：牛肉罐頭哪去了

全面抗戰早期，一種公認的美食，就是侵華日軍的牛肉罐頭。

日寇敢發動侵華戰爭，一大依仗就是其強大的后勤保障能力。當時每個侵華日軍，每天的伙食標準是“13兩精米、4兩精麥、4兩鮮肉、600克蔬菜”。比起中國軍隊顯然好太多。日軍的“牛肉罐頭”，也被稱為“大和煮”，以肉多味美著稱。

這樣的美食，也曾是全面抗戰八年里，許多抗日軍人的難忘記憶。1937年太原會戰，八路軍某團在沙河成功伏擊日軍，繳獲了日軍數百箱牛肉罐頭。于是接下來幾天“戰士們飯都不想吃，專吃牛肉罐頭”。一位八路軍名將回憶說，那時八路軍戰士慶祝戰斗勝利時，曾經“就用刺刀撬開牛肉罐頭，吃得滿嘴油乎乎的。”

但這歡樂場景背后，卻是抗戰時代另一辛酸的真相：八路軍新四軍等部隊艱苦的生活條件。比起日寇的伙食標準，1938年時每名八路軍戰士，每天的伙食只有一斤半小米和三錢油。而在抗戰的相持階段，即使這樣的標準，經常也不能保證。在1939年的山東抗日根據地，八路軍為了不給當地群眾增加負擔，從將軍到普通戰士，一起進山挖野菜。而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由于連年饑荒，當地經濟更困難，八路軍一度定下紀律：不能和老鄉爭野菜。

在那個時期，如果能繳獲一罐日寇的牛肉罐頭，對于戰士們來說，那是何等的重要。

但到了抗戰晚期，無論八路軍還是新四軍，一個普遍感受，居然是日本牛肉罐頭越來越少了。一位新四軍名將就曾感慨說，全面抗戰早期伏擊日軍，曾經繳獲過日寇的牛肉罐頭。“而現在日軍卻吃的是小米飯”，伙食水平直線下降。

其實在抗戰晚期，能吃小米飯的侵華日軍，都還算條件好的。日偽的報紙報道說，當時山東諸城的日軍因為缺糧，居然用野菜做“野菜團子”。《魯南敵占區留存檔案》告訴我們，當地很多日軍士兵，甚至因為餓得受不了開小差。缺糧，幾乎是十四年抗戰最后一年，中國各地侵華日軍的常態。為什么會缺糧？那就要問問當時快速發展，切斷各地日軍補給線的廣大抗日根據地了。

在日寇餓肚子的同時，以八路軍新四軍為代表的人民軍隊，卻是越吃越好。自大生產運動起，各根據地經濟高速發展，比如從1944年1月到日寇投降前，山東抗日根據地擴大耕地70萬畝，1945年全年增產糧食6億多斤。于是人民軍隊的伙食水平也快速改善，晉綏邊區行政公署的伙食標準規定：每個八路軍戰士每天小米一斤八兩，每月保證6斤肉和45斤菜，以及一斤八兩油。

所以很多抗戰老兵回憶日寇投降前的往事時，一大記憶就是“越吃越好”。抗戰老兵王永明就回憶說，1944年時他們部隊已經可以“每天三頓飯，偶爾開葷，逢年過節會改善伙食，能吃到肉”。新四軍女兵曹鳳珍在抗戰勝利前后時，部隊每次行軍“前面的部隊負責伙食，大鍋里裝著飯菜，放在路邊，后面的隊伍走過去盛起就吃，吃完接著走”。

截然不同的伙食水平，縮影了抗戰勝利的進程。

4，大反攻的前奏

在人民軍隊的成長歷程里，1944年7月1日，絕對是一個重要日子。就是這一天，中共中央向全黨全軍發出了整訓指示。各大根據地，從此開始了一場重大運動：練兵運動。

為什么要練兵呢？全面抗戰爆發后，八路軍新四軍給人的一個重要印象，就是裝備差。比如1937年的八路軍120師，全師九千多人，只有四門迫擊炮和四千多支步馬槍，平均每個戰士只能分到29發子彈。同一年完成整編的新四軍，全軍一萬多人，只有一門炮。由于缺彈藥，新四軍一度規定，每個戰士戰斗中只能打三發子彈，否則就要被處分。

改變這個困境的，就是各大根據地高速發展的軍工業。在克服重重困難后，到了抗戰晚期，許多根據地已經能自行生產高價炸藥、炮彈、槍械等裝備。1943年之后，僅一個晉察冀根據地，每年高級炸藥產量就高達24萬公斤。平射炮等攻堅裝備也在各支部隊里陸續普及。人民軍隊的裝備條件不但日益改善，而且日趨正規化。因此也面臨著一個重大任務：從游擊戰向正規戰轉變。

因此，也就有了從1944年7月起，這場對人民軍隊戰斗力影響深遠的大練兵運動：以曾經裝備慘淡的120師為例，其358旅經過1944年105天的冬季練兵，步槍射擊命中率提高了近一倍。士兵投彈距離從25米提高到近41米，部隊“狀態轉換時間”從15分鐘減到2分40秒。無論基礎作戰素質還是整體戰術素養，幾乎都是飛躍。

如果再對照六年后朝鮮戰場上，那支被驚嘆為“人類輕步兵巔峰”的志愿軍。我們可以說，這場大練兵，是一個重要階段。

而對于抗戰勝利來說，這場大練兵，又是重要的前奏。從1944年夏天至1945年8月，經過各根據地的局部反攻，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已經遍布全國19個省區，總面積近100萬平方公里。敵占區的侵華日軍，大多已經被牢牢壓縮在少數中心城市。1945年8月9日，隨著《對日寇的最后一戰》的發表，人民軍隊隨后開始了大反攻，歷經近一個月奮戰，收復縣以上城市150多座，切斷敵占區大多數鐵路交通線，為中國抗戰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5，大反攻前的鬼子兵

在《對日寇的最后一戰》發表前，那些長期盤踞在中國戰場的日本兵，又都是什么心態呢？

1945年春節時，晉察冀根據地某位司令員奉命去晉察冀分局開會，返程的時候，他特意從日寇的兩個大碉堡中間穿過去，碉堡里的日本哨兵也看到了他們，卻是裝看不見，眼睜睜看著這支八路軍小分隊大搖大擺路過。負責護送他的八路軍干部，還在日寇碉堡前，霸氣扔下一句話：“不要緊，他們（日本兵）沒有機槍和擲彈筒，只要他敢出來，我們就收拾他。”

只這一句話，就可見這碉堡里的日本兵，窘到什么地步。而此情此景，在當時中國各地的淪陷區，并不罕見。

八路軍老兵劉同太回憶說：在1944年春天的山東抗日根據地，一個叫鈴木的日本小隊長，為了逃避參加“掃蕩”，居然多次挖空心思裝病。他曾經把瘧疾病人的血抽出來，打到自己身上，讓自己感染瘧疾。為了讓自己發高燒，他還猛吃蓖麻子花，結果高燒“如愿而來”，可由于他吃得太猛，直接導致發燒到癲狂。如此玩命，就為了不上戰場。

日本兵都這么“聰明”，昔日為虎作倀的偽軍們，也跟著變“聰明”。抗戰時期曾在沿河城一帶從事地下工作的游擊隊員王樹瑞回憶，1943年時，當地偽軍和八路軍打了幾次仗后，都紛紛學乖了，說“八路軍的子彈長了眼，專打穿黃衣服的鬼子，不打咱中國人。”這年11月，平西游擊隊對沿河城警務段發起攻擊，偽軍們集體當了縮頭烏龜，周邊的鬼子也只是在外圍放槍，不敢支援，干看著游擊隊拔完釘子后安然撤離。

而在侵華日軍老兵齋藤邦雄的筆下，進入1943年后，他所在的日軍獨立15旅團某大隊，士兵們自殺、自殘等事件激增。而當地八路軍的活動也日益頻繁，以至于“（日軍）依然疲于防守而無力進攻”。而到了1944年，其旅團駐扎在河北保定的司令部“每天晚上都會接到無數要求派兵過去的電話”。注定的末日，已經離他們不遠了。

這些抗戰勝利前夜，零零碎碎的細節，也同樣昭示了一個無可置疑的真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廣大敵后根據地，是支撐抗戰勝利的中流砥柱。

了解這場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就可以從我們偉大的根據地開始。

這是大生產運動時期，陜甘寧邊區的開荒統計

這是大生產運動里，根據地開荒生產

這是大生產時期根據地的合作社

這是黃崖洞兵工廠的生產情況

這是八路軍兵工廠生產復裝炮彈

這是八路軍烈性炸藥的生產實況

這是八路軍生產出制造迫擊炮彈專用的碳素材料

這是山東根據地生產的炮彈

等待動手術的八路軍傷員

（上根據地的一天 鏈接）

參考資料：饅頭大師《歷史的溫度》

國家教委基礎教育司《屈辱的歲月，奮斗的征程》

（熱血山河叢書）《將領講述：八路軍抗戰》

白孟宸：《全面大反攻》

呂軍《偉大的敵后抗戰》

胡德坤《中國抗戰與日本對華政策的演變》

楊成武《楊成武回憶錄》

劉同太《日軍驚恐厭戰二三事》

王樹瑞《我在沿河城三年的地下斗爭》

《根據地的一天》是一套獻禮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的圖畫書，巧妙選取“一天”為視角，以真實人物為原型，通過造地雷、截物資、巧選舉、制肥皂、遞情報等精彩故事，展現山東抗日根據地、江南抗日根據地、晉察冀抗日根據地、陜甘寧邊區、東江抗日根據地艱苦、火熱的生活，及根據地人民信念堅定、蓬勃向上的精神風貌。本套書引領孩子從真實可感、富于細節的生活視角回望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斗爭、建設以及少年兒童的成長，同八十多年前的根據地少年做跨越時空的對話，從而更好地理解偉大的抗戰精神——那是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更是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

著者張嵚，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新媒體“作家老張讀書會”主講人，原微信公眾號“朝文社”主筆。從事歷史類書籍創作，已完成書稿500余萬字，文章多次入選中高考模擬題與真題。出版圖書《了不起的中國軍事》《不容青史盡成灰》《明朝原來是這樣》等。榮膺第八屆、第十屆、第十一屆當當影響力作家稱號。

繪者梁帥，畢業于山東藝術學院動畫系，現為插畫師。代表作有《于都阿秀》《一學就會的古文分級》《張貓貓折紙星球歷險記》《真理的味道》。長期為期刊《放學后》供稿。

繪者陳達鵬，廣東佛山人，畢業于肇慶學院。在校期間熱衷數碼手繪，在數字畫布上反復打磨筆觸與技法。畢業后從事博物館、電腦、出版等領域的插畫創作，擅長以精準構圖搭建敘事框架，并進行細節刻畫。曾參與廣州市文化館、電白區博物館、杜甫江閣等場館的圖畫創作。

繪者黃嘉民，出生于廣東省廣州市，祖籍臺山，畢業于廣州美術學院油畫系。現從事藝術創作，作品涵蓋博物館相關繪畫、展陳藝術設計繪畫以及書籍插畫等多個領域。作品曾參加廣州設計周、深港城市建筑雙城雙年展等頗具影響力的藝術展覽。出版《天工開物少兒繪本》《朱德的扁擔》等。

繪者劉麗，自由插畫師，畢業于福建工藝美術學校，進修于北京電影學院動畫學院。從事童書封面及插圖的繪制工作，并為國內多家知名兒童雜志長期供稿。作品有《忙碌的晚上》《金色的魚鉤》《糖人王》等，為期刊《超級寶寶》等繪制圖畫書《蒲公英和毛毛蟲》等。

繪者蘭田雨，山東青島人，2025年畢業于山東藝術學院。本科期間開始接觸圖畫書創作，因熱衷中國傳統繪畫，研習綜合材料與當代視覺語言相結合的藝術表達方式。已出版圖畫書《抗日英雄王二小》等。